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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国摘录(98)       
强国摘录(98)
[ 作者:觉远    转贴自:诚正民族精神研究所    点击数:1457    更新时间:2011-12-20    文章录入:admin ]

 

    从亚里士多德到牛顿,西方的思维方式是一脉相承的,就是把问题系统化、抽象化、简单化。不像中国的思维方式,就是阴阳什么的,它不去把事情背后那个道理想明白,不要搞得太清楚,不要有一个清晰的答案,一切都是不确定的。科学从西方传入中国,也没有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人是实用主义,把牛顿定理拿来用,但不去想定理背后的东西。所以,中国要创新,就要从思维方式上改变。

不过这也需要时间段。你看日本,它是在泡沫爆了以后,整个社会的心态才平和下来,才开始反思,然后二十年里出现很多诺贝尔奖得主。中国从历史上到现在,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就是政府,它始终是一个官僚社会,以前是官僚农业社会,现在是官僚工业社会,核心一点也没有变。

——谢国忠

 

西方社会就非常简单,所有人都围绕两个参照系来生活,一个是法律体系,一个是宗教体系。个人是自由的,个人也有限制,但限制是你看得到的,就像你知道自己在一个游泳池里水是什么样的,然后你愿意蛙泳、自由泳都随便。中国不一样,非常复杂,没有个人,个人不自由。

——谢国忠

 

长期以来,全球化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共赢的。但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感觉了。发达国家多年来享受廉价商品,现在由于失业,发达国家面临痛苦的收入问题。发达国家的未来看起来更糟。

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让中国感到头痛,全球化的各种压力却对中国的出口经济造成更多威胁。中国目前需要缓解全球化的紧张局势。关键是要限制政府调动资源实施投资的权力。中国经济中最不寻常的现象就是政治经济。除非中国限制政府滥用权力配置资源,否则,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紧张局势将进一步加剧,并可能在五年内酿成贸易大战。

虽然美国对人民币升值施压是水杯中的暴风雨,但是,中国必须启动政治经济改革,以应对全球化的紧张局势。否则,风暴会真的来临,只是时间问题。

——谢国忠

 

中西之间的文化结构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异,西方有基督教信仰,有一个清晰的彼岸意识和来世观念。而中国人的世界观是世俗的,现世就是生活的全部。

比如,中国人讲人生的三不朽,就是立德、立功、立言,还有人生的理想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有这些项目,都是现世的价值,现世的成功就是终极的成功。

——《为什么中国人只肯认输,不肯认错  李铁

 

世界上有没有绝对的正义?这一点在西方的文化设定中是没有疑问的,因为有上帝的存在,超验性的宗教支持了绝对正义的观念,而且这种正义因为有了神圣的渊源而超越时空,成为一种绝对存在的共同价值规范。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并非完全没有绝对的超验的正义观念。比如中国人有天道的概念,儒家有青史留名的追求,民间也有“举头三尺有神明”的说法,在引进佛教之后,也有了因果和来世的观念。这些观念都提供了一些超验性的价值,对现世的功利主义追求保持了一些制衡。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文化中这样的制衡远没有西方那么主流和明确,而且在设定上有着先天的缺陷,导致这些制衡力量相当脆弱。比如中国传统虽然讲天道,但人自己就能通天道,这直接可能导致伪善,导致正义的神圣性的降低。

——《为什么中国人只肯认输,不肯认错  李铁

 

西方人认为上帝是绝对神圣的,而现世世界没有神性,二者是绝对对立的。人最大的努力也只能是人,不能变为上帝,这就阻断了通过个人的心性修为达到与神合一、拥有神性、成圣成贤的可能。因为这将是对上帝的最大的亵渎,是被造物的狂妄,是最大的“罪”。

中国人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反过来也可以说,圣贤是可以没有过错的,既然“人皆可以为尧舜”,如果自以为是圣贤,自然也就死不认错,更别提什么忏悔意识和耻感了。

中国文化的这种设定,使得正义的绝对性、神圣性大打折扣,用人创造的规则管人,其高度和约束性也显得不足。

——《为什么中国人只肯认输,不肯认错  李铁

 

与中国人爱谈人性善恶不同,西方人认为人性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段历史。人人生下来都背负有原罪,所以人人都可能堕落和犯罪,这没什么可耻的,可耻的是不知罪,不承认改过和忏悔。因此,人永远需要反省和忏悔,人的伟大就在于能够克服原罪不断向善。

