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薛涌先生的《道德市场化，市场道德化》一文，很有感触。文中例举了自己在美国搬家因为要购买纸箱子，而到纸箱子公司时却得到了许多免费的旧纸箱，这样使自己的利润下降的同时，却为社会环保做了贡献，也为顾客着想节省了开支。这个案例确实是有意思。完全颠覆了我们小时候所受到的关于资本主义垂死挣扎与腐朽残酷的教育印象。美国市场上这种靠做好事成功（doing well by doing  good)的现象确实值得我们好好思考。因为，这个社会把挣钱与积德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也就是说，越是挣钱的，也就越是有利于社会发展，越是有利于环保与人性的。这似乎我们的感觉完全相反。

  　我们的问题似乎就在于：要想成功就要学会做坏事（doing well by  doing  bad)。中国的“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的历史已经好几千年了。孟子是最早发现中国文化中的这个规律的,他曾经大声感叹说：完蛋了啊，中国“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吴思先生著述的《潜规则》及《血酬定律》也从历史上清晰地梳理了这样一个定律。其实中国历史上也清晰地表明那些所谓的成功者，大多是市井无赖流氓，手段一个比一个狡诈毒辣残酷。在中国民间，有这样的俗话说：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由此可见，在中国欺善怕恶的文化心理是根深蒂固的。这不得不令人感叹：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这个社会的倒行逆施，出现了这种择劣淘优的机制。

    答案其实很简单，人治的社会，只有靠个人的钻营与狡诈，才能够活得滋润。一代一代地这样积累下来，人际关系就越来越复杂，社会也就越来越险恶。只有越坏，越狡猾，越残酷，越阴险，城府越深，才越可能胜出。这就是择坏机制。在择坏机制下，人们为了适应环境，求得生存，也会越来越“进化”，从而与这种机制相适应。在中国历史上，那些为人正直，善良，充满正义感的杰出者，最后几乎都不得好死。因此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最终的结局当然就是“为富不仁，为仁不富”。

    在人治社会有时也会用伪善与卖德取得“成功”。比如中国的举孝廉，比如中国的二十四孝的典故。还真有不少人靠这些道德取得了显赫的官位或者发家致富。不过，那些好事，都是极端的扭曲人性的。并且只是表面现象，主要是做给人看的，特别是做给领导看的，具有明显的表演性质与作秀的嫌疑，比如雷锋做好事不留名，但是事后又全部写在日记本里。因此不留名，最后的结果却是留了更大的名，这一点雷锋想必早就在预料之中，他的意愿是完全达到了。但是，整个社会也因此变得名义的仁义道德，骨子里的男盗女娼。美国人做好事，那首先是要建立在真诚自愿的基础上，一旦发现是表演与欺名盗世的行为，立马就会“死掉”。一个社会无论做什么，一定要首先保证真诚、真相与真理的渠道畅通，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谈现代文明，才会有人性化社会的基础。

    那么美国为什么会出现与中国几乎完全相反的现象呢？不可想像的是，如果美国的首富比尔.盖茨也像中国的首富黄光裕这样的德性，一次豪财可以输掉80亿，而眼都不眨一下，且不说，这种德性的人，根本可能就没有致富的可能，就真是富了，也不可能是首富，更不可能富得那么久。那么这里究竟是什么差异造成的呢？我以为原因虽然复杂，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民主法治社会是一种让坏人也必须相对老实的制度。据说日本的黑社会是公开的，合法的，而且在某个程度上说相对比较老实了。理由就是日本的社会治安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这足够证明。这恐怕也主要是得力于制度的完善。连黑社会都不敢做得过黑。日本黑社会偶尔敲诈，但是都是极有分寸感的，从来不敢做得太过份。否则就是在黑道上也无法混下去。日本黑社会连使用的刀具都规定了尺寸。常常是那种可以伤人，却不会致命的长度。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应该大致是可信的，否则，以日本黑社会数目之多，整个社会早就不得安宁了，但是，日本社会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道理其实并不难明白。好的制度能够把鬼变成人，坏的制度会把人变成鬼。好的社会娼妓从良，坏的社会逼良为娼。英国的哈耶克早就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在其名著《通往奴役之路》解释这种现象说过这样的话：“由于有些需要做的工作本身就是坏的，是所有的受到传统道德教育的人所不愿做的，因而愿意做坏事就成为升官得势的门径。在一个极权主义的社会里，那些需要实行残忍和恐吓、蓄意欺诈和间谍工作的位置是很多的......都不是适宜发挥人道主义情感的地方。”“不管他们愿意与否，他们都得做这些事情；不喜欢掌握和运用权力的人能够当权的可能性，是和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在一个奴隶种植园里担任监工的工作的可能性是一样的。”（哈耶克著，王明毅、冯兴元译，《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十章《为什么最坏者当政？》第129_145页。）

    我想读了这一段话，应该不用再用其他的话多说什么了。

      2009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