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冯·卡门(1881—1963)，匈牙利人。

在肯尼迪时代，卡门是在航天航空领域内无人匹敌的科学家，同时又是一个极富幽默感和领袖气质的犹太人。许多在美国生活和工作过的科学家都几乎与他有过协作，并对他的才华与胆识满怀尊敬。其中包括中国的钱伟长与钱学森。

在科学上他是获得头衔和荣誉最多的人，美国总统所颁发的第一枚国家科学勋章就放在他的抽屉里。他的姓名写上了世界许多科研机构的门楣，甚至连月球上的一个陨石坑的命名也沿用了他的名字。

他还是科学家中享年最为长久的一位。

这个主观主义者在人世整整度过了八十二年，他离开人世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你们需要，我随时准备回来”。

由此可见他的人格魅力。

我的朋友钱学森是1945年我向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团推荐的专家之一。

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火箭小组元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美国的火箭研制作出过重大贡献。他36岁时已经是一位公认的天才，他的研究工作大大地推动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技术的发展。我有鉴于此，才举荐他为空军科学顾问团成员。

1950年，美国情报机关无视钱的学问、名望以及对美国的贡献，竟指控他是外国的共产党分子，硬说他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当他要返回中国时，移民局将他逮捕起来，在拘留所里关押了14天，此后又违反他本人的意愿，将他强留在美国达5年之久，并不断受到押送出境的威胁。在经受了种种虐待之后，1955年他才得以返回祖国。

钱出生在上海，在中国古老庄严的都城——北京长大。他从那里一所专门培养高材生的中学毕业后，又去了上海交通大学攻读机械工程。1935年，他公费赴美国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硕士学位。1936年，有一天他来找我，就自己进一步深造问题征询我的意见。这是我们初次会面。我抬起头来对面前这个身材不高、神情严肃的青年打量了一下，然后向他提了几个问题。所有问题他回答得都异常正确。顷刻之间，我就为他的才思敏捷所打动，接着我建议他到加州理工学院来继续攻读。

钱同意了我意见。开初，他跟我一起研究一些数学问题。我发觉他想象力非常丰富，既富有数学才华，又具备将自然现象化为物理模型的高超能力，并且能把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他还是个年轻学生，已经在不少艰深的命题上协助我廓清了一些概念。我感到这种天资是少见的，因此，我俩便成了亲密的同事。

钱来校后不久，就引起了加州理工学院其他教授的重视。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保罗·爱泼斯坦有一次对我说：“您的学生钱学森在我任教的一个班级里，他才华出众”。

“是啊，他确实很好”。我回答说。

“哎”，爱泼斯坦诙谐地挤挤一只眼睛问道：“难道他也像你一样有犹太血统”?

钱很喜欢上我家串门。由于他的见解饶有兴趣，态度直率诚恳，因此我妹妹非常欢迎他。他经常会提出种种新奇的设想。我记得，他在导弹试验初期已敏锐地感到导弹的重要性将日益增长。他半开玩笑地提出，美国应设立一个名称叫喷气式武器部的新机构，专门研究遥控导弹。当时他还指出，控制导弹与操纵常规武器的技术要求完全不同，因此，必须委托军事部门的一个新团体，以崭新的作战思想和方法进行管理。后来事实证明这个设想完全正确。他甚至还建议我们建立一个学会，以促进喷气推进技术的发展。

钱对加州理工学院喷气助推起飞计划作出过重大贡献。后来，他接受了我的邀请，加入了空军科学顾问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我非常高兴地带他一起到德国去稽查希特勒的秘密技术发展情况。他还和德莱顿博士、瓦登道夫博士一起去考察了著名的柯切尔和奥茨托尔风洞。瓦登道夫从那里受到启发，提议在美国搞一套类似的装备，从而导致后来在图拉霍马建立了安诺德工程中心。当钱和我在哥延根大学审问我昔日的老师路德维希·普朗特尔时，我突然意识到这次会面是多么奇特。一个是我高足，他后来终于返回中国，把自己的命运和红色中国连接在一起了；另一个是我的业师，曾为纳粹德国卖力工作。境遇是多么不可思议，竞将三代空气动力学家分隔开来，天各一方。

钱在加州理工学院不能算是最受欢迎的一位教授。因为他对待学生态度严厉、性情急切，又显得有些高傲。不过我倒认为，学生跟他接触接触，看看他怎样解决技术问题是大有裨益的。他一直对我很尊敬，虽然我们已经成为挚友，他还是按中国的传统方式称为“尊敬的老师”。在中国，这个称呼大概是对别人的最佳赞词了。1947年12月，我非常乐意地推荐他为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

