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是门讲求严谨的学问。物理学严密的逻辑结构、精确的推理，从上个世纪初就为一些政治学家所推崇，他们希望有朝一日政治学也能像物理学那样建立起一套严谨慎密的科学体系。虽然，时至今日这个理想尚未实现，但至少有一条物理学的原理 ——“测不准”，进入了政治学领域。这让众多的政治学家、政治观察家们啼笑皆非。
　　政治领域中到底有什么总是“测不准”呢？最突出当数对中国政治前景、对中国未来的预测。近年来，对中国的政治前途、社会前景的预测已经成为显学，从国际学术机构、大牌传媒，到一些学者、观察家个人纷纷表态，发表对中国现状的评论和对中国未来的预言。这些评论和预言中大多数是悲观的，按照当下时髦的说法，就是要“唱衰中国”。那么，他们的评论是否正确、他们的预言是否准确？中国是否被“唱衰”呢？很遗憾，至少这十多年来，尽管“唱衰”中国的论调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但中国并未为其所动，中国经济在一波一波的“唱衰”声浪中竟然节节上升，变出了一片精彩。
　　我们当然无意嘲笑诸多的评论家的失当和预言家的失准。无论如何，评论也好、预言也罢，说得对也好、说错了也罢，只要是关注中国，就是好事。作为中国人就应当认真对待，况且中国人还有“闻过则喜”的好传统。但换个角度看，“唱衰”的论调又实在是太多了。失言和失误太多，以至成为了一种“现象”，即“中国测不准”现象。既然成为了“现象”，就值得认真研究一番了，以便从中得出一些经验教训，获得一些启示。物理学的那个“测不准”究竟是为什么？我自然是说不清，但对中国政治观察中的这个“测不准”却想说上几句，也算是请教中国问题的诸多观察家。我以为，外界对中国预测每每失误，至少与信息、思想和文化等三方面的隔膜有关。

　　一、信息隔膜
　　中国以外的、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可谓形形色色、各有千秋。但仔细观察会发现，无论他们之间多么的不同，对中国缺乏亲身体验与直接感受却是相同的。
　　如最新一轮质疑中国经济成长，引发近年来“唱衰”再度高涨的始作俑者，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及他在2000年发表的文章《中国GDP统计发生了什么？》， 就是个显著的例子。在这篇在国际上引起不小波澜的文章，其实就是这位教授通过一项案头研究，分析发现中国各省市的经济统计资料与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有所出入，据此就质疑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他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1999年只是在-2.5%到+2%之间。耐人寻味的是，罗斯基的文章刚发表时，并没有引起西方舆论界的注意。但今年以来，罗斯基的观点突然变得身价百倍，成为西方媒体关注的热点。美国《新闻周刊》、《商业周刊》，英国《金融时报》、《经济学家》等西方主流媒体纷纷炒作他在一年多以前的观点。与此同时，种种怀疑中国经济增长的论调甚嚣尘上。今年 1月，美国《中国经济》季刊的主编斯塔德维尔在他的《中国梦》一书中把中国经济比喻为“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4月1日，美国《时代》周刊刊登题为《中国为什么造假账？》的文章，称中国已“被虚浮的数字淹没”，“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名声是建立在纯属虚假的基础上的”。而最近法国里昂信贷证券公司的报告似乎最具杀伤力，该报告称，中国的实际国债约为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4倍，超出官方公布数据的6倍。最为危言耸听的是，西方竟然传出，中国县乡财政亏空总共3万亿人民币的惊人消息。似乎一场自下而上的金融危机就要席卷中国大陆。
　　过犹不及，话说过了头，就露出了马脚。把中国经济说得一塌糊涂，把中国说得岌岌可危，反倒使人们无以置信了。因为，不少预言、预测离开了起码的常识。比如说，中国县乡财政亏空3万亿，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少乡镇呢？中国共有5万左右个乡镇，如果按照这个说法，那就等于是说每个乡镇平均负债6000万，这怎么可能呢？要知道，以中国的政府经济活动而论，中国政府的投资体制中投资主体是中央和地方（省、市）政府，乡镇政府的职责主要是维持当地经济社会的运转，基本上是所谓“吃饭财政”，无论收支规模均不大。即使亏空也远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天文数字。讲这样话的人，只能说明他对中国情况的无知。
