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有关思想解放的讨论渐入高潮。如此简单的道理需要讨论，而且是大讨论，说明大家在思想上还不够解放。按说，人要思想和人要吃饭一样是不需要讨论的。
世间万物，论及本性,都是倾向于“解放”或者自由的。比如,把一颗种子埋在瓦砾下的土里，每天浇水,种子便会从瓦砾之下钻出来。思想也是如此。从本质上说,每个人都是天生的自由思想者。但是，在其成长过程中,一个人随时可能失去自由思想的动力和活力。究其原因，人都有趋利避害的倾向。如果一个人不但得不到思想自由的好处反而深受其害,他便有可能会放弃这种禀赋的发挥。心理学家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将跳蚤随意向地上一抛,跳蚤能从地面上跳起一米多高。但是如果在一米高的地方放个盖子,让跳蚤跳起来会撞到盖子,而且是一再地撞到盖子。过一段时间后,拿掉盖子就会发现,尽管跳蚤还在继续跳,但是再也不能跳到一米多高了,因为跳蚤们已经调节了自己蹦跳的高度,而且渐渐适应了这种情况。心理学家将这种“跳蚤效应”解释为“习得性无助”。简而言之，长期积累的负性生活经验,会使人丧失信心,继而丧失创造力。
所以说,影响一个人思想自由的东西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外部环境对人的约束,包括制度设计、文化传统、当下有着怎样的风俗或者偏见等等,这一切都会影响到一个人对思想自由的发挥。二是人的自我设限,“体制化”(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概念)或者自我审查像一张无形之网,在心理上束缚每一个人,让这些人成为自律的牺牲品。这也是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有些人仍然保持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思维定势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人一方面自己赶不上潮流,客观上也限制了其他不受“虚拟之盖”役使的人们追赶时代潮流。
鉴于上述两种束缚的存在,解放思想需要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就个体层面解决“思想自由”的问题。这主要表现为对人的精神与心灵层面的呵护与建设。自由思想是人性的一部分,解放思想同样意味着人性的复苏。尽管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但在任何时候、任何不自由的环境下,每个人至少应该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使自己处于一种“思想解放”的状态。唯其如此,他才有可能和环境保持一个良性的互动,不至于在环境有积极变化时,失去了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成为新时代的落伍者,甚至在不觉中拖时代进步的后腿。二是制度建设方面解决“表达自由”的问题。既然民间思想处于一种自发自由的状态,公权力不去限制它,它便已经是自由的。而且,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角度来说,来自民间的草根思想、观念不仅不需要“解放”,反而会对来自公权部门的具有强制性“解放”抱持一种谨慎的态度。思想是一种自发秩序,在社会领域,权力不能越俎代庖。正因为此,政府倡导思想解放其意义更多在于从行政层面凝聚“改革共识”,以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而对于社会而言,更需要政府在思想解放方面多开自由之门。这也是为什么说思想解放的过程,同样暗合着为公权部门设立禁忌的过程,即所谓“将统治者关进笼子”的过程,而不是仇和式官员认为的“解放思想就是没有明令禁止的,政府都可以想都可以干”。稍有点自由常识的人都知道,“法无禁止即自由”指的是公民权利,而非政府权力。公意之外,政府自我授权即越权。
简单说,思想解放有赖于人心与制度等方面的共同建设。唯其如此,才能让思想自由不仅成为社会自我标榜的一种价值观,更能够成为每个人“与生俱来”、“从摇篮到坟墓”皆可拥有的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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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解放有赖于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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