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即晚清国家与社会矛盾的运行和发展。在这一矛盾中，晚清国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是互动的动源。动源产生动力，动力就是国家的意志力。国家的意志力如何体现？通过国家的政策来体现，政策沉淀下来就形成制度。所以说，晚清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动力来自国家的政策和制度。

国家政策，就历史角度而言，可以分为两种，即传统政策和因时政策。传统政策指的是统治集团立国的既定方针，它不会轻易随形势而改变。如清朝的扬满抑汉政策，贯穿其兴起和衰亡。而因时政策则是为了适应形势而制定的政策，它体现了与时俱进，有时是对传统政策实质的修正。也有的因时政策随形势变化而转变，甚至是对已有政策的反动，如清末铁路、邮电由商办转为官办。

国家政策，就其重要性而言，可以分为三类：基本政策；重大政策；具体政策。这些政策经过配套、积累、沉淀，就形成了基本制度、重大制度和具体制度。

政策和制度决定国家的命运，应是晚清政治史研究的重中之重。惜乎以往的研究对此重视不够。即使有一些研究，也往往停留在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层面（静态研究），未达政策和制度的施行层面（动态研究），更遑论延及社会对政策的反馈。而正是这一施行和反馈层面，才是晚清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结合点。

晚清国家制定政策和制度，并向全社会推行，推行中引起社会的反馈，导致政策和制度的修改和补充，并再次向社会推行，这样的循环往复就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互动分为良性互动和恶性互动，或者说正向互动和逆向互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是良性抑或恶性并不取决于政策和制度本身。坏的政策遭到反对进行修改会形成良性互动，如清初圈地制度的废除；好的政策因中间梗阻，执行不力，也会为善不终，如清末新政。

国家政策和制度的推行对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政策和制度不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唯一动力，社会的反馈对于政策和制度的推行有时起决定作用。

晚清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间接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存在中间过程；其二是存在中间层次。

中间过程是传导过程。传导是通过网络来实现的。国家制订政策和制度，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过其政治网络、经济网络和文化网络向全国推行，其推行的程度视其推行的力度而定。因此，有的政策和制度只停留在纸面上，有的只停留在一定的层次，有的只在一定地区推行。如清代的宣讲圣谕制度，虽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皇帝三令五申，终是一纸空文，未在大部分地区推行。

中间层次是绅士阶层。晚清国家是从来不直接同农民和市民打交道的。国家与农民和市民之间没有政治对话机制。但绅士是四民领袖，是居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间层次。以上所言政治网络、经济网络、文化网络都是官、绅、民的结合体。如政治网络由官府、绅首、保甲组成，其他经济网络、文化网络莫不是官府责成、绅士组织、农民和市民参加。实际上，绅士在各个网络上都起主导作用。国家政令只达于绅士。绅士说行得通，就行得通；说行不通，就行不通。因此晚清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特点是国家与绅士互动，绅士与社会互动。

绅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对于农民和市民，他们代表官府，甚至代表国家；对于官府，他们既代表地主和商人，又代表农民和市民。社会秩序是靠他们来维持的。农民和市民的大多数活动是由他们领导和组织的。晚清时期，由于太平军战争和捻军战争的影响，绅权大为扩张，官权日益陵替，造成了晚清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中间梗阻。

清末立宪可以说是晚清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最后一幕。当初，驿道上羽书飞驰，实行自治，推广教育，……百废俱兴。但此时的清国已担当不起“国家”重建的重任。其对社会的整合，只是进一步加强了绅权，削弱了官权。国家不仅未能改造国家、士绅、社会的三层互动结构，深入社会，反而因为政权下移，增强了权力的中间层次———绅权，造成社会的进一步失控。因此，晚清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是失败的，清末的“国家重建”也是失败的。

晚清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恶化既源于中间层次的梗阻，也源于中间过程的阻滞。由于政治网络、经济网络和文化网络莫不掌控于绅士之手，大部分地区的县政、村政、水利、仓储、教育早由绅士控制。因此，辛亥风潮一起，全国风云变幻，足证绅权坐大由来已渐。

综上所述，国家的作用是通过政策和制度来体现的，政策和制度是通过政府行为来实现的，政府行为是通过各种网络来传导的，各种网络是由绅士阶层来掌控的（信息论认为，谁掌握了网络终端，谁就控制了整个网络。毫无疑问，各种网络的终端是掌握在绅士阶层手中的）。或许这可以说明晚清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动力、方式、特点和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