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5日《中国经营报》的消息说，抵押政府大院筹集三鹿赔款，石家庄官员泪撒谈判桌。就在上个月，石家庄市政府已经把市政府大院的南院和西院，还有一个下属酒店抵押给了银行，筹集了9.2个亿上缴给国家暂时成立的临时赔偿机构。报道还说，在三鹿问题奶粉紧急召回过程中，400多名代理商一共垫付了近10亿元退货款，单一经销商最多垫资1700万元，他们正准备高薪聘请著名律师，代表经销商起诉，争取国家赔偿。
  
大多数地方政府不必像石家庄市政府一样面临如此艰难的困境，既要面对经销商的巨额索赔，也要面对受害者的巨额索赔，同时还将面临企业破产后大量的失业问题。但是，世界金融危机将使各级政府都面临过紧日子的挑战，却是各级、各地政府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此前不久，东莞韦旭鞋业倒闭，拖欠工人工资达两个月，政府为此垫资达700万元。在拖欠农民工工资成为常态的背景之下，韦旭鞋业的倒闭，无疑对所有地方政府都具警示意义。一些地方政府过去不注重企业产品质量管理，不注重维护劳工和消费者权益，危机一来，所有的责任必然要由政府全权担当。这是各地政府必须面临的挑战。“总是要还的。”这是真理，哪里都一样。
  
更严峻的在于，世界金融危机已经危及我国的实体经济，企业倒闭加剧，就业问题突出。政府一方面税收减少（主动和被动都在减税），另一方面失业、救济、社会保障以及应对像韦旭鞋业等方面的突发事件的费用支出增加，政府的紧日子刚刚开始。为此，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有了过紧日子的危机意识，武汉市政府12月22日第5次全体会议讨论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时，市长阮成发要求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严格控制行政成本，明年市政府将严格执行“四个零增长”，即会议、接待、出国和公车四项费用。严控行政开支。此前，广东省政府也作出了类似决定。东莞市已将市财政全额供给预算单位的公用经费支出控制在年初预算的95%以内，原则上不得申请追加预算。同时要求严格控制会议经费支出和各种庆典经费支出，规定2009年不再单独安排市级预算单位出国出访专项经费。浙江省长吕祖善在12月25日召开的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宣布，明年浙江省各级党政机关公用经费继续压缩5%，各部门公务用车采购冻结一年，各级领导出国考察经费削减20%。
  
但这一切还远远不够，与百姓的要求、与现实的挑战都相距甚远。资料显示，中国内需占GDP比重连年下降，十几亿城乡居民消费总额占GDP比重不过35%，但政府消费却一枝独大。根据中国经济体制研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樊纲的研究，2007年底，我国只有48.8%GDP是消费，这里面还包含着，居民消费只有35%，世界最低。显然，13%的政府消费，恐怕又是“世界最高”。这其中包含着大量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消费。2006年8月，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引用的数字显示，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公车消费3986亿、公款出境旅游性消费2400亿元。三项相加，“三公消费”达一万多亿元。此外，我国还有大量预算外资金没有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成为单位的小金库。
  
形势不等人，危机往往也是改革的时机。严峻的局势需要各级政府下定决心，勒紧腰带过紧日子。尤其是大幅度削减奢侈浪费的挥霍型消费。也许不远的将来，政府拍卖办公楼、拍卖公车的新闻会不断出现。但愿如此。危机当前，我们需要官民的同舟共济；而从长远的制度建设看，国家、社会和公民也永远需要廉洁、廉价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