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听到“小国崛起”这四个字，总是会心一笑，然后问，不是只有“大国崛起”吗？其实，如果静下心来想想，大国由于人口多、土地广、资源丰，要崛起不是件困难的事。换句话说，大国本来就应该崛起，即使在国家发展上走错路，也还有机会从头再来。但小国人口少、面积小、资源稀，崛起所付出的努力绝非大国可比，更何况，对小国而言，如果没有好的方向与策略，轻则永远寄人篱下，重则亡国灭种。或许，还可以想想，很多历史上的“大国”，不都是由“小国”开始的吗？从这些角度看，“小国崛起”不是更值得我们探讨与研究吗？

何谓“小国”，何谓“大国”？笔者认为，不宜单从人口、土地、资源、国民生产总值、国防力量、工业化程度、国民素质等方面界定，而必须在比较的基础上思考才有意义。例如，与东南亚国家相比，中国毫无疑问是大国，但与美国及欧盟相较，则未必如此。在国际政治、全球生产领域，中国是大国，但在全球金融、军事实力方面，中国还称不上大国。

另外，笔者认为真正称得上“大国”的是“能够制订规则的国家”，否则，这个国家不能算真正的大国。在商业上也是如此，“一等企业订规则、二等企业创品牌、三等企业做生产、四等企业搞代工”，没有能力制订商业游戏规则的不能算是大企业。从这些观点看，中国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只有谦虚地认为自己是小国、小人物，才能韬光养晦，发展自己。笔者曾研究过威尼斯、尼德兰、瑞士、普鲁士、芬兰、爱尔兰等六个国家的崛起经验，从中检视它们如何在关键时刻作出关键的抉择，并归纳出几个重要的观念——

商业至上：不玩政治军事游戏

对小国而言，“以商立国”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小国不应该让商业受意识形态的左右，也不可以玩大国的政治军事游戏，就如同历史上的威尼斯无法长期与土耳其对峙，最后也不是拿破仑大军的对手；尼德兰难以抗拒英、法等国的军事挑战。近代的小国，如瑞士、芬兰、爱尔兰，都是努力积极地从商业上寻求自己的国际定位，将意识形态放在一边。即使当代从战败中爬起的西德，也放弃了“军事大国”之梦，排除经由扩张领土求发展的国家战略，而将自己定位为“商业王国”，用科技支撑国家，用商业拓展版图，而不是用“军事强权”或参与“地缘竞逐”来增加国家威望。

20世纪前，军事是扩展国家势力的重要凭藉，意识形态是使用武力的理由。但全球化的今天，国家可以在不占领他国的前提下，依靠本国和国外的市场实现崛起。在军事领域里，往往只有第一而没有第二，但在商业领域可以追求双赢。昔日决定成败的是军事力量，当今决定胜负的是商业实力。

有容乃大：广纳人才的战略

商业不可能建立在狭隘的自我封闭基础之上，一个不开放的国家不可能创造商业的繁荣。为了让自己有更强的竞争力，海纳百川的包容政策显得特别重要。

“有容乃大”这句话，不只适合于大国，更适合于小国。从尼德兰、瑞士与普鲁士的历史中，我们看到“有容乃大”如何为这些国家创造契机与财富，而缺少包容的国家却失去竞争的优势。

举例说，当法国路易十四于1685年撤销给予胡格诺教派一些政治权利的《南特敕令》后，20多万勤劳的胡格诺教徒逃到瑞士、普鲁士、尼德兰、英格兰等地，不仅为当地带来了法兰西的技术、资金，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文化、思维与生活方式。

这群移民为瑞士带来了钟表技术，逐渐形成和奠定了今日闻名世界的瑞士钟表工业地位；另一批移民带着技术、资金来到尼德兰，为当地的丝织与手工业奠定了发展的基础；还有一批避难者涌入普鲁士，补充了当地因“三十年战争”而失去的大量人口，并建起了羊毛、亚麻等细布纺织厂，带来丝绸、金银、珠宝、帽子、手套、刺绣等几十种新行业，教会普鲁士人烤制香甜可口的小麦粉面包。当时柏林有1/3的人口是法国人，法语和德语一样通行，灌溉了贫瘠的普鲁士文化沙漠。

