提要　梁启超的一生以思想善变著称，尤其对东西文化的认识，更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客观形势的改变而不断变化。本文通过具体的史实对梁启超中西体观的变化过程及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以期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东西文化的特质能有所帮助。

关键词　梁启超 东西文化 戊戌变法 进化论

中国自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以来，西方文化的强大冲击，迫使中国文化不断在被动中进行自审，中西文化孰优孰劣，遂成为一个世纪话题。近代历史上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几乎都与西学的冲击有关。在1915—1927年，思想学术界还展开了东西文化论战。陈独秀、李大钊、杜亚泉、蔡元培、胡适等人都参与了这场论战。梁启超更是这场论战中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今天，在人类即将迈入21世纪时，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眼光投向东方文化丰厚的资源，以整合西方文化。因此，进一步探讨梁启超中西体观的变化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回眸近百年前梁启超对中西文化的认识过程，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看待东西文化的特质或许有某些有益的启示。

在近代的思想家中，梁启超以思想善变著称，尤其他对中西文化的认识更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客观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大致上可将他的中西体观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他就学于万木草堂后至戊戌变法失败前。这是他对西学有初步认识的时期，中学在其头脑中根深蒂固，因而其文化观仍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第二阶段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时期，这期间他广泛接触了西方学术思想，开始大力宣扬西学，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中西文化的选择上，突破了中国文化的本位主义，成为以西学为本位的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家。第三阶段是在欧游归来，梁启超重新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中西文化观再度变化，突破了何为“体”、何为“用”的思维模式，设想融合中西文化的精华，再创一种新的中国文化。

一、梁启超对西学的初步接触是在从师于康有为就读于万木草堂期间。在这之前，他受的是系统正宗的传统教育，６岁便已读完“四书”及《诗经》，“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1岁时就考中了秀才，16岁时便登科举子。由此可见，梁启超传统文化功底之深。1890年参加会试落第的梁启超在陈千秋的引荐下拜康有为为师，开始了在万木草堂４年的学习。1892年他曾于“国学书籍之外，更购得江南制造局所译之书，及各星轺日记，与英人傅兰雅所辑之《格致汇编》等书”，[2]读后感触颇深，受益匪浅。在课堂上，梁启超已经开始学习声、光、电、化等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当时，康有为在讲中国数千年学术源流及历史政治及沿革得失时，常“取万国比例推断之”，[3]所以梁启超在学习中国文化时，也获得了不少有关西方政治及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经过４年的学习，梁启超终于从对西学一无所知渐渐地转为对西学有一定的了解，这在当时的一般文化士子中，也算是得风气之先了。

但在这时，梁启超在思想文化功底上仍是以中学为主。因为康有为虽在讲学时，常引西方社会及历史文化方面的成例，但在他眼里，西方但凡是好的东西，中国皆古已有之，他援引西学并非要用以取代中学，而是企图用以稍补中学之不足。梁启超就学康门，其最为致力处当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并在康有为的影响下，不久便表述了带有明确“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义蕴的思想主张，认为“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4]后来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把这一思想明确表述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尽管梁启超这时的思想同洋务派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就社会历史观而言，两者相距甚远。洋务派的终及目的是要维护封建专制，而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影响下，信奉的是汉代公羊学派创立并经历代今文经学家发挥的“三世”说。按照这一学说，人类社会是沿着“据乱”→“升平”→“太平”这样一种轨迹向前发展的，这显然是一种进化论的观点，梁启超对此深信不疑。甲午战后，梁启超又接触到了西方的进化论学说，逐渐开始了从讲求“中学”到讲求“西学”的重大转变。

二、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出逃日本。从此，他的思想面貌、知识结构、学术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如他在自述中所说：“自东居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与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5]

在戊戌变法前，梁启超虽然在舆论界影响很大，甚至康梁并称，但思想却没有跳出康有为的窠臼。尽管在办《时务报》时，他已成为人们心目中最富有西学知识的思想家之一，但平心而论，在他个人的知识结构中，西学实在只占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地位，只是受西方进化论影响多些，还没有直接接触到多少西方的学术思想。到日本后，“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6]从此，梁启超才逐渐增长了西学知识，悟出了一些西学真谛。同时，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变得比以前更加激进。

梁启超在日本先后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在办报的头几年是梁启超思想最为激进活跃的时期。这期间他广泛涉猎了日本人翻译的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思想剧变，逐渐抛弃了戊戌时期他所津津乐道的“公羊三世”及“孔子改制”一类说教，接受并系统阐述了近代西方的一整套社会政治学说、伦理观念和学术思想，同时，主张对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展开批判。在戊戌时期，梁启超虽曾极力主张变通科举、废除八股、兴办新式学堂，把开启民智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传统儒学的深厚背景及学养使他不敢轻易地离经叛道。当时他对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介绍，多半是在“国粹”的旗帜下，通过把外来的一切说成是中国固已有之的方式进行的。而流亡日本后，他意识到“今日之中国，凡百有形无形之事物，皆不可以不革命。”[7]并且，他开始反对把西学纳入中国的本位文化体系，厌恶以西学依傍中学，以今人依傍古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应当接受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检验，主张在从事政治革命的同时，对中国传统的思想学术文化“不可不有所破坏”。这些主张，是在充分意识到社会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相辅相成的关系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标志着梁启超思想及学术文化的重大转变，对于仍然沉溺于传统学术文化中的中国民众，无疑具有思想启蒙的积极作用。

