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好，欢迎回来，那么我们看到美国，看到台湾地区的一些智库转型和发展的经验之后，我们重新会到中国目前智库的现状，中国目前的智库到底存在什么问题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先请出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的副编审邓聿文先生，你或，邓先生。

邓聿文：大家好。

邱震海：如果说您是一个外科医生，但只不过在社会科学界的外科医生，您给中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智库下一个诊断的话，您觉得最主要的问题在哪里？

智库水准有赖于外部宽松环境

邓聿文：我们讲智库的阐明是思想，思想必须要有高水平的研究人员，高水平的研究人员，除了它本身具有高水平之外，另外还有赖于外界的环境，所以必须要有一个自由的、包容的、宽容的这种学术环境。这个不单是智库的问题，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通病，影响了有高质量的研究水平的成果出现。

竞争才能提高智库水准

所以第四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我想谈的就是竞争的问题，市场竞争。智库独立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由竞争带来的，也是由竞争来保证的，但是中国的很多智库虽然号称有2000多家，但是，因为每个智库都有自己归属与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官方对象，所以说，它的竞争性，互动性是比较少的，这样不是市场的优胜劣汰，这也是影响独立性的因素。

第五个方面，我想的就是关于智库和研究人员本身的心态和思想问题。有一种依赖性的，就还没有没有准备好独立这种心态，这也是源于中国过去长时间处于一种依赖性的，等级式的文化和社会结构，所以形成了依赖性的社会心理。比如在现有的制度里面，真的要把它断奶的话，我想很多人可能是会反对的。

邱震海：好，非常感谢，如果这位我称他是界的一个外科医生的话，那么他给我们现有的智库下了很多诊断，有体制的问题，有资金的问题，有研究水平的问题，环境的问题，竞争的问题，也有从官方到民间本身自己的心态问题，到底如何解决国际和地区的经验又有哪些启示意义，我们请出李凡、郑浩和张五岳先生，三位好。

郑浩：你好。

邱震海：看看邓聿文给目前中国智库下的诊断书，我们三位如果是来自各自不同地区的话，有哪些药方可以给它们，李凡先生，您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之一，您认为？

中国独立智库屈指可数

李凡：我觉得刚才邓先生讲的基本上比较准确，就是我们现在中国智库面临的状况，虽然有2000多家，但依我来看真正的能够做独立思考，真正代表民间的恐怕也就二三十家，大部分还集中在北京比较多，最近几年又出来一些，我还是强调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你发出来的声音，能不能为公众和政府所接受，这个相对来讲重要。

邱震海：您觉得这个问题，首先在于民间智库本身的研究水平到底如何，但是您不觉得问题在于资金上有一些问题，或者官方的体制，社会的心态，现在在中国大环境方面有问题吗？

如何看资金困难和社会心态

李凡：我觉得从总体上讲，这个方面有些问题，比方说资金普遍的从民间的，就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大家会感觉到资金来源不是很充足，比起官方智库来讲，动不动几千万或者几百万，当然这些智库来讲，资金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做独立研究，我觉得它们是没有问题的。

真正能不能做独立研究的问题，我觉得是官方智库的问题，因为现在官方智库非常多，官方智库现在都打着民间智库的名义在活动，但实际上大部分是官方智库，它代表的不是社会的声音。

邱震海：好，当我们谈到独立性的时候，势必既设计到民间运作，民间智库，同时也说到官方智库，它如何改变体制，改变心态的问题，那么有关这个问题正好从布魯金斯的体会来说，刚才你说到布魯金斯，它的资金不是完全独立的，那恰恰在它的研究产品上可以做到独立，这本来听上去是一个悖论，布魯金斯是怎么解决这个悖论？

美国智库对独立性有规定

郑浩：是，听上去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东西，因为在资金上绝对不独立，以及它的研究成果，研究思想，学术研究方面的一个相对的独立，那么这是一个矛盾，其实我非常同意刚才前两位专家的一些观点。那么，布魯金斯是这样，在学术上它保持独立性，首先是要求每一个从事研究的人员，要保持一个高度的独立性，比如说它有规定，因为它的规定就说，所有的在布魯金斯做研究的人，在出去演讲或者做学术报告的时候，他是不能够以布魯金斯学会名义到外面去的。换句话说，你的思想是你的。那么你不能够说，这是布魯金斯学会的思想，这样的话，基本上就限制了所有的学术人员，从事是研究的人员，他是相对的是独立的，因为你的思想是代表你自己，你不能代表一个学会，这是一个方面。

合同保障研究不受出资方干预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资金的独立方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的资金来源虽然是大公司，民营企业捐赠的，但是它和这些企业之间是有合同的。这个合同里面有一条，就规定了我拿了你的钱，但是我并不是为你做事，这一点是非常明确。换句话说，当企业决定了要给布魯金斯提供款项的时候，它签了这份合同的话，就不能够提出来说，你要为我做研究，你的研究成果必须是我的，除非是那种合约式的研究成果，比方说像一些大公司也找布魯金斯研究市场开拓，研究国际竞争等等。

那么这些是属于商业范畴的研究，这种研究当然拿了人家的钱要为人家做事，但是属于思想的、政策性的、政府行为的这种研究它是不能够拿了谁的钱就替谁讲话，这两条我觉得是布魯金斯的一个经验。

邱震海：好，那我们来看看台湾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五岳兄。

张五岳：我想当然也会有的，一个智库能不能受到重视有两个，第一个我讲的智库的立场跟它的专业的问题，当然每一个智库会有自己的立场，但是决不决定智库可以得到社会上认可，是来自于它的专业，专业跟立场之间其实某种程度，并不全然相互违背的。

第二个一个智库本身能不能够发挥共用在于两个，第一个你能不能影响官方，第二个你能不能影响所谓社会，如果智库既不能影响官方也不能影响社会，那智库就失去了功能。

第三个非常重要，智库扮演者什么角色，从台湾角度很清楚，要么是政策的酝酿，因为智库可以作为前瞻性的，要么是政策的演绎具体做可行性评估，要么做亡羊补牢的政策，就所谓的修正，应该在若干政策上出了问题的，需要透过智库里面提出一个有效的，如果智库只是作为一个政策的宣导，政策的强化本身，就失去它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