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植植物营养体的意识最早出现在印度、缅甸接壤的热带地区。这里地理环境非常多样化，植物种类丰富，可吃的东西选择性很强，一年到头都有植物生长，一年到头河里的鱼虾都很多，因此驯化的意识在这个地区产生的很早。之后驯化植物的意识遂由这里进入中东、中国等地，并在中东的野生小麦分布区和黄河一带的野生狗尾草分布区产生了驯化的作物。驯化出可以种植的农作物以后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在哪里种植可以产量最高，种子能长得最大？物理上讲能量守恒，化学上讲物质平衡。野生状态下，阳光、土壤、温度等条件没法改变，当时还没有化肥，也不知道用动物的粪便来当肥料，唯一可以控制的就是水，再把土壤松了使土层变厚，进而使根生长得更发达，吸收足量的水。只有找到一个水土条件好的地方，农业才能进一步发展，进而促使经济发展并最终出现文明。因此文明出现的地方不一定就是农作物出现的原生所在地。拿小麦来讲，原生地在中东，其西南面的非洲地区是荒漠，降水很少，草都不长，更不用说农作物。但这里有尼罗河。尼罗河的优势在哪呢？它每年夏天涨水，5月份水开始来，到10月水才退去，洪水把两边的农田都淹没。这恰恰和小麦的生长期配合得很好，小麦10月份以后种，到第二年的4、5月收获以后，那时候正好水来了，并带来上游的大量泥沙，泥沙沉淀下来后无形中给土壤撒了一层肥料，水下去了以后正好种庄稼。另外还可以自由灌溉。虽然小麦生长期天上滴水不下，但在尼罗河涨水水位升高的时候可以在高处挖一个大坑，水退去之后，这个坑就把水贮存起来了。由于水在高处，农田在低处，只要在这个池塘开一个口子，水就自然流下来灌溉，不用的时候就塞住，实现了人工控制浇灌水。由于以上这些因素配合得天衣无缝，所以到现在的尼罗河还是一个小麦高产地。这里的缺点是两面是荒漠，南面是高原有瀑布，尼罗河下游是三角洲，外面的人要进来不容易，形成了一个天然封闭的环境，为三十一个王朝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但是一旦外面有了新的交通工具可以穿过沙漠，比如马和马车，还有其他的武器，抵达埃及后就会对当地造成巨大的冲击。波斯帝国这个地方，既可以种庄稼，又可以放牧，他有很多游牧民族的特性，军事力量很强，侵入埃及后，结束了埃及封闭的三十一个王朝的统治。接着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又来了，好几次的冲击，把埃及冲垮了。
巴比伦的“双子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利斯河，两条河的河床高度不一样，西面的幼发拉底河河床高，东面的底格利斯河河床低，所以可以引水灌溉两河之间的土地。但相比埃及这里的环境略逊一筹。这里的水主要是依靠山上的冰雪融化，要等到3月以后，正赶在小麦生长的后半期，而前半期是靠冬雨，因为是地中海气候，冬天下雨。这些条件也很适合发展农业。小麦收割了以后，没有别的农作物可种了，土地就完全裸露，不像埃及有大水淹没，容易出现盐渍化。所以伊拉克两河流域的王朝经常南北摆动，一个时期靠南，一个时期靠北。农业区两边是草原，游牧民族会经常来冲击，受外来民族骚扰，最终文明也中断了。
印度河上文明消亡的原因还不清楚，印度河北面是阿富汗，西面是伊朗，东面是喜马拉雅山。阿富汗、伊朗都是游牧民族，现在大体认为很可能是山地的游牧民族下来把印度文明冲垮了。其后印度河的文明转移到恒河一带。恒河流域是热带雨林气候，形成了后来不同于印度河流域的文明。
我国是南方长江流域驯化了水稻，北方黄河流域驯化了小米。因为南方水稻生长对水田、地形（即地面要求平整）与供水排水条件（水多要排，水少要灌）要求高，而北方小米靠天上降水，地形限制小，种植面积容易扩大。而且在广大的华北地区，黄河中下游气候与地形最适合小米生长，所以当时这些地方的农业面积与产量都超过了南方的水稻，因此夏、商、周三朝的文明都出现在北方。夏朝的首都在洛阳，商朝在郑州和安阳，周朝在西安和洛阳，三朝首都的核心地方一直延续下来，不像巴比伦前后摇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南面是长江流域，北面是草原。