　　中国有句老话，乱国不入，乱邦不居。如果中国真的是“危在旦夕”或至少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话，那么真正了解中国，天天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西方公司、西方人士会怎么想、怎么办呢？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进入中国的西方投资一天比一天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的企业一天比一天多，中国正在一天天地变成“世界的工厂”，美国超级市场里的大部分商品上都有个“Made in China”的标志。是把自己的资产投入中国，把自己的生产基地转到中国的投资家、企业家更了解中国，还是一些成天摆弄数字，做些表面文章的西方经济学家更了解中国，结论应是不言自明的。

　　二、思想隔膜
　　所谓“思想隔膜”，说明白了就是“意识形态隔膜”。前面说，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靠摆弄数字，做表面文章来研究中国问题，对中国说三道四。其实，这并没有贬损西方经济学理论科学性、严肃性的意思。西方经济学经过长期的发展，日益成为一门精密严谨的科学，其中在对经济运行的周期性、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众多的令人称道的成果。但是，具有深厚的经济科学基础的西方学界以及众多的西方学者，却在预见中国经济社会未来的时候，屡屡失误，大跌眼镜，这究竟是为什么？在我看来，西方学界、学者，在对中国问题进行观察和研究时，具有过于强烈的主观色彩，具有过于强烈意识形态意图，是他们未能客观准确地分析与认识中国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西方传媒界的炒作之下，西方公众犹如被戴上了有色眼镜。这样，即使眼睛再好，对中国的现实也就看不准、看不清了。
　　在记忆里，预测中国政治前景的第一次浪潮，是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天安门事件”后，中国的一大批“民运”人士流亡海外。这批中国国内政治中的失败者，自然对中国国内的政治现实极度不满，对中国政府十分敌视。在流亡海外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希望借助西方势力改变中国的现实，希望中国政权易主，由他们回国执政……这样的政治流亡者的心态，本来是完全可以理解和想象的，从古至今的政治流亡者都是这副心态，这本没有什么希奇的。然而，奇怪的是这批流亡者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西方社会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西方主流传媒竟然可以听信他们对中国的估计和预言。记得1989年的秋天，一位刚刚逃出中国不久的“广场精英”，极其自信地预言中共政权三个月之内必将完蛋，而他们一伙必将取而代之，他当时说话的口气简直就像即将回国就任的总统。往事不堪回首，如今当年风云一时的“精英”不仅未能如其所愿“衣锦还乡”、“凯旋故里”，除去他们落魄天涯的讯息偶尔传回国内，他们早已被忘却了。假如真的有一天，他们中的一些人回国的话，恐怕遇到的会是“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情景。
　　遗憾的是，这样一批被曲折的经历扭曲了心态的人，这样一批与中国有明显利益冲突的人，居然还能在西方对于中国的观察中继续发挥作用，有一定的发言权，可想而知西方对中国的观察与研究会被怎样的扭曲。当然，对中国观察的失误，也不能都责怪这些流亡者。流水无情，落花有意。不管事实如何，人总会有自己的愿望，总要顽强地表达自己的愿望。问题在于，这些中国的流亡者在西方毕竟还能找到知音，而西方的某些势力也需要这些流亡者。与其说，流亡者在蒙蔽西方舆论、误导视听，还不如说，西方的舆论需要这样的引导，正所谓：自欺欺人。