在西方文化中,恶是起点,善是终点;恶是现实的,善是潜在的,道德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至于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要走完一生,到了上帝那里才能由上帝来评判。西方文化里讲“要论断事不论断人”,所以他们往往就事论事,做错事的人并不受到歧视,只要忏悔认错、改过自新就好。

——《为什么中国人只肯认输,不肯认错  李铁

 

所以在今天,任何对新技术的漠视与排斥,不论以何种理由,都是一种对历史的无知、对时代的扭曲、对发展的曲解、对国家的不负责任。我们再也不能与新技术失之交臂了,真正的技术与意识形态无关,与利益集团无关,真正的技术有助于国家的发展,有助于人的自由。拒绝新技术,最终的结局必定是被这个汹涌的时代抛弃。

——《中国再也不能与新技术失之交臂  苏小和

 

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和平,醒醒吧,做着和平梦的人们,整个世界发展史有超过一半的时间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和平是在一方取得绝对优势的时候的强者所拥有的,弱者只有被蹂躏被践踏,看看伊拉克吧看看阿富汗看看利比亚,卡扎菲呼吁和平他得到了什么。没有力量就没有和平。

——《防务短评:历史证明战争才是中国唯一出路》

 

整个世界就是每个国家不断的积聚力量然后发动战争,胜利者要不断的积聚力量保持强势,弱小者要积聚力量随时准备反戈一击,这就是这个世界每个国家都对力量有着不可遏制的需求,经济服务于军事,军事服务于经济。只要我们把握好使用力量的限度,我想战争不但不会成为我们的负担,还会为我们带来预想不到的收益。

——《防务短评:历史证明战争才是中国唯一出路》

 

纵观世界历史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没有几个是靠着“主动”发动战争起家的,请注意我说的是发动战争。英国和美国都是战争的参与者而不是发动者,英国是在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争中获得海上贸易的主动权,美国是在“被参与”战争的,虽然美国政府一直是战争的狂热者,但是大部分战争美国都有充分让人信服的理由,也就是所谓的“道义”战争,美国从不是打着所谓生存空间的发展受限或是经济发展的原因。当然排除美国初期侵占墨西哥大片领土和占据西班牙的一些亚洲的殖民地的战争(这些战争都是些局部的小战争或是当时国际局势所影响)。日本和德国是典型打着要拓展霸权和优等民族要统治世界或是民族生存空间的幌子直接发动战争的侵略者,他们的战争事实上是不得人心,最终要获得失败。德国在战争后痛定思痛的反思令人感动,其反省之深刻也令人深思。二战后与强邻法国的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胸怀足以见得战争是可悲,绝对是下策中的下策。孙子兵法中的审慎用兵值得任何时候的任何民族借鉴。

——赢秦帝国

 

历史的发展是前进的,而不是无限循环的重复,毛爷爷说,我们正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正在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那么,我们不妨尝试一些新的思路和走新的路线,常备不懈和穷兵黩武不是一会事,老祖宗早就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念,所谓上兵伐谋,动不动就挥拳头的做法早就不灵光也不时兴了。和平,是个相对的概念,相比较西方,我们现在就是和平时期,而且这个时间越长,对我们民族越有利,打仗说起来容易,真要打起来,伤的是自己,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叫的凶,真要上战场了,能够不拉裤子就算好汉,爱好和平的中国人,不会到处炫耀自己的武力,我们要做到的就是把自己的实力扎实的建立起来,一旦需要,就是不打你,也吓死你!30年,我们与世界列强的差距越来越小,那么我们还有啥理由怕时间不够?总有一天,这些失去的土地会回到祖国怀抱,但觉得不是单纯的依靠武力。好战必亡,这也是历史!

——司徒汉

 

秦在春秋时期,为中原各国所不齿,一直都被当作外夷。但是秦经过几代君王一百多年励精图治,最终在战国末期统一中国,笑到最后。新中国从建国到现在,才60多年,从积贫积弱,到现在虽然小有成就,但温饱问题仍然还没有完全解决。
南海问题,表面上看是中国和部分东盟国家之间的较量,实际上是中美之间的博弈!就目前中国国力而言,远没有达到和美国彻底撕破脸的能力。

——szxiaoht

 

只有打胜的战争才是出路,失败的战争,如希特勒和东条英机的战争不是出路,而是死路。

——asd65673

 

战争能力是一个国家生存与尊严的根本保证。没有强有力的战争机器只能受欺负。晚清就是先例。

——狼牙四哥

 