如果说要对黄河的文明造成冲击，那主要可能来源于这片草原，但当时并未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此时在北方干旱的地区没有可以驯化的野生羊，因而使游牧民族出现的时间得以推迟。羊是从中东传过来的。在巴比伦和埃及，牧业和农业同时发展，驯化动物和植物同时进行，也就是农业和游牧民族同时出现，两者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产生矛盾，游牧民族武装力量往往很强，就会把农业民族的政权和文明冲断。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从草原到黄河流域有很长一段距离，而且隔着山脉。游牧民族最先对中国产生冲击是在西周末年，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周幽王为获褒姒一笑而点烽火，最后被游牧民族冲垮，犬戎进来把周幽王杀了，把褒姒也抢了。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冲击，这时候夏商周已经过了一千年，农业民族的政权已经相当稳定，国家强大，经济也很发达，这时候的游牧民族的冲击只是使西周东迁而没有使文明中断。之后春秋战国诸侯国出现的矛盾，是农业民族内部的斗争，不是与外部文化的斗争，楚国和吴越，代表长江流域文明。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也是建立在各国文化面貌相似的基础上，假如没有共同的基础，秦始皇统一文字等命令，恐怕也很难实行。至此，持续了五百多年的分裂最终得到了统一，这使我国文明不仅没有像埃及、巴比伦那样被游牧民族冲垮而中断，反而使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汇合在一起获得了新的发展。
欧洲在埃及与两河文明以后出现希腊和罗马文明。希腊维持了三四百年，罗马帝国维持了八百年。我国一位很有名的文化学家钱穆提出，希腊是“有民无国”，有希腊民族而没有希腊国家；罗马是“有国无民”，有罗马帝国而没有罗马民族；中国是“有国有民”。地理条件上，希腊是半岛，地形是丘陵，周围有很多小岛，早期形成很多邦国，比较大的有三千到八千平方公里，比如斯巴达、雅典，最小的一千平方公里左右。所以希腊四分五裂，始终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一个个小城邦各自拉帮结派，内斗得很厉害。内斗了很长时间之后，国力大量消耗，结果被北面的马其顿亚历山大统治。罗马帝国在意大利半岛上，它吸取希腊的教训，不能搞内斗，而是采用建立同盟的办法，打败别人以后不一定要消灭人家，而是签订条约，联合起来。联合有各种不同的等级，也有不同的权利义务。这样罗马很快把意大利半岛统一起来，并征服了东面的希腊和南面的北非，把整个地中海统一起来。但是罗马有一个缺点，就是意大利半岛没有农业基础，没有大的平原，所以它必须占领埃及、巴比伦来提供农业基础。罗马的军队很强，都是由罗马的国民组成，军队打胜了，奴隶、金银财宝这些战利品大家分，所以战争等于是在做买卖。罗马军队打仗时纪律性很强。军队组成方阵，前面一排拿着盾牌，就形成一堵墙，第二排的人拿长矛，再后面的人拿更长的矛。假如打败了就要受处分，处分方法也很奇特，士兵排队报数，报到十的就要砍头。罗马因为经常打仗，当兵可以作为一生的职业，当兵后不能再回去当农民。士兵退伍的时候国家会供给退休金，渐渐退伍的军人成为政府很大的负担。在军队中，士兵往往联合起来把军官推翻，选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这样士兵控制了军官，军官也就借此用利益控制士兵为其争权夺利，这使得罗马的制度发生变化。政权的领导人受元老院的监督，代表平民利益的保民官有否定权，以预防下层人民的权利受到侵犯。在这种政权组织之下，罗马很快发展起来。但随着罗马国家越来越大，管理也就越来越复杂，原来的民主制逐渐走上君主制。希腊与其相反，是由君主制逐渐走向民主制。
