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朱清时有些哭笑不得：自己从来不为自己曾就读的中学感到不好意思，媒体，甚至公众为什么一定要让自己毕业于名校呢？实际上，成都十三中这所中学尽管普通，却培养出两名中科院院士：63届的毕业生朱清时和64届的毕业生陈霖。

“当今社会的心态有些浮躁，好像只有名校出来的学生才能成才。”朱清时不认可这种说法，“名校容易出人才，主要是因为它们集中了最优秀的教师与学生，这一点其他学校不可比。如果各类教师和学生都公平地分布在所有学校，则追求考高分的名校教育其实最不利于出人才。”

朱清时感慨：名校的高分压力使得很多优秀的人才被扼杀了。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很多学生非名牌大学不上。在现行的高考体制下，要上名牌大学一定要有高分。有时，几分之差，就会把一个优秀的学生从重点大学甩到地方的非重点大学。

已故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先生曾给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题词：不要考100分。这让很多家长不理解：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考满分啊？朱清时理解陈先生这句话的含义是，少年班的学生做学问，掌握精髓要义，考个七八十分，就可以了。不要为了考100分在细枝末节上浪费时间。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所有的学生。朱清时用种地过度施肥来形象地解释这多得的一二十分。他记得自己小时候，农民种地不施化肥，亩产四五百斤。后来施化肥，亩产提高到五六百斤。施过两三遍化肥后，田地的亩产就很难再提高上去了。而且，因为过度施肥，土壤板结，也不能种稻子了。“四川最好的水稻亩产五百斤就差不多了，施化肥短期可以增产一二百斤，但是长期下来，那土壤就要弄坏了。”

1963年，朱清时考入中科大时，分数并不算高，460多分。其中，最高分是数学，考了93分，物理79分。而现在高考的普通重点线都比朱清时的分数高，这让他很感慨。那时的高考没有过度“施肥”：朱清时中学上完课复习了一个月就高考了。“那时复习也没有像现在这么紧张，大家都没有去训练如何应付考试，自然而然地考了460多分。”

“为了多考一二十分，孩子们要多做练习，要多学几个星期。等他们长大后，当初多得的这一二十分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反而起了坏作用。”朱清时说，“不要为了这一二十分，摧残了孩子的创新能力，浪费聪明才智，让人格、品德扭曲僵化，让他们沦为考试的机器。”

朱清时说：“1957年我上初中时，政府要中学按就近的区域招生，各种学习成绩的学生都进了同一所学校。而且优秀教师都服从上级分配，每所中学都有，那时的中学教育状况有利于人才培养。后来教育却走上了越来越功利的道路，各级领导急于出人才，让优秀教师和学生都集中在少数重点中学，结果却在整体上阻碍了人才涌现。这个教训值得深思。”

宕子的BLOG评议：

在现行的高考体制下，要上名牌大学一定要有高分。有时，几分之差，就会把一个优秀的学生从重点大学甩到地方的非重点大学。对此，中科大前校长朱清时感慨：名校的高分压力使得很多优秀的人才被扼杀了。他表示，“不要为了多考一二十分，摧残了孩子的创新能力，浪费聪明才智，让人格、品德扭曲僵化，让他们沦为考试的机器。”

尽管现在“素质教育”的口号叫得山响，但由于高考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仍然悬在老师和学生们的头顶，因此，“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的现状仍旧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一方面现行教育体制的弊端已成为社会共识，另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与由现行教育体制的获利者和潜在获利者组成的强势社会群体不愿意将手中的权力分散和下放。于是，在体制惯性与改革呼声的双重压力下，造成了目前这种“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的局面。

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是由高考这一“指挥棒”主导的以考试作为检验一个人的学识或能力的唯一标准的体制——“考试”在这一教育体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可否认，“考试”曾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做出过积极的贡献，但随着考试的制度化与程式化，其消极作用则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而且，考试制度的完善与帝国时代的中央集权的程度以及腐朽的程度基本上是同步的。