如果瑞士不能包容，国内的四大语言族群一定会撕裂多元的瑞士；如果荷兰不能包容，1585年安特卫普的数千名手工业者、商人与银行家不会逃往阿姆斯特丹，使得阿姆斯特丹摇身成为世界的商业与金融中心；如果尼德兰不能包容，大批伊比利亚半岛的犹太人与葡萄牙的犹太商人便不会带着雄厚的资本前来。他们给阿姆斯特丹带了资本主义的工具，支撑了资本市场的汇兑与交易功能。另外，他们甚至还帮助荷兰人建立了从美洲新大陆到地中海的商业网络，为尼德兰的崛起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果普鲁士不能包容，普鲁士不只失去人口增长的机会，也将失去向法国学习的机会。但到了1930年代，德国不再包容了，纳粹党徒开始搞族群斗争，利用民粹迫使大量优秀德意志人远走海外。这不仅为德意志民族带来灾难，也为世界带来祸害，更使得德意志的思想学术地位转移到了美国。在这个历史阶段，德国走上了法国路易十四的老路，而美国像当时西欧接受法国的胡格诺教徒一样接受了大量欧洲移民，这使它得以成为二战后学术思想的重镇。

大国如果不能包容都会衰败，何况小国。小国需要的不叫做团结，而叫包容。历史就是如此。“有容乃大”不只是一个国家应有的修为，更是崛起发展的战略。

“瑞士经验”：创造被需要的价值

小国要想在这个世界生存发展，不可能依靠资源或人口，但可以凭藉它为世人所创造的被需要的价值。

很多人在讨论小国时，经常举瑞士中立的例子，以证明小国最好的策略就是不卷入大国争执的漩涡。然而真正的瑞士经验是：能够确保其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因素并不是表面的中立，而是创造被需要的价值。

近代史上，瑞士地处四个强权中间，国内又有四个不同语言的族群，所以不管瑞士站在哪一边，对外对内都是问题，这是瑞士先天必须走向中立的原因。如果没有周边强权的同意，瑞士的中立根本不可能成立。对周边的强权而言，与其说是让瑞士中立，不如说是让瑞士成为彼此权力竞逐的“缓冲区”，而且这个“缓冲区”最好还是有“武装”的，这样敌对方的军队在经过瑞士时就必须付出较大的代价。

瑞士在邻国发生内部问题时，成为少数精英的避难地，在邻国发生战争时，尽量默不作声。瑞士的中立绝对不是孤傲式的中立或所谓的国际法上有法律保障的中立，而是避免激怒或者不得罪强权的中立。瑞士在一战后让日内瓦成为国际联盟的总部；二战期间，同意德国军队穿越瑞士的隧道、为德国提供战略物资，准许德国将搜刮的犹太人财产存入瑞士银行。二战后，创造东西方对话的场域，靠着一间会议室、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成为世界外交的重要舞台，这也为瑞士带来大把钞票。

瑞士不是靠中立来保证国家的安全，而是创造了被周边国家与世界所需要的价值。从昔日的“瑞士佣兵”、“武装缓冲区”到今日的“匿名存款”制度，甚而到“观光旅游”，瑞士都在创造被需要的价值。就是这个“被需要的价值”，确保了瑞士的安全，也让瑞士成为今日耀眼的明星。

创造被需要的价值，不只是瑞士，威尼斯与尼德兰也是如此：威尼斯在伊斯兰与基督教市场之间游走；尼德兰的金融体系不只为荷兰人，也为全欧洲商人，包括为自己的敌人服务。

小国要崛起，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除了上述几个观念性的因素以外，便是如何抓紧天时地利，如何掌握全球化给予每个人和每个国家的机会，如何充分运用地缘经济与政治所带来的优势，让自己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比巨人更远。

小国崛起的目标在哪里？国家崛起的意义应当在于为自己的国民创造幸福，为世界带来和平。正如同一个人的伟大不完全在于他的功业，更在于他的人格。小国或许无法在功业上与大国并驾齐驱，但可以在另一些事业上得到别人的赞赏与尊敬。人类不断前行，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有的国家崛起，有的衰落，有的依然在世界舞台上当一个小配角。但无论大国还是小国，崛起的终极目的都是一样的——做个受人尊重的国家。

“小国崛起”不仅为国家如何崛起而写。知识与经验总是相通的。小国的“他山之石”可资大国参考，又何尝不可以作为小人物、小企业乃至一个国家局部地区求发展的借镜呢。

“小国也可以伟大”，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