中国夏商周以后，形成什么样的机制来管理这么大的国家？夏朝的时候中央政权只能直接控制管辖首都区域的范围，以外的地方就是半自由的地区，今天你听中央的话，可以向中央交纳税收，明天你就可以不听中央的，你要过去打他，就得跑很远。到了商朝的时候，随着中心的扩大，可以利用的财富越来越多，军事力量强大，周围的人害怕就会多听中央的话。到了西周又改变了，周围的诸侯多是同一家族的人，跟周王是亲属，有兄弟、侄子、叔叔等。西周要垮台了，大家都得垮台，政权利益上是一致的。把这种血缘等级关系放到行政管理上就是，兄弟到地方当诸侯，侄子侄孙可以在诸侯下面当卿大夫与士。把政权的等级和家族内的辈分远近相对应，使国成为一个家，家成为一个国，所谓的“国家”，就是家的扩大。把国作为一个家来管理，除了需要国家的法律，还有就是感情，国家的王是诸侯及其下面的官员的父辈、祖辈，所以你就要听我的。采用这种方法，加上周围没有跟它相抗衡的政权，使周得以稳定发展。秦始皇时期发生转变，发现家族式的管理由于年代长，其辈分的影响也削弱了，于是分封制改为郡县制，官员职位不能继承，从宰相到县长都由皇帝来任命，干得好继续干，干得不好你就滚蛋。这有一个前提，官员在思想上要忠于君主。忠君、尊老等文化传统此时已经形成。从秦始皇到唐朝，汉族能战胜匈奴，就是靠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加上传统文化的支撑，使匈奴难以进入中原，只能在长城以外活动。魏晋时外族虽然占领了黄河流域，但是他们发现要统治好，只能进行改革，要说汉语，穿汉族的衣服。正如钱穆所说，中原正是因为有国有民，加上文化传统而没有出现古希腊、古罗马的结局。
罗马帝国和希腊垮台以后，欧亚大陆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西罗马垮了，东罗马还存在，后来叫拜占庭。首都在土耳其君士坦丁堡，从黑海出口到爱琴海到地中海，水上交通便利，往来的商品交换频繁。黑海北面是乌克兰大草原，这是个粮仓，拜占庭利用了这个条件又维持了几百年。其后阿拉伯半岛上的游牧民族阿拉伯人兴起，利用了埃及和巴比伦的农业基础，发挥游牧民族军事力量，以中东为基地，顺着北非进入西班牙、葡萄牙，再向北发展进入法国，与当地兴起的法兰克王国打了一仗，才使阿拉伯人停止前进，否则整个欧洲都被阿拉伯人占领了。由于地理距离上太远，交通不方便，很快阿拉伯帝国就分裂了。亚洲草原兴起的蒙古民族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打到了巴格达，把阿拉伯帝国消灭了，后来中亚的游牧民族突厥人来到中东消灭了拜占庭，占领欧、亚、非三地，建立奥斯曼帝国，这又是游牧民族以该地农业民族建立的国家。
成吉思汗为什么能够打到欧亚，有几个原因：第一，成吉思汗把整个蒙古高原统一后，为了防止以后再度分裂，就把各个部落集团打散，再重新组织混在一块，一百个人成一个小单位，十个小单位设立一个千户长，再到万户长，成为一个大单位。第二在战术上，蒙古的骑兵一个人不是骑一匹马，而是两到三匹，骑了一天马也累，所以换着骑，就能维持前进的速度。第三，步兵打仗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是成吉思汗的骑兵不需要后勤，因为配备的两匹马中至少有一匹是母马，母马可以得到马奶。另外带着干粮，也就是黄米，黄米比小米略大，煮熟以后晒干，装到袋子里，大概十几二十斤。部队到了一个地方就挤马奶，加水加盐把奶煮熟，把黄米往里一泡就可以吃，所以不需要后勤。进入农业地区后就更简单了，可以利用农民的粮食。他们每人还带着一根绳子，骑上马以后，用绳子把两条腿绑在马肚子下，这样人骑在马上就不会掉下来。这个快速部队可以一天24小时连着走。一个大马队，后面的马拴在前面马的尾巴上，只要前面的马走，后面的马就自动跟上，骑兵就可以伏在马背上睡觉。这个部队不但战胜了南宋，而且一直打到波兰、巴格达，对西方造成了冲击。在中国，成吉思汗的子孙统治中国以后最初有个想法，要把华北平原的农民不是杀掉就是赶走，把整个华北平原全部变成一个大草原，这可以使蒙古人的生活维持原状。结果发现不行，后来还要依靠农业民族，一切的社会制度只能按照农业民族的传统来。忽必烈开始改用汉族的习俗。蒙古人虽然统治了中国，但他也逐渐被汉化，强大的中国文化可以转变其他的民族。后来清朝满族统治了中国，但仍然不能改变汉族的文化，反而自己被汉化了。与西方的文明相比，中国尽管遭受冲击，但由于其地理条件所形成的坚实农业基础，人口众多，加上传统文化深厚，结果使中国文明不仅没有中断，反而融合了入侵的游牧民族，扩大了疆域并一直存在下去。