法国思想家福柯曰：“考试是无形的权利对人冷酷的定位。”其实，考试如果仅仅作为检验一个人的学识或能力的参考标准之一，倒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办法。然而，在我们的教育体系里，考试却几乎成了唯一的标准，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个体的升学、就业、晋级、提工资等等。考试一旦成为唯一的标准，便变成了一种暴力：将具有多样性的人简化为一种可以测量的物。这样，考场便成了一种类似于作坊或生产车间之类的东西，分数的高低是它衡量产品是否合格的尺度，故这个车间出产的成品不能叫“人才”——虽然其中确实也不乏颇有才能的人，但我们却不妨套用贾宝玉先生的话，称之为“分蠹”。当“分数线”几乎成了决定个体一生的前途与命运的无形的暴君时，相应地便产生了很多“高分”的庸才与投机者。这种人往往未必有才能，却擅长或醉心于考试：考试给予他们以成就感与自信心，并使他们未来能在社会上占据一个很好的位置，从而有可能继续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强加给全社会，造成一种考试的“恶性循环”。

朱清时称“为了多考一二十分”“摧残了孩子的创新能力”，那么，现行高考体制是通过什么机制达到这一效果的呢？答曰：补课与题海战术，也就是朱清时所谓的“多做练习”。这是一种建立在巴浦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基础上的训练方式，是以剥夺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为代价来训练学生对于试题的条件反射，从而达到提高考试成绩的目的——虽然对于提高考试成绩行之有效，却会养成学生的“思维定势”和思维上的被动性，禁锢和扼杀他们的创新性与多元化的思维。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这种目前在大多数学校通行并得到社会广泛认同的应对考试的办法，是一种仪式性的“考试巫术”，其功能在于缓解在制度、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挫折及不确定性等重压下的人们的焦虑感，对于考试成绩本身的提高其实却是低效的——因为对于一个思考能力强的学生来说，对付考试也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就象人们在碰到突如其来的危险的时候，大脑会暂时地停止转动，当考试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个体命运的判决书）悬在人们的头顶，并与个人前程或个体的重大利益密切相关，从而成了重要的焦虑来源时，大多数人正常的思维能力就会陷入了麻痹状态，只有那些有大智慧大勇敢的人才敢冒放弃使用为经验所证明的，能带来考试成绩确定性提高的补课与题海战术的风险而另辟蹊径。此外，不管对于学生、老师还是家长，补课或题海战术给考试上的失败预设了一条为开脱的理由——既然我已经尽到了自己的努力，失败的责任也就不在我自身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行高考体制扼杀的不仅仅只是优秀的人才，这个体制内的所有人——包括这一体制的受益者其实都是它一定程度上的受害者，因为这一体制几乎扼杀和摧残了整个民族的创新能力。正如有人指出：

“如果将这种考试模式推广到全社会，推广到那些科研人员、科学家，那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你想，只有考试来了人们才去工作、去科研，消极应付了事，会得出什么结果？！也许那些考官说：‘我不管你那么多，你通过了我的考试才算数，才说明你有水平、工作好、科研好（出成果），你作为科学家，连考试都通不过，算什么科学家？’你看，爱因期坦连‘声速’是多少都不知道，还配当什么物理学家？！而那个著名作家王蒙，连语文考试也不能及格，这样算什么文学家？！于是，搞得科学家们整日为考试是否过关而操心，并为此而耗费了大部份时间和精神，又有什么机会去作创造性很强的研究工作呢？那些学生更是如此，应付考试之紧张，令他们根本无法使自己得以合理的智能成长，从而造成国家前途后继无人。这不造成灾难后果又不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当今的世界，科技创造实力强大才算数，而这些考试却把人的智能都如此扼杀了——把他们开发自己智能的机会与兴趣一点不留地消除掉了，这样那有人才去实现科技创造？！应付考试真是极大的罪过！”

为了国家未来的发展与进步，现在是我们开始反思与改革这种教育体制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