1902年，梁启超的流亡生活已接近三个年头。当他对日本以及西方国家社会革命成功的原因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之后，他对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的探析便进入到一个新的层面。此时，他所看重的已经不再是个别人物的思想与作为，甚至政府的治国方略，在他心目中也已下降到次要的位置，一个国家政治的好坏，关键在国民。基于此，他于1902年创办了《新民丛报》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他的“新民说”，同时，将他对西学的认识融入到他的“新民说”中。在论述公德与私德、竞争意识与冒险精神、权利思想与自由主义价值观时，无不渗透着他对西方政治思想文化的认识与借鉴。尤为可贵的是，他率先进行了比承认中国在制度文明上落后于西方更为困难的近代化历程中的跨越，使中国人向西方人学习由制度的层面上升到了精神文明的层面。

三、1918年12月—1920年01月，梁启超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欧洲之行。目的是为了“求一点学问”，“拓一拓眼界”，亲身体验一下西方文化，探索中国未来的出路。他先后考察了美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欧洲之行的最大发现是“西洋文明的破产，东方文明的价值，‘新文化系统’的重构。”[8]

当梁启超结束欧洲之行回到上海时，当时国内正展开规模浩大的中西文化论战。梁启超曾经广泛介绍过西方文化并对之一度极为推崇，此时，又从欧洲刚刚考察归来。这对于论战中主张西化的一方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不少主张用西方近代文化来改造甚至取代中国文化的人都希望梁启超站在西学的立场上，为他们呐喊助威。然而很快他们就失望了。梁启超回国后在吴淞中国公学首次发表演讲时，便宣称自己欧游的最大收获是恢复了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意识到了“中国固有之基础”“最合世界新潮”。随后，梁启超以《欧游心影录》为题，将其欧游的见闻和观感连载于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上。在向国人介绍巴黎和会以及战后欧洲各国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同时，明确表示了自己对于西方文明新的认识和看法。

一战后的欧洲社会生产破坏、社会混乱，人民穷困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梁启超看来造成欧洲这一历史悲剧的原因与西方近代文明有直接的关系。科学给人类带来了物质财富，物质财富又反过来刺激人类的消费欲望，从而引起弱肉强食的竞争和战争，而战争则使人类家破人亡。他在《欧游心影录》中写道：“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渴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到幸福，反带来许多灾难……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不仅如此，“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义、尽善尽美的代议政治，今日竟会从墙脚上筑筑摇动起来。”这样，建立在物质文化基础上的，以自由民主和代议政治为象征的西方精神文明也在梁启超的心目中一齐崩塌了。

科学的成功和物质的进步，为什么会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人类惨剧呢？就是人类除了有对物质文明的追求外，还有对精神的追求。一战之后，西方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世外桃园的中国”，在哀叹西方文化破产的同时，希望东方文化重现光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梁启超开始了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在他看来，东方的文明，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文明，以物质为出发点。而西洋文明不可能像中国“孔、老、墨三位大圣”那样，求理想与实用的一致，“图心物调合”，物质与精神的有机统一。外国人在大战后才开始觉悟和认识到的东西，中国的老祖宗早在两千年前便已有睿智的体认。这充分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闪光内涵和永恒价值。

这时梁启超思想认识上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并不是简单的复古或倒退，也并不是简单的“中学”、“西学”何为体，何为用的问题，而是在对中西文明有了深厚的了解，有了重新认识和比较后的一种升华。此时，他所设想的是要融合中西文明的精华去构建一种“新文化系统”。当然，在这种新文化系统中，中国文化注重精神的物质占有很大的比例，因为在物质文明的时代，人类所患并非物质的贫乏，而是精神的饥荒。“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我认为东方的——中国与印度——比较好，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9]

那么在梁启超重新认定东方文化的价值后，是否对西方文明完全排斥了呢？不是，他并不排斥物质文明，对于科学，他也仅仅想划定它的适用范围，反对科学万能，但并不反对科学本身。他认为西方人讲求科学精神，注重科学方法，为中国所不及。在改造传统文化和构建新文化系统的过程中，需吸纳西方文化中的这些长处，“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的文明。”他还主张将中西文明的化合分为四步：“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来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10]

总之，欧洲之行，梁启超不仅重新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而且发现了强调自身文化价值对于增强民族自尊心所具有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始终是以中国的“现代化”为前提的。

应该说，对于中西文化的再认识表明了梁启超思想上的成熟，摆脱了早年的幼稚。但同时也揭示了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中国几代改革者内心的矛盾与复杂的心理。他为了救亡图存，抵御侵略，从理性出发，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同时，又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抛弃历史感情、文化传统和心理平衡。中西文化相排斥、相容纳、相融合的复杂转变过程是梁启超探索中国近代化道路的痛苦思考后的结果。

通过对梁启超中西体观变化过程的认识，可以发现，梁启超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地改变并充实自己，使自己的思想认识不断地臻于完善，不僵化、不保守，这一点，或许是对今人的一个重要启示。更应注意的是，不管梁启超的思想如何善变，中西体观怎样变化，始终不变的却是他一腔赤诚的救国救民的爱国情怀。

注释：

[1][3]《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

[2]《曼殊室戊辰笔记》，《梁启超年谱长编》。

[4]《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5]《饮冰室合集》二十二。

[6]《论学日本文之益》，《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

[7]《新中国未来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八十九。

[8]《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之115页。

[9]《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饮冰室文集》之四十。

[10]《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