中华帝国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何去何从,我们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老兄,中国人的性格是不挤兑到一定程度是绝不会开战的,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中国主动进攻过别人都是被欺负到一定程度才反击的,是中国人就必然是这个本性,放心,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即使你努力想不打仗,历史最终会把你推到风口浪尖的,这是任何人任何政权也违逆不了的。

——支持卡扎菲

 

多年的历史证明南海争端中国如果不能快刀斩乱麻解决的话,其结果是越来越麻烦,越来越复杂。和谈已经证明不是中国的明智之举,中国政府应当清楚地认识到目前的处境,怕事只怕是越来越有事。因为我们面对的一群不是哪种讲道理的国家,他们不是来和你解决问题的,其目的是来抢地盘的。老毛说过;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迎接它的只有猎枪。

——三水共

 

民主之国的长处在于用人行政可以集思广益,顺应民情,君主不能肆虐民众以满足一己之私欲;亦能防止官员仗势欺人贪污腐化;其弊端则在于朋党角立,互相争胜,不能团结一致,甚至可能因私人恩怨而伤害国家利益。

 

君主之国的长处在于:权力集于一人之手,倘若得到圣贤之主,其功德岂有涯哉!其弊端则在于:权力上重下轻,劳役民众有如牛马,民情不通,公论难伸,君主一人不能周到全国,误事不可胜数。

——薛福成

 

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

——邓小平

 

物质贫穷、社会落后不是社会主义,文化衰败、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理解:经济社会发展最后必然要以文化的标尺来界定,而文化有其自身的特性,政治和经济的规律不能替代文化的规律,衡量文化的标准也不能完全是政治或经济的标准。当前我们增强文化自觉和自信,不仅是对自我传统文化和时代文化的肯定与坚守、传承与创新,更是以前所未有的开阔胸襟和广阔眼界来面对全世界的各种文化。我们当及时破除一直以来存在的一些洋迷信土迷信,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我们的文化信念和文化追求,显示当代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自觉担当和自信气度。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大国崛起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文化现象,不仅是经济增长,更是文化繁荣。中国的崛起,民族的复兴,都需要文化的力量作为支撑。

——毛晓刚

 

文化需要产业,譬如出版业、报业等,但是精神类创作是不可以产业化的,否则就不叫文化,而叫工厂了。

——张廷皓

 

十年可以让一个人老去,但是十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对于一段历史来说又算的了什么?写文章并不要求言辞激烈,说的好听,整天就写打和骂,难道我这么写就是在装孙子吗,有没有意义?不管国家现在怎么样,社会现在怎么样,我们现在的确丧失了一些东西,的确做的很窝囊,但是你要记住,你是个中国人!作为中国人就要去承受!作为中国人就应该有信仰!就应该相信自己的国家有能力能处理好眼前的事情,国家内外现在成这个样子,你我都在急,可是出现的问题需要政府理智的去解决,同时需要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理解,最起码不是你我想怎样就怎样,我再说一遍,作为我个人发表的评论,我觉得现在国家的走向没有问题,只是需要时间进行内外调整,一个政策的落实,调整,与成效是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同样,一个国家越大,所要考虑因素的也就越多,在她走在崛起路上的时候是非常脆弱的,经不起折腾的,还有,我也用这一句牛话告诉你,中国现在做的就是要隐忍发展,中国现在做得对!等这段时期结束以后,等待我们敌人的将是一剑封喉,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e121512

 

腐败对一个国家和军队的摧毁是最大的。这么发展下去,国家和军队只会越来越脆弱。为所谓的崛起、复兴,忍耐装孙子,在我看来只是个口号响亮、不负责任的借口而已。好的都是自己的成就,烂摊子都留给下一代,有些问题越拖越复杂。

——e121512

 

腐败问题是每个国家都面临的一个问题,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腐败问题在中国永远解决不了,因为中国人的基因里虽然有坚韧,但从来不逆来顺受绝对服从一项规矩,这是我们民族前进的动力,腐败问题解决不了,你说当官必贪,这点我赞同,我要是当官,我也贪污,实话实说,谁不想这辈子让自己和子女生活的好呢?但是有一点要做到的是,我在天天吃山珍海味的同时要让老百姓每天保证能吃上一碗肉!清官又怎么样呢?你就是清廉的每天只喝稀饭,但老百姓连糟糠都吃不上,他照样反你!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中国现在需要有能力的官员!不需要清廉的废物,更不需要恶贯满盈只进不出的寄生虫!但是你说到天能解决吗?只能希望我们高层的智囊去处理了,中国社会经历几千年,政治活动非常复杂,这是西方世界所不能比拟的,一项政策的落实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的过程,但我觉得,新中国成立才60年,单纯作为一个时代来说,他依然还是具有生命力的,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无药可救。

