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正值改革开放三十年，因此一般来说，面临的问题，与去年纪念改革开放时面临的问题一样，归纳起来主要是三个方面：一、六十年建国对中华民族的意义在哪里？二、这六十年中国主要做了些什么？三、未来的彼岸到底在哪里？

百年衰败：多种救国尝试

首先，就新中国建国六十年对中华民族的意义而言谁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普通的改朝换代，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她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事情到这一步显然还不够，我们必须把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努力，放到近代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去看。

从1820年代开始，中国衰败进程加剧。我们的前辈曾尝试过各种办法，归纳起来无非是改良和革命两种，学习的模式从西方到日本，又到苏联，林林总总。但十九世纪末所有的改良努力几乎都告失败，最后只能诉诸革命的道路。于是，二十世纪又爆发了两场革命，一场是辛亥革命，另一场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两场革命的结果，是中国大地先后出现了两个国号，一个是中华民国，另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无论是两场革命中的哪一场革命，或两个国号中的哪一个国号，归结到最后都是中国的仁人志士用不同的方法、途径和意识形态，试图拯救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

             现代化：技术、制度、文化

由于历史的背景和历史的局限，信仰不同意识形态和使用不同方式救国的人们曾为此打得不可开交，这是中国历史的一段遗憾。所幸的是，这段遗憾终于过去了；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初不但迎来了民族崛起的时代，而且也由于两岸关系缓和而迎来了民族和解的时代。

然而，过去一百多年我们的前辈在救国过程中面临的困惑，却并没有因我们的崛起而完全消除，那就是：一、技术上如何学习和追赶西方？二、制度上如何保证现代化的成功？三、文化上如何更新和提升中华文化中有助于现代化发展的元素？

从技术到制度的困惑

    当我们谈到这里，自然就已经切入到一开头我们提出的第二个大问题，即：过去六十年我们做了些什么？

    必须承认，过去六十年里，前后各三十年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前三十年，中国主要是用革命的手段延续救国之梦；只有到了后三十年，中国才进入了成功改良的时代。1978年底，当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从某种意义上跨越了过去近百年革命和血雨腥风的路程，重新嫁接到一百多年前的“洋务运动”。改革开放和洋务运动虽然时空背景不同，但对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而言，其使命却一如既往，即都是为了达成国富民强的理想；在外部特征上，两者也颇为类似，即都以学习、追赶向西方为目的，而且两者都采用和平改良的手段。

    当然，与洋务运动相比，最近三十年来中国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是决定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但必须承认，这三十年，中国只是基本解决了技术上如何学习和追赶西方的问题。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虚心学习西方，到最近十七年的市场经济，用五四运动时的话来说，中国正在逐渐从器物层面进入到制度层面，虽然这个制度主要还只是经济制度。如何从制度上建构一个保障现代化成功的框架（这个制度自然包含经济、法律和政治制度），依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无法饶开，而且至今未能解决的问题。

    众所周知，人类的现代化首先成功于西方，因此过去一百多年从日本开始，亚洲现代化的过程，首先就是全方位学习西方的过程。因此现代化从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为西化的代名词。但由于中国历史的悠久和文化的深厚，中国在现代化模式上不可能完全复制西方制度的版本。无论是洋务运动时期的“体用说”，还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各种争论，都印证了这一点。这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从技术层面进入到制度层面阶段，一个无法饶过而在短期内又似乎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目前身处的就是这个阶段。

        文化整合：无法饶开之路

这个困惑，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体制困惑，其背后也不仅是政治原因，而是一个深层的文化困惑。其间，不但涉及到如何认识中华文化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而且也涉及到中国如何提炼和整合自身文化，从而不但在对内的现代化持续发展问题上，而且也在对外建构国际秩序的问题上探索出新的路子。

五四时期，由于中国的衰败，“打倒孔家店”，全盘否定中华文化既成了时髦，又成了迫切而又无奈的需求。但随着中国－至少在经济上－的再度崛起，尤其当中国崛起从技术转向制度层面时我们再度遇到困惑，如何整理、梳理、提炼和整合中华文化，显然在我们试图解决制度问题的时候，也逐渐成为一个将无法饶开的问题。

一旦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今天我们遇到的许多问题，比如对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向何处去，比如对外的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如何调整等，都将迎刃而解，或至少将看到希望的曙光。

这个问题显然非短期内可以完全解决，但提出这个问题，显然已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