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人们是否已经注意到，当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大转型的关键性的历史节点时，从执政党高层到中央及国务院各部委，正在出现一种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读书氛围。

继习近平去年在中共中央党校做了关于努力学习历史的长篇演讲之后，本年初，一位中共政治局常委又与中央机关的部级干部共同参加了关于中国宋代历史的文化讲座。笔者的一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某研究所负责人的朋友还透露，不久前，数位学者曾联名给国家领导人写信，希望国家能重视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教学与普及工作。这封信受到高层的重视，并且迅速给予了积极回应。

中国执政党高层为什么会在今天提倡学习历史呢?这其中难道有什么特殊原由吗?今天营造的这种学习历史的氛围与以往中共多次提出的类似号召又有什么区别吗?要回答这些问题，还应从中共执政党特别是今天领导层的现状以及中国所处的国际关系现状中寻找答索。

众所周知，今天中国省部级以上领导层年龄多在50一60岁上下，他们大多皆为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生人。在其所受的基本教育中，中国历史课程所占比例十分有限。而在这十分有限的历史知识中，外国历史文化知识更是微乎其微。不仅如此，由于在中国内地的历史教学中，长期以来受阶级斗争观念的主导，以至使丰富复杂、气象万千、波澜起伏的历史变成了单向的、机械的阶级斗争历史，这就给受教育者灌输了大量的片面的史学知识，也导致了人们在以史为鉴、为镜的同时，却在观察现实社会、分析当代问题上带上了片面、偏颇甚至偏激的有色眼镜。片面、狭隘的历史观和十分有限的历史文化知识，给作为新生代的中国各级领导人造成了一种潜在的精神内伤。

这种潜在的精神内伤，其表现就是在观察和处理各种社会问题时的盲目，就是在对外交往特别是在介入世界事物时或茫然无知或刚愎自傲。这些表现的本质就是知识上的匮乏和文化上的愚昧。很显然，只有高度重视对中外历史文化的学习，才能使中国新生代领导人彻底解决这些问题，获得与一个世界大国执政者相称的文化身份。

卡尔.马克思曾经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知识，那就是历史哲学。这句话是否有些偏颇呢?人们当然可以见仁见智地加以评论。笔者在这里只是想说明，历史哲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理论和历史思辩是一种集人类知识于大成的综合性学科，是任何一种专门性的知识所无法取代的学问与学养。中国高层领导者既然担负着统领全局的任务，学习这门综合性学科不但理所当然，而且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中国各级决策部门都曾经把各行各业的专门家作为自己的选任对象。在这种选任原则指导下，一大批技术专家走上了领导岗位，各项工作也确实收到了不少成效。但是，人们不久就发现我们又在重复一条西方国家和苏联都曾经走过的理工科“技术专家治国”的老路。

这条“老路”的弊端就是使人们忽略了社会管理和组织的综合性，极易陷入技术型的线性思维泥沼，甚至走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维误区。中国领导层今天要想扭转这种状况，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学习历史哲学，从单纯的经济或单纯的技术层面跳将出来，尽快填充历史知识和历史理论，弥补人文社会科学上的欠缺不足甚至空白，在头脑里支起系统工程的架构，才有可能全面提升综合管理能和全面实施的能力。

当然，学习历史就要学习“信史”，换句话说，就是要学习那些真实可靠的历史知识和片面性较少的史学观点。

无疑，只有信史才对今天的人们有真正的借鉴意义。笔者在这里说的信史既包括有不被后人删改的历史原貌，也包括抛弃了长期统治新中国史学界的苏联史学观点和单纯的阶级斗争观点的正确的史学理论。

如前所述，如果我们的省部长们能在那堂宋代历史讲座中，听到对中国宋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情、民族矛盾、周边关系和国际环境的综合分析，就一定会明白，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即便有高速发展，也不会自然而然地消除内忧外患。繁荣并不是社会稳定的天然代名词。相反，如果统治者处置不当，社会财富的增加甚至会成为分配失衡、官场腐败、社会奢靡、招引外侵的诱因和温床。宋代出现的这种“繁荣中的危机”不是同样值得今天的中国人引以为戒吗?事实上，遭遇这种繁荣中的危险期，不但古代有之，现代亦有；中国有之，外国亦有之。前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也可以算是一个“繁荣的危险期”。那时，该国的国力雄厚，军力可与美国一争高下。然而，勃列日涅夫为首的领导层却不思进取，未能抓住有利时机进行经济与政治改革，不去改善民生、改变僵硬的经济模式，而是任其官僚特权阶层的利益固化，同时不惜耗费国力大搞军备，以至导致国家陷入困境并最终解体。几十年前在我们的北方邻国发生的历史悲剧，难道不也是医治今天某些中国人盲目乐观的清醒剂吗?

笔者在这里要特别提到学习世界历史尤其是世界文明发展史的极端重要性。这种极端的重要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源于两个基本事实。

一个事实是中国人对世界历史知识的极度缺乏；另一个则是正在大步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对世界历史知识的急切需求。

前者的成因是中国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以及封建士大夫式的自傲造成的盲目排外；即便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也由于冷战的存在，世界历史在中国人的知识构成中仍然是一片荒野。正因如此，我们今天在与世界打交道时才会时常出现种种可笑可悲的失误与误判。譬如，我们有许多官员经常把四大文明古国挂在嘴上，并且总在比较了这些文明古国后会骄傲地加上一句诸如“只有中华文明最有生命力，它不但没有中断并且延续至今”。首先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就显得十分狭隘而且伤人，古罗马古希腊难道不是文明古国吗?其次，古代文明的延续、继承与传播是一个自然与有机的过程，只有被广泛传播的文明才是最有生命力的文明。当代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哪一方面没有西方文明与阿拉伯文明的印记，这难道不是这些文明生命力依然旺盛的明证吗?可见，只有学习并深谙了世界文明历史，才不再会附和这种荒谬的见解，也才会摆脱中国晚清封建文人猥琐与自恋的心态。

一位曾经陪同中国国家主席访问美国耶鲁大学的友人告诉我，耶鲁大学给人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就是那里的入学新生，无论你报考的是什么专业，都必须首先学习美国历史和世界文明史。也正因为它的每一个学生都有这样的学养和视野，才使他们日后与众不同。无论是未来的总统还是诸如斯特里普和斯比尔伯格这样的国际级影星导演。

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我们把今天中国的领导干部学习历史视为一种补课，那么，学习世界历史文化就应该是一种急用先学的“恶补”和“狂补”，这也许就是此次学习与中共历次推动的学习活动之间最大的不同和最鲜明的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