此后不久，钱接到中国来的家信，说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决定回去安慰年迈的老父，这是他12年第一次回国。数月后，他写了一封长信寄我，信里详谈了他亲眼目睹他的家乡在国民党统治下的贫困和痛苦情景，还述及我以前几个学生的情况。信的结尾顺便告诉我，他已经与一位名叫蒋英的姑娘在上海结婚，并打算与她一起来美。蒋英颇具声乐才华，见多识广，先前在柏林学习德国古典歌典，而后又在苏黎世接受一位匈牙利女高音歌唱家的指导。钱很喜欢音乐，他显然感到很幸福。他找了这样一位具有广博国际知识的夫人，我也为他感到由衷高兴。

后来，我听别人说，他在中国时曾经受到聘请，担任他的母校交通大学校长，但他没有接受；他要在美国继续深入进行研究。这件事钱本人没有跟我谈过。

钱返回麻省理工学院后，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了2年左右，又返回加州理工学院，担任喷气推进戈达德讲座教授，兼任古根海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这个研究中心是古根海姆基金会主席哈雷·古根海姆于1949年创立的新机构，以鼓励研究崭新的推进技术为目的。钱对发展核动力发动机的可能性非常感兴趣，期望能在加州理工学院进行适当研究。事实上，他在1949年已经写出了第一篇论述核动力火箭的杰出论文，时至今日，这篇文章仍被认为是这领域中的一篇经典名著。

然而，这时候，麦卡锡反共浪潮席卷了美国，掀起了一股怀疑政府雇员是否忠诚的歇斯底里狂热。对大学、军事部门和其机构几乎天天进行审查或威胁性审查。在这种情况下，素以聚集古怪而独立不羁的科学家著称的小小加州学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注意。凡是1936～1939年间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过的人，都有可能被视为40年代中的不可靠分子。后来，很多好人不得不通过令人困迫而可恶的审查程序来证明自己清白。

有一天，怀疑终于落到钱的身上，事情可能是这样开始的：当局要钱揭发一个名叫西尼·温朋的化学家，此人因在涉及一件共产党案件中提供伪证，当时正在帕沙迪纳受审。钱和温朋本是泛泛之交，只是替他介绍过职业，还不时去他家欣赏欣赏古典音乐。

我听说，由于钱拒绝揭发自己的朋友，引起了联邦调查局对他的怀疑。这事可能早在审讯温朋及其友人时已经开始了。简而言之，结果是1950年7月，军事当局突然吊销了他从事机密研究工作的安全执照。

此举严重伤害了钱的自尊心。他去找杜布雷奇院长当面申述，没有完全执照他无法留在喷气推进研究中心继续工作。他情绪激昂地说，与其在这里遭受怀疑，宁愿返回中国老家去。杜布雷奇以好言相劝，希望他先保持镇静，并建议他就此事提出上诉。钱不想上诉，他觉得在当时那种紧张气氛下，一个侨居的中国教授很难打赢这场官司，更何况他秉性高傲，认为没有必要去向美国司法当局申诉自己不是共产党人。我想，在当时情势下，要是有人利用我曾经为匈牙利短命的库恩·贝拉政府干过事而诬谄我，那么我也会作出和钱同样的反应。

当钱的安全执照被吊销时，我正在欧洲，我从杜布雷奇院长的来信中获悉此事后立即给钱去信，表示对这事感到震惊，并告诉他我将为他的事尽最大努力。其时，许多要人都站出来声援钱。杜布雷奇与华盛顿许多部门进行了接触，后来任通用航空喷气公司总裁的贝尔·济希走访了五角大楼，要求海军情报局局长英格利斯海军上将复查此案，然而，一切活动都无济于事。

钱约见了负责他在喷气推进研究中心研究项目的海军次长金玻尔，当面告诉他如果不发还他的安全执照，他决定立刻返回中国。当毫无结果时，他便下定决心，打电话告知那位次长说，他准备动身了。

金玻尔接到电话后十分紧张，立刻将此事通知了移民局。后来，事情转眼之间就搞得如此不可收拾。有个同事对我说，移民局是政府中最专横的部门，看来确实如此。他们不仅拘留了钱，进行了搜查，还把他在特敏纳尔岛的拘留所里关了15天，后以重金保释才放出来。