在西欧，那里的气候条件与地中海不一致，原来这个地方种植的是黑麦和燕麦，大家知道苏联人爱吃黑面包，就是黑麦做的。黑麦适合生长在气候寒冷湿润的地方。小麦适应这样的气候要花很长时间，等到小麦适应这里的气候以后，黑麦的种植面积越来越小，现在只有俄罗斯还种植。小麦的种植使西欧出现新的农业基地，为欧洲出现新的国家创造了条件。但过去欧洲生产粮食很困难，收获量很低，一粒小麦种下去只能收八粒到十粒，而中国当时可以收二十到三十倍，效益比欧洲高。中国最早用牛马来拉犁耕地，怎么才能拉？你们可能都不太了解了，是用一个架子架在肩膀上，而欧洲人没有想出这个办法，是用一个套子套在牲畜的脖子上，牛马一用力就无法喘气呼吸（笑声），所以由于耕作技术的原因而造成了低产。荷兰、比利时在莱茵河的下游，原来是大片的沼泽地，他们发明了风车，利用风的力量天天抽水，把水抽干了，原来的沼泽地才发展起来农业。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从美洲运回来了土豆、玉米，土豆适合高寒冷湿的气候。欧洲很多国家现在还是天天吃土豆，把土豆作为主要食物。有了小麦、土豆，农作物产量增大，对欧洲以后的工业化发展起到很大促进作用。
这时候的中国，只能养活五、六千万的人口，超过八千万就会出问题。一个王朝垮台了，和政权的衰落及贪污腐化有关，但背后的原因还与人口的增长超过了粮食、环境的承载力有关。汉朝的时候人口是五千万；唐朝时大概六千万，那时候南方的水稻发展起来了；宋朝的时候接近一亿；明朝的时候超过了一亿，因为中国当时引进了几种粮食：花生、白薯、玉米。这三种农作物的引进非常重要。比如花生，当时黄河经常泛滥，给两岸带来很多泥沙，土地变成沙地以后，就不能种庄稼了，小麦小米都种不了，成了荒地。但这里却是花生的高产地，荒地变成良田了。另外中国人口多，农业没有牧业配合，人很少能吃上肉。人是杂食的动物，既需要植物营养也需要动物营养，而花生提供了植物油，补充了肉食营养的不足。其次白薯，南方洪水灾害如果出现在七月的话，把农作物淹没后，就没办法再补种庄稼，因为没有一种庄稼能够在8月份种，11月收。所以发了洪水后，到第二年春天饿死人的现象很多。但白薯的引进解决了这一问题。由于白薯生长期短，产量很高，明朝的时候将它当作救荒救灾的食物大量种植。还有玉米，南方种水稻是在水田中，要求地要平，土要厚，并且要能供应充足的水。可是南方有很多丘陵、山坡地，山上没有水，做成梯田要费很大的人力物力，而玉米却可以在这些山地、丘陵地大量种植，充分发挥了土地的效用。这几种新的作物品种使农业土地利用得更充分，它们不占用原来的土地，还把原来不能利用的土地用上了。因此明朝末年人口达到一亿，清朝康熙年间达到两亿，乾隆年间达到三亿，后来达到四亿。四亿人口超过了环境承载能力，就出乱子了，太平天国运动就爆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是五亿，现在是十三亿人口。这么多的人口对中国影响很大。中国没有进入联合国以前，联合国开会，有人提意见了，中国有八亿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一还多，没有中国的联合国就不能代表世界。中国的人口在这里起了一定作用。王朝周期性与人口数量有关，现在我们可以用新的办法来解决人口与粮食的矛盾。解放后粮食的增产是国家非常重视的问题，五亿人口增长到十三亿，原来平均一人有三四亩地，现在只有一亩多地，靠什么养活这么多人？毛泽东提出“四五八”，就是黄河以北一亩地四百斤粮食，淮河两岸五百斤，长江流域八百斤。现在的南方水田一年可以产近一吨。毛泽东时代靠水利，利用大量的人力建水库，开水渠。到文化大革命后期粮食供应变得很紧张，80%的人口种庄稼，来养活非农业的20%的人。70年代以后靠改革与化肥。现在有袁隆平，利用生物基因。过去外国人说中国人可以填饱肚皮，可是没有肉吃，因为肉要靠粮食转化。怎么办？北京以前一年只能种一季庄稼，解放前只能种小米，不能种小麦。小麦在9月份种，而那时候不下雨，小麦不浇灌几次水没办法在冬天生长。后来利用电抽水才解决北方冬小麦种植的问题。可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小麦5月收，6月份种什么呢？种玉米的话因为生长季短有点危险，假如碰上早霜寒潮，玉米刚长穗，那就完了。早点种但是小麦都还没有收。现在用地膜覆盖的方法解决了玉米生长速度的问题，还可以种两季。这对增长饲料与肉食创造了条件。