——whr501shi

 

我们现在最大的敌人就是,国家与人民的利益要求不统一,甚至已达到了极端矛盾的地步,这一点与当年的晚清已极其相似,国家和人民要高度重视,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云中客来

 

以优良的环境吸引人才,通过优秀人才的影响力和创造力让社会更美好,这才是通往超级大国的起点。

——王冲

 

言论开放了,人的思想会逐渐宽容,国家也变得更有承受力。

——王缉思

 

我们还普遍没有进行过如何包容对手、如何与他人辩论、如何理性表达等公民化训练。

习惯对骂不对话、习惯暴力不合作,有其深刻的原因。首先是经济变革带来的利益分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变革节奏加快,使得原来“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显著分化,权威的社科机构按照占有社会资源的多寡划分了社会结构: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到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无业失业阶层。从社会阶层的分野可以清晰看出,利益分化成为最显著的时代特征之一。事实也正是如此,中国的改革大业正进入利益深刻调整的深水区,利益成为不同群体阶层种种价值取向、思维思考、观念观点最主要的出发点之一。一旦不同阶层之间的畅通流动受阻,一旦不同阶层之间缺乏互相融合的文化与渠道,结构上的冰冷与鸿沟必然导致彼此的不信任、无好感,最终弱者一方就会自然运用“弱者的武器”,软暴力、语言暴力很容易成为宣泄不满的武器。其次,在长期的文化传承和国民教育中,我们匮乏多元文化下如何互相容忍、融合、合作的因子,也缺乏运用逻辑理性而不是感性宣泄进行论争的传统。几百年来深刻影响国民性格的有根深蒂固的“夷夏之辩”,西方文化在很长一段时期成为中土强烈抵御的洪水猛兽,而辛亥革命也是通过满汉矛盾而积聚人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影响渗透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当年阎锡山治下“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谁说不是这种文化的一种衍生?而其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由于出身、历史、成分不同而导致的悲剧,使得立场、站队成为一种判断是非对错最基本的思维模式。虽然经过了30多年改革开放的砥砺,但由于利益的取舍、潜规则的作祟,加之社会转型下的制度不健全,我们还普遍没有进行过如何包容对手、如何与他人辩论、如何理性表达等公民化训练。因此,当下许多领域不同群体间便出现层出不穷的“精神分裂”和语言暴力,甚至行动暴力也时有发生。

——《思想的价值成于对话败于对骂  马九器

 

我们的文化从来不鼓励我们去研究失败的原因。我们只看表面现象,不看背后真正的原因,这种只看表面的民族是浮躁的。因为我们看什么事情,不往深里去挖,不看真实的东西,不看本质的东西,只看表面现象。

——《中华文化的两个小问题投机与浮躁  郎咸平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没有错的,这个没有人会有意见。在这种博大精深的外衣之下,我们谈谈小问题。我认为中华文化有两个小问题,第一个小问题,投机取巧;第二个小问题,浮躁。

——《中华文化的两个小问题投机与浮躁  郎咸平

 

一个国家如果他的企业好的话,他的文化艺术一定是最好的,比如说美国,美国的企业好这是很明显的,那美国的好莱坞呢,那种文化与艺术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是你不可想象的。那在亚洲你们认为哪个国家会继日本之后会成为亚洲经济方面的强权国家呢?韩国!在你研究韩国企业之前,请你先研究一下韩国的文化。韩国文化的创造力是值的我们关切的,比如说,他曾经拍了一个电视剧叫大《大长今》。《大长今》讲的是一个非常烦人的故事,就是在皇宫的一个后宫,一个厨房中女人的故事。如果今天你要我郎咸平来拍的话我只能拍两集,就拍不下去了。可是韩国拍了80集,而这个电视剧不但是在韩国热播,在日本,在我们内地甚至西方各国也热播造成很大的影响。在台湾也出来了一个新的题材,一个姓许的韩国人画了一本漫画书叫《食客》,也是非常有创造力,这就是韩国文化。不要简单的看韩国文化,而是要一个国家的企业要做的好首先必须要有超强的创造力,而文化艺术方面是首先表现出来的,所以你看这个国家的文化艺术好不好,就能判定这个国家的创造力如何!

