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永州取消了对唐慧的劳动教养。自舆论对永州市公安局的决定形成声讨之势、湖南省政法委成立调查组之时，这样的结果几乎就没有悬念。此前沈阳市迅速调整政策，商户停业风波得以化解。舆论和基层抵制迫使地方政府调整决定的情况越来越多。

　　民间力量自下而上的行动导致地方政府纠错，渐成“模式”。其对解决具体问题见效之快，比自上而下的调整还要迅速。有人认为，这些一个个具体案例，构成了“自下而上的改革”。它们改革的不是体制，而是重塑权力的边界、权力与民众的关系等根本性元素。

　　中国的改革总体上是自上而下推进的，民间的一些活跃因素，也需得到自上而下力量的激发和认可。民间力量以对立的方式影响基层政府的行为，这是中国稳定状态下的全新现象。它反映了公民意识和力量的崛起，“民”和“官”的关系在深刻变化。

　　这种自下而上的推力，显然已是中国进步的合力之一。这种力量的出现在全球化时代大概已无可避免。至少到目前，它对体制和整个国家的触动总体上是正面的。什邡、启东、永州、沈阳各地的尖锐情节刺激了各地官员的反思，对纠正官员们的作风具有一定强迫性力量。

　　然而自下而上的改革力量永远都有自身的问题，它冲动，很容易过激，它是制造民主的力量，但非民主本身。此外从世界范围看，自下而上的力量在一定条件下还有政治失控的风险，具体的民生诉求有向破坏性政治对抗发生转变的基因。

　　中国自上而下的改革必须加快速度，与自下而上的力量形成对接。今年这几次对具体问题的快速解决还算不上这种对接，它们更像是救火式的临时熄灭。官方的让步是为了息事宁人，由此带来的制度性改革尚不明显。

　　然而官方与自下而上的各种诉求进行汇合的愿望是明显的。官员们对民间激进情绪的理解在增多，认为官方需要加紧调整已进入主流意识形态。改革的紧迫感在官员中实际相当普遍。

　　怎么改？对决策机制、加强官民沟通以及建立有效监督机制谈得最多，一些建议谈得也很具体。但打破阶层固化，创造更多的阶层流动和阶层之间的信息交换大概也很重要。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太少，利益分歧和感情隔阂是必然的。

　　自下而上的力量自发性很强，形成自我克制很难。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良性汇合，主动权在官方的手里。打破利益的固化，坚定地朝着草根利益接近，官员们或者主动这样做，或者在越来越激烈的舆论压力下被迫这样做。

　　必须指出，中国的改革再也不像30多年前那样，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中国今天和今后的改革完全裸露在美国和西方对华施加的各种影响之下。中国官方的主动性会因此削弱，自下而上的动力受到外部一定程度操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中国民间需要一批有影响、也有责任感的意见领袖出现，使自下而上的力量逐渐具有自我反思和调控能力，既推动自上而下改革，也更准确地认识它，与它协调。只有这样，中国的改革才能最终结出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