中国的文化，从甲骨文来看，商朝的时候迷信思想很强，可以说是神权统治。到了周的时候改为礼制。最后中国没有走向神权政治，而是走向礼制，避免了欧洲中世纪宗教统治带来的弊端。中国的文字很有意思，是方块字而不是拼音文字。西方没有单字，只有词，而汉字有单字，比如“共产主义”，以前没有这个词，但是这几个字很早就有了。中国后来很少出现新字，而新词是不断出现，中国的字比英文少多了，字没有变，而是组合成新词。与西方不同，中国的字与发音没有太大的联系，西方只要学会拼音就会读字，扫除文盲一个星期就完成，而中国要逐字逐字的认识。汉语文字表达的内容多而分量最少，比如联合国的文件，英文、法文的分量都很多，中文的分量最少。中国的文字能够包含不同的发音，所以中国的方言非常多。西方在中世纪的时候大学讲课，整个欧洲都不用翻译，因为大家都用拉丁文，书写也都是用拉丁文。但拼音的话音变了字就变，而汉字音变了字不变。你学了汉字就等于把传统文化思想学会了，文化就能继承下去。
从以上的情况来看，文明起源是通过农作物而与地理环境相联系，尽管有些地方环境相同，但缺乏可驯化的野生植物而未能出现文明，故产生了汤因比的质疑。我国是由小米和水稻农业的发展产生了中华文明。当时我国北方的草原缺乏可放牧的动物，游牧民族的出现晚于农业民族，所以埃及、巴比伦的文明受草原游牧民族的冲击而中断时，中国的夏、商、周反而得以持续发展。当西方的希腊与罗马文明兴起以后，受到北面的蛮族入侵而因“有民无国”与“有国无民”的不足而走向消亡。可是秦、汉、魏晋时期的中华文明虽与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等发生冲突，中华文明却能以强大的经济和人力与之对抗，当其入侵时不仅因地域辽阔而有回旋地，还能以其“有国有民”的文化优势把游牧民族融合于中华之中，所以不仅未蹈罗马与希腊的厄运反而出现唐朝的兴起。在中世纪时，当阿拉伯与突厥游牧民族利用中东的农业基地建立阿拉伯和奥斯曼帝国时，东亚的蒙古与满族也入主中原建立元、清两朝。但不同的是，前者是新的文明，而后者是原中华文明融入新的血液而具有更大领域和更新的发展。这充分说明中华文明不仅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强大的经济基础、众多的人口的优势，还因其文化的基础与包容力形成了新的中华民族。
当欧洲由于农业新基础的出现，加上地理大发现促进了商业发展并最终形成新的工业文明时，中华文明却因新的农作物促使其人口新的发展而产生人口压力。西方工业文明在向东亚扩张中，中国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文明受到极大的冲击，但并没有如奥斯曼帝国般解体，而是在百年衰落之后迎来新的复兴。这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又一次经历凤凰涅槃而获得新生，并进入世界大国之林。
中国的文化当然也有不足之处。郑和下西洋的时候，船队有两三万人，其中一艘大船上可以装下上千人，即使放在现在也算是大船。船队还发明了密封舱，假如某个地方破了进水，整个船照样可以航行，相比之下，西方到了18世纪才有密封舱，但哥伦布却能率领三条船，九十多个船员发现新大陆。为什么我们没有发现新大陆？从地理学上来讲，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地理思想观。郑和下西洋时没有想到地球是圆的，没有想到去西方航行一周可以再回来，他相信地球是平的，天是圆的，周围四面是大海。下西洋的目的是去宣扬皇帝的权威，中国的伟大，一路到处送东西。可是西方早在公元前的时候，希腊的学者就已经认为地球是圆的，他们还利用太阳光阴影测量出地球的半径。有了这个思想才可能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也才能有麦哲伦航行世界一周。中国的传统文化以人文科学为主，认为技术这些都是雕虫小技，地位很低。中国之所以有四大发明，只是因为人口多，靠经验的积累发现了很多新的东西，是实践出真知，而不是以理论来指导。