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英国人莎士比亚说。

肇始于30年前的改革，其原初旨意是通过门户开放，引入市场，盘活经济，给民众以经济实惠来缓解内外压力。

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被强行挟裹和拖入的中国现代化转型之路，充满了艰辛与屈辱，过程也是波谲云诡，蜿蜒曲折。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运动到再到辛亥革命；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再到清末新政，从学习器物到学习制度再到学习文化，无论体制内体制外，官方还是民间的各界精英，始终充满了强烈的焦虑感。他们或以激烈的方式对抗西方，或以谦卑的态度学习西方，而再不见“天朝上国”平和从容的心态了。

改革30年后的今天，我们突然发现从未曾与世界如此接近过。经济发展让让4亿人脱离了每天支出1美元的贫困线；年均近两位数的增长，让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国、制造业中心；全球500强企业中超过一半以上把亚太运营中心设在中国，唯恐在“与龙共舞”的大潮中，跟不上“龙”的步伐和节奏；它有3.5亿人拥有移动电话，每天有近3亿网民上网冲浪；它把载人飞船成功地送上太空；在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它筑起了一条通天的铁路……。

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它还雄心勃勃地计划要把5亿多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为他们提供工作、住房、培训；它还承诺要给每一个普通人一个富足的“小康”生活。那位操着浓厚四川口音的“世纪老人”，若还健在的话，恐怕也感到惊讶：当年为国人寻找温饱的改革，会诞生一个如此生机勃勃的国家！

然而，物质上的成功似乎并没有给这个东方国度带来应有的完全的自信与平静。“西方社会200年的现代化转型，在中国被压缩在30年内进行着。”一位西方评论家感叹地说。

当经济增长引发膨胀的物欲，传统社会信任结构的肢解，贫富鸿沟与隔膜的加深时，我们或许应该如哲学家所言，要“慢下来”，因为自在有为的生活是急不得的。而社会学常识也告诉我们，一个充满普遍焦虑的社会，可能随时会因风吹草动而中断中国的转型之路。

为何目前中国会出现普遍性的焦虑？一位北京的著名学者是这样告诉我们的：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中国社会正处在激烈的转型时期。人们对于社会的未来前景一时很难把握，难免出现焦虑状态；经济利益和社会位置的重新洗牌，社会的规则体系重建，旧的规则已经不管用，而新的却尚未建立；社会非认同感增大，造成社会成员之间的紧张关系；等等。

如果一个人对社会做出贡献，社会能够给其应有的回报，他就会对社会产生责任感。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明确提出了这一基本理念，并在政策制定和二次分配上向弱势群体倾斜。但一些地区，一些地方政府，这种理念还远没在行动中贯彻到位，只重视地方GDP的增长、盯着的是职位升迁，没想到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增进人的幸福、社会的和谐。

另一个缓解社会焦虑的手段是建立明确的规则体系，鼓励各级政府、不同群体和个人树立规则意识。目前的中国社会不是没有规则，而是规则过多了，政出多门，相互冲突，各自制定各自的规则，导致整个规则系统的混乱。

另外，规则意识的缺乏也很可怕。一方面，这和规则的执行者本身有关；另一方面，中国人多信奉的是一种庸俗的实用主义，哪个规则能带来好处，就支持；反之、则抛弃、躲避，甚至肆意践踏规则。

一种社会的焦虑还更深处涉及到一种精神信仰的缺失。焦虑者因看见到处都是物欲的流行，功利的甚嚣尘上，人们都以外在的成败论英雄，以权力和金钱划分人的等级，从而隐隐地痛感人们精神上缺乏一种寄托，没有一块能够真正长久的安身立命的地方。也许只有了建立一种精神信仰，才能给人提供生活的意义乃至一种真正满足的幸福感。（原题：如何让国人普遍重拾曾经的雍容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