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钱学森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他一生传奇，成就卓著，荣誉无数，国人引其为科学的骄子、民族的脊梁与知识分子的典范。他以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朴素信仰，怀尖端科学造诣而穿越政治的波诡云谲，于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居功至伟。他的离去，是中国科学界巨星的陨落，当为国人深切缅怀。

在高深的科技领域之外，晚年的钱学森为公众所铭记，还源于他对中国教育事业的秉直建言。2005年7月29日，病榻上的钱学森向总理温家宝坦诚相告，“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如今，科学大师离去，他向这个国家的发问，却少有人能直面回答。

钱学森的一生，其实就可观照这个“出大师”的中国难题。他曾不止一次说过，他一生的道路有两个高潮，一个是上世纪20年代在北师大附中的中学六年，另一个就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求学历程。自由的学风，创新的欲望，挑战权威的勇气和环境，使他在大学毕业数年后，就完成了美国首个军用远程火箭的设计，成为当时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

今天人们缅怀钱学森，把他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当成主线。但这绝不是唯一的线索。因为在科学技术领域，仅仅凭借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不可能造就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作为国人典范的钱学森，首先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其次才是民族和国家的功臣。他必定是在天赋之余，得到了一位科学家成长所适宜的土壤和空气，才有机会成为后来的科学巨星。因此，他的成才之路和感同身受，才更值得世人倾听和冥想。

这个解开了无数尖端科技难题的科学大师，把为什么中国一直出不了大师的问题抛给了公众。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真的是要向大家讨要一个未知的答案，甚至，或许答案就在他的心里，而这不过是晚年钱学森的一句浩叹。2006年末，总理温家宝在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以钱老的这个问题求教6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得到的答案是“培养杰出人才，关键是教师”，“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高校大改革大发展之后，应该是大提高”，“做大了高等教育，还要做强高等教育”……如此种种，不知钱老是否满意。

而就在钱学森提出大师问题之后，还有更多关心教育、关切国运的人士求解。他们说，大师的心灵一定是自由的。他会顽固地、习惯性地怀疑权威。无论何种模式的灵魂塑造、思想灌输，都必同于对大师的戕害。他们说，大学日益行政化、官僚化的背后，是权力对学术自由和知识创造的扼杀，是权力通吃对大学的污染和毒化。至于，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几乎就是对“中国何以不出大师”这样务虚的发问最直白的回绝。

一位科学老人的逝世，他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赤诚相问，衍化成我们绵长的思索，而真诚无疑应该是后人缅怀的起码前提。钱学森把他一生最精彩的部分都献给了这个国家，他没有理由不关心这个国家的去向和前途。当我们民族的智慧足以向月球迈步，如何“出大师”这样的问题显然不应该在智力范畴内去读解，而更应该在历史正义和现实政治中去敲问。“出大师”不过是对钱学森晚年良苦用心近乎功利的概括，而记住这个问题、思索这个问题、解开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寄寓我们对他深切的怀念，接续他对家国的赤子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