在知识的经验积累阶段，中国地方大人口多，所以走在世界前面。但就理论科学的发展，却落后于西方。伽利略制造望远镜来证明太阳中心说；从比萨斜塔扔两个球下来，证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错误。这些实验的前提都是有一个推理，实验只是用于验证推理的办法。爱迪生也是把工程技术设计和理论结合在一起搞了很多应用发明。再看今天的科学，是理论走在前面，如原子弹就是先有理论后有实践。过去我们有很光荣的历史，辉煌的成绩，一个是靠自己，一个是靠客观的地理条件。今天我们则更多要靠知识。我前天看到《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很有感触。美国全国人口有大学文化水平的人数是四千多万，西欧是五千多万。中国有大学文化水平的人数总量超过美国，比欧洲的低。但从结构来看，研究生层的比例不到3%，这落后于西方。今天的科学要求理论思维，不能简单靠经验的积累。以地理学为例，中国地理学首先应用在农业上，三年困难以后，广东的农业兴起，农民有了技术经验以后，政府一号召，各地大家都去推广，可是往往找错了地方，损失很大。因为我们没有事先考虑这个技术经验适合哪些地方。这个问题农学家没有办法，找到地理学家，经过地理学家分析气候、土壤等条件后，再进一步到合适的地方去推广，成功率就比较高。
最近关于地理学的应用有一家报纸采访我，我说经济学上有看不见的一双手，地理学应是有看不见的一双腿，这双腿有两重作用：走出去和走回来。你这个地方有什么优势的资源与产品，把它推销出去。你能把地理情况弄清楚了，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你就能发挥很好的作用。其次是把适合你这个地方的外地资源、技术、产品引进来，就会有助于当地的发展。
地理环境是重要的，人地关系是复杂的，只有正确认识地理环境的优势才能促使一个国家的发展。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已证明其与地理环境有密切联系。今天我国的改革与发展更需要认识地理环境，这样才能促使我国的和谐发展。我很感谢大家来听这个讲座，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热烈掌声）（2009年4月1日）
主讲人简介：
王恩涌，著名文化地理专家，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地理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人文地理》杂志副主编。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毕业后留系。1953年~1983年主要从事教学科研的组织和管理工作，曾担任系秘书、助理、副系主任，系主任。1983年5月~1984年5月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与多伦多大学地理系进修。回国后即转向人文地理学方面的教学科研工作，先后开设文化地理与政治地理课。根据多年教学经验编写的《文化地理概论》的教材已于1991年由高教出版社出版。政治地理学在国内中断近40年，在北大开设亦引起人们注意。在科研方面比较注意“人地关系”的综合分析与时空变化的关系和政治经济的宏观发展趋势。在“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文明起源纵横谈”和“人地关系”等文章中对地理环境——经济——社会的相互影响的理论和实际做了较全面与辨证的说明。在城市地理方面，对梧州与北京的研究中，运用时空关系分析，及其发展趋势做了科学的论证。对昌平卫星城研究成果获1991年北京社会科学方面一等奖。此外，对地理教育与旅游方面亦做过一些研究。
摘自《在北大听讲座》第二十辑，新世界出版社，文池主编
中国文明的起源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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