　　西方舆论界对中国太过敏感，主观意愿太过强烈，是症结所在。从西方主流媒体对待罗斯基有关中国经济数据研究的态度的转变中，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敌视可见一斑。罗斯基的论文在2000年发表时，并没有引起主流媒体的关注，因为那时对中国评论的主调是“中国威胁论”，讲中国如何如何强大、对西方构成怎样威胁的言论，当时正受主流媒体的青睐。罗斯基的论文自然有些生不逢时。但两年后，西方舆论改变了腔调，改为“唱衰”，“主打歌”是“中国崩溃论”。这样罗斯基对中国经济增长负面评价自然就派上了用场。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立场，总有主观愿望，但这不应妨碍自己客观性，否则就要被意识形态所支配而丧失科学态度。西方舆论对中国判断的屡屡失误应当说，与受到了意识形态过于强烈干扰有着直接的关系，主观色彩过于浓重了，客观公正性自然就降低了。

　　三、文化隔膜
　　观察与研究中国，还有一个对外界构成相当严重障碍的问题，即文化的隔膜问题。中国是个大国，而且是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大国。中国的优点和缺点，从根本上讲，也许都和这个“大”字有关。以中国问题的观察研究来说，简易之处和艰难之处，也许还是在于这个“大”字。简易之处，由于大，有关中国的事实材料可以信手拈来。相应地，中国问题的“专家”现在可以说随处可见。艰难之处，也是由于“大”，对中国问题的观察与研究就很难说全面、深刻，反而很容易挂一漏万、以偏概全。
　　中国大，应没有争议。然而这里所说的大，并非单纯数量概念，无论国土、人口，所谓“大”更是一个文化概念。大与小是相比较而言的，就这里的文化意义上的“大”而言，主要是指中国文化相对于外界，特别是相对于西方文化而言，具有很大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既时常让外界的观察家感到迷惑不解，又常常使外界的观察家轻听轻信。
　　长期以来，西方观察家和政界、学界一直有一个关于中国的基本信念，即相信随着中国的开放，随着中国的“现代化”，中国会变得越来越“西化”，尤其是中国的年轻人会变得西化，背离传统，甚至被西方文化所同化。在政治上，随着中国经济开放、非官方经济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的“中产阶级”会认同“全球化”，使中国在政治上变得越来越信奉“自由主义”、“世界主义”。但是，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复苏，中国青年中间民族主义已成主流，中国的“中产阶级”的保守性也在逐渐加强，这让西方政界大吃一惊，让西方的观察家再次大摔眼镜。所谓“中国威胁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而所谓“中国崩溃论”其实也不过是对“威胁论”的反应而已。
　　之所以出现诸多的对中国认识的偏差，与中国文化特性以及它与西方文化的深刻差异有关。西方人往往以西方的概念和话语硬套中国现实，开始往往得出种种似是而非的印象，但时间往往又会显示出这些印象与西方概念的疏离，最后让西方人得出原来根本不是那么会事儿的感觉。
　　在这方面，近年来西方密切关注的中国的所谓“基层民主”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西方一度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大大倒退。但自90年代初，中国逐步开始试点和推广“村民自治”，并进行具有竞争性的选举。按西方概念这是典型的民主进程，尽管是从“基层”开始，但毕竟是个积极、健康的开端嘛！这样一直发展下去岂不是会带来自下而上的民主压力，甚至会推动西方所乐见的那种全面的“民主”？！于是，90年代以来西方各种名目的“基金会”慷慨解囊资助研究中国的“民主”试验。其实，了解情况的人士不免窃笑西方人的无知。所谓的“基层民主”是个话语差异造成的误解。中国大陆的“村民自治”实质上是中国完成了初步工业化后，将社会动员体系推出乡村的政治举措，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中国乡村的传统形态，与西方概念中的“现代化”恰恰是背道而驰。而西方的各种研究机构、基金会却一相情愿地以为在推进中国的民主化，真是件贻笑大方的事情。“传统化”由于概念及话语差异被误读为“现代化”，是文化隔膜的典型表现。 
　　这些年对中国的分析、评论、预测，不绝于耳。风水轮转，两年内对中国的预测竟已大反转。然而，“威胁”也好，“唱衰”也罢，中国还是中国，不因“威胁”而张扬，不因“唱衰”而气馁。倒是西方的观察家、研究者应该好好地想一想，看看问题究竟是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