——《中华文化的两个小问题投机与浮躁  郎咸平

 

城市是建设在地势开阔而交通便利的地方,而城市的中心通常就是一个广场。在广场的四周,通常分布着市政厅,城市的主要教堂。然后,整个城市沿着这个广场向四周辐射出去。在欧洲,除了几个相对较新的城市之外,几乎看不到像北京那样横平竖直的城市格局。因为,欧洲的城市就是以广场为中心发育出来的。

可以想象,几百上千年前,有一群摆脱了封建关系束缚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他们从事手工业或者商业。因此,他们的聚集之处就成为一个市场。为了便利交易,他们在市场周围兴建房屋,自然地围合成一个广场。在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有宗教信仰,因而,他们会在市场中建起教堂。商业活动是需要管理的,最初他们通过行会进行自我管理。后来,随着事务变得复杂,各个行会推举的代表聚集在一处讨论问题、作出决策,这就形成了市政府,很自然兴建起市政厅。也许还应当加上法庭。交易总会带来纠纷,而这种纠纷经常是按照市场中的惯例解决的。

这样,一个新兴城市就以市场-广场为中心逐渐发育出来,商业、宗教与自治性政府同时存在于广场。人们在这里进行商业活动,在这里从事宗教活动,在这里讨论公共事务。在这样的城市,市场先于城市,自治先于政府。也因此,广场是市民全部生活的中心。广场是自治的象征,广场意味着市民是城市的主人,城市是由所有市民按照“共和”的原则进行治理的。

——《欧洲中世纪城市的广场与自治  秋风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落后首先表现为精英的落后,精英的落后又首先表现为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的落后。具体而言,中国人有五大思维缺陷:一是不读书不学习,爱耍小聪明而缺大智慧。二是严重缺乏逻辑和数学思辨能力。三是爱贪占小便宜的心理常使他们利令智昏。四是难以割舍的“救世主”情结使他们不断走向被奴役和自我奴役之路。五是只问目的不问手段使这个社会自由、公正、高效率的规则很难真正建立起来,陷于内耗和动荡而不能自拔。其中最要害在于逻辑和数学思辨能力的匮乏。

中国人爱耍小聪明而不注重大智慧。2010年我国国民年人均阅读图书只有4.25本。而同期发达国家的人均年阅读量都在10本以上,以色列、丹麦、瑞典等国甚至高达四五十本。中国是个酒肉之国而非阅读之国,甚至有很多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因酒肉过多而“为革命伤身体”。人的差别在业余时间,尤其是晚上8001000。但中国人信奉“关系就是生产力”,多数业余时间耗在吃喝、打麻将等应酬上,那是为了结交关系。向复杂的人际关系借力,而不是向知识、智力、规则、规律和时代发展潮流借力,属于耍小聪明而缺大智慧。

中国人普遍缺乏逻辑和数学思辨能力。缺乏逻辑和数学思辨能力的民族,就是遍地博士也改变不了低智商的命运。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古老的国度,这个国家七成国民是文盲,但其位于世界尖端的IT产业和生物制药业却十分了得。这个国家就是印度。

当中国各地都在热火朝天地努力招商引资做世界工厂的时候,印度却在那儿悄无声息地为世界“生产”一流的智慧和大脑!印度的秘密在于,教育首重逻辑,从小到大,没有标准答案的教育方式,更有助于从根本上培养完整的思考能力及逻辑方法。在印度,不论是哪一类型的课程,考试的方式一律都是申论题。非对即错、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对于印度学生来说可能是不可思议、极度陌生的。

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先生谈美式教育时也认为,思辨能力的训练才是美式教育的灵魂。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课堂表述和辩论,自托儿所开始,老师就给小孩很多表述的机会,让他们针对某个问题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跟别人辩论。另一方面,就是科学方法这项最基本的训练,多数校区要求所有学生在小学四、五年级时都能掌握科学方法的实质,这不仅为学生今后的学习、研究打好基础,而且为他们今后作为公民、作为选民做好思辨方法论准备。“别小看科学方法训练的重要性,因为即使到现在,我经常碰到国内的博士研究生,甚至是所谓的科学家,从他们做研究、思考问题、写论文的方法上,很难看出他们真的理解科学方法的本质和基本做法。”“中国经济转型需要教育的转型,需要培养兴趣丰富、人格完整、头脑健全的通识公民、思辨型公民。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恐怕只能继续是给世界提供低级劳动力的工厂。”

早在一百年前,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先生就认为,西方文明、民主、富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逻辑的发达,中国人要学习西方文明,首先就要从逻辑开始!