接下来事情发展到了顶点：海关官员没收了钱的行李，包括800千克书籍和笔记本，硬说其中有不少机密材料。接着，西方报纸又以“共产党间谍图谋挟带机密文件逃离美国”为标题进行了大量报导。不言而喻，这些都是谎言。事实上，听说钱光明磊落，在装箱之前，他把全部资料让克拉克·密立根过目，接下来，帕沙迪纳地方检查官又复核一遍，确认钱没有携带任何机密资料。

尽管如此，移民局于1950年10月又根据麦卡锡法案发布了一项驱逐令，宣布钱是侨居的共产党分子，1947年重返美国是非法的。很多同事尤其是威廉·西尔斯、弗朗克-马勃尔都去尽力劝解和安慰他。当时我正在为北约国家筹建一个航空研究机构。我从欧洲打电话给他说，美国确实有很多人不信任科学家，尤其是那些带外国口音的科学家。我劝告他对这类事情要泰然处之，照旧去埋头攻读或著书立说。一开始钱似乎被我说动了，但不久又再陷入沉闷。老实说，我一直为他的心绪感到不安。

我和我的不少同事都认为，移民局所谓的证据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这事曾经有好几种说法。马勃尔告诉我说，其中有个说法是：两名洛杉矶的警官说，他们在一个什么共产党员登记卡上看到过钱学森这个名字，但不是钱本人笔迹。此外，似乎还提出过其他疑点。

马勃尔对我说，当局让一个共产党教授出庭作证，咬定钱也是共产党。一开始那个教授拒绝作证，说当局对钱的指控纯属虚构，但不久便摇身一变，立刻成了坑害钱的证人。他的陷害证词说，他“推想”钱是共产党，因为他在一次所谓共产党会议上好像看到过钱。这就是“证据”。

帕沙迪纳移民局向钱发出了驱逐出境令。甚至还威胁说，如果他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将以伪证罪论处。结果是，钱被强留在美国达5年之久。这件事导致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情况下监禁一名中国公民。

据说扣留钱的理由是，他所掌握的机密5年之后就陈旧过时了。钱继续在加州理工学院执教，但每月得上移民局汇报一次。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屈辱。他从未放弃返回中国的打算，他认为中国在营救他，只有在祖国才会得到应有的尊重。

钱、他的夫人蒋英和2个孩子于1955年离开了美国。1956年，我接到钱的来信，邀请我去北京出席本杰明·弗兰克纪念大会，并重游旧地，到我从前工作过的清华大学去看看，不幸我当时无法前往，只得婉言辞谢。此后在1960年，他给我又来过几封信。在一封回复

我邀请他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的正式来函中，他语气坚定地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如果会议邀请台湾代表，他决不出席。

我认为，50年代安全问题搞得过火了。我并不反对适当重视安全保障，然而必须指出，政府在这方面制定的一些法律往往是愚蠢而有害的。记得英国的艾伧·努恩·梅和克劳斯·福斯案件公布后，人们都在大谈特谈安全问题。这两个人因向敌人偷送秘密计划被判了刑。我看这类间谍事件在公众头脑里被过分夸大了。对我们来说，关键在于搞清楚对方对我们哪些目标最感兴趣；而我们往往无需花多大精力研究，就能发现这种问题。如果我了解某个问题的主要思路，就能够推断出它的细节。

记得有一次我在苏联时，有位女科学家问我，计算载荷作用下的冰块强度有无理论专著。

我回答说：“噢，您想必对坦克在冬季跨越贝加尔湖这个问题感兴趣吧”。

那位女士顿时脸色苍白，显得有些紧张起来，我微笑说：“别急，关于这个论题有一本专著，那是赫尔姆霍兹在1870年写的”。

政府部门在展望未来发展方面往往是无能的。说到底，它们的许多头面人物都是些吹牛放炮的科学家。比如，拿纳粹德国来说吧，在二次大战前，一个工人如果从工厂里违章带走一只螺丝钉，发现后就会以间谍罪处决。然而，德国政府却不反对奥托·汉斯公开发表关于核裂变的论文，也不阻挡汉斯的同事丽丝·梅特纳离开德国到瑞典去，她在瑞典终于把人分裂原子的情报传送到哥本哈根的玻尔，接着，玻尔又把情报转送到在美国的几位科学家手里。正是德国人，亲自为美国研制原子弹提供了最关键的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