一个人失去逻辑思辨能力,一个人就失去独立思考和创新的灵魂;一个国家和民族失去逻辑思辨能力,这整个国家和民族就失去独立思考和创新的灵魂。

三是爱贪占小便宜的心理经常使得他们利令智昏。中国人多爱贪占小便宜,尤其是占公家便宜时脸不变色心不跳,开着宝马奥迪住经济适用房毫无愧色。四是难以割舍的“救世主”情结使他们不断走向被奴役和自我奴役之路。贪占便宜心理和“救世主”情结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因此可以结合在一起来说。房价高,他们就一再呼吁政府提高越来越多的保障房,然后挖空心思申请或者骗购到一套远低于市场价的保障房。他们总希望有一个全知全能至善至德的神替自己安排好一切。这叫利令智昏。他们不去想另外的问题,政府是不创造财富的,只分配财富,政府掌握的分配权力越大,腐败可能也越烈:同时政府分配还要大量行政成本,这一切都要摊在纳税人身上。羊毛出在羊身上。你在这里点了点小便宜,一定在那里被政府收了更多的税。

中国人似乎都是贱骨头,受虐狂。物价高,呼吁政府加强监管;食品安全,呼吁政府加强监管;环境污染,呼吁政府加强监管,总之不管遇到什么麻烦,都是呼吁政府加强监管,把政府当成了无所不能无所不善的神。其实多数时候,政府是麻烦的制造者而不是麻烦和问题的解决者。现代政治学理论认为,政治是必要的恶而不是必然的善。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的一个数据可以作为上述判断的实证:从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推算,中国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此数据量化了中国的吏治腐败和司法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所以,一个海晏河清的社会,首先是要全社会盯紧权力,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而不是让政府拥有无限权力,让权力来处处钳制市场和民众。

——《中国人的五大思维缺陷  童大焕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美国总统布什

 

中共的转型,一如中国的转型,其发展早期相对比较容易,而到了一定阶段则会遇到难以跨越的瓶颈。就中国的转型而言,下列三大转型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即:一、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三、从相对封闭的社会向日渐多元、开放的公民社会转型。三者都很迅速,但都不彻底且遇到了巨大瓶颈。今天中国的所有问题,都跳不出上述三大转型所遇到的瓶颈。

作为开启和领导中国上述三大转型的政治力量,中共面对上述三大瓶颈,技术操作层面做得相对比较成功,而一旦进入技术背后的制度层面,就显示出在方法论、进程乃至方向的一系列困惑。而这些困惑与其说是策略上的困惑,还不如说折射了中共在自身转型进程中的困惑。

今天的中共在自身转型中遇到两个最大的困惑:一、随着经济大潮的蔓延,中共日益失去其原有的精神气质和灵魂;二、如果说过去中共靠夺取政权和疾风暴雨式的统治方式赢得本身并无任何私有财产的人民的支持,那么今天当中国绝大部分民众已经或开始拥有私有财产,并继而产生日渐多元的利益分化的时候,中共如何赢得全体人民的支持,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执政课题。中共作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包括党内廉洁),若不能回答并解决这两个根本问题,那么就都是舍本求末的策略之举而已。

就上述第一个困惑而言,中共原有精神气质和灵魂的丢失,看上去似乎是一些党员的党性修养不够,其实却来自中共面临的内外环境和建党基础的深刻变化。革命时代的中共以推翻剥削阶级为己任,人民往往从共产党员的身先士卒中感受到共产党的理念。但今天的中共则正在领导中国走向以物权(亦即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共同富裕和法治之路,再加上在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没有做好市场与政府的分离,因此政府和执政党在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中难以置身度外,革命时代的精神气质和灵魂的丢失,就几乎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这些瓶颈和困惑,在欧洲早年的左派政党身上就已发生过。欧洲早年的左派政党同样以消灭剥削阶级为己任,但二战后的西欧却是一个私有制和法治日渐完善的格局,这催生了大部分欧洲左派政党的第一次转型。与此同时,左派政党却以其公平、正义的理念,通过民主机制的参与,以“蚕食”的方式一步步完善了今天的欧洲资本主义体制。进入新世纪,由于原有的公平、正义等写在欧洲左派政党旗帜上的目标基本实现,欧洲左派政党又面临第二次转型。

——《九十年中共:如何注入灵魂和谨慎转型?  邱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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