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家都认为；政治稳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所以当领导的会说“稳定压倒一切”，这也符合历代当权者自身的利益。但当一个政府不能出色的履行职务，业绩不好时，或有更好的人选时能够更换他，应当平稳的进行政权移交。这就是当今世界上众多发达国家，能够长期发展，历久不衰逐渐强大起来的关键，这是历经数千年和多少代政治家模索出来的成功的体制和经验。
　　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与大多数西方国家不同，主要是世袭。如果一个政权腐败了，就得靠宫廷政变或是武力推翻。这样往往造成政治动乱和饥荒战乱。中国历史上几次较大的改朝换代，都应了马尔萨斯的诅咒，造成了长期的战乱、人口的大规模缩减、和经济的大倒退。国民党和共产党长达四年、双方动用军队总数号称千万的血腥大战，而且还造成台湾及其附属岛屿被永久地分裂出去的危险和蒙古被永久地分裂出去的事实，这就是中国政权更迭的一个缩影。为什么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不可以通过竞选来决定谁来执政呢？站在美国人的角度来看待，国共谈判无法达成协议，只能靠战争来决定雌雄，确实是无法理解的，这就是当时中国民主意识的现状。这就像文明人要去打官司比智慧，而野蛮人只会比拳头，这就是典型的政治体制的落后和不健全。就算是世袭也经常是几个儿子争一个王位，互相残杀。太子立了又废，废了再立，中国历史上相当多的君王都杀过或关压过有篡权之嫌的儿子。
　　苏联的政治体制下的争权和保权斗争更加激烈，长达数年的大规模的血腥“清洗”、可能使几十万人被处决，并实行高压政策，把众多的“持不同政见者”投进监狱或流放到西伯利亚。苏联最后一次权力更迭，造成了动乱并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对俄国的经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而转轨后的俄国政治又在多大程度上是民主的呢？
　　我国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实际上都是一次次的政治上的“文字狱”，懂经济建设的人无法掌权，又不准别人提意见，提意见就是反党，流放到山沟里去，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搞的就像小孩子过家家，更像打摆子的病人。文化大革命明显的给人以权力斗争的感觉，而且它确确实实的发展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大动乱，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失去了宝贵的十年。林彪想在他死之前取得政权，可没有正当的 “不虚假的”渠道，唯一的方法就是发动政变。“粉碎四人帮”是件大好事，先是在广场上以悼念周恩来为由，采取和平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后被镇压，最后只能采取宫廷政变的方式才达到目的。而赵紫阳的下野又一次引发了政治大动乱，虽然对中国的改革进程并没有造成明显影响，但却恶化了国际关系，引发了新一轮的封锁，造成了第一次申奥的失败，给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失去了一次机遇。这种政权更迭的方式是落后国家和一些小国的通病，也是这些国家落后的根源之一。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大多长期执政，许多时候都是走不动路了才移交政权，或者干脆把政权移交给自己的儿子。在这些国家里，经常以危害国家和政治稳定为由大开杀戒，进行争权夺势，政变不断。
　　中国需要建立正常的国家元首和政府的任期换届选举制度。人民有一人一票地表达意愿的选举权和公开透明民主科学的治理国家的制度，并把它明确写入宪法，以保证中国经济的正常持久稳定的发展。因为民主选举是一个国家最重大的政治生活，美国的宪法基本上就是一部选举法其他的内容很少。实际上，政治改革比经济改革更加重要，因为它不只关系到一个国家一时的经济发展，而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千秋大业。就像美国开创民主制度的杰斐逊、华盛顿、富兰克林等政治人物比起后来的许多任辛辛苦苦治理美国的美国总统更加被世人所铭记。一个国家没有这种政权更替的法律制度上的保证，当权者就无法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国家利益上来，还得分心去培植个人势力，进行权力斗争。如果有了法律制度保证，当权者竞争上岗，而且必须把全部精力投入工作，只有能力强、政绩好，百姓认可，才可以堂堂正正的连选连任。同时也解决了当权者卸任后的后顾之忧，因为他有作为总统的终生获免权和总统的终生生活待遇。不象现在的高层领导人担心一但失去手中的权力就会变成阶下囚，或因说错一句话就被软禁、被扁为庶民。由于中国的政治改革畏首畏脚，进展得特别的缓慢以及中国人不承认自己的政治制度落后，实际上是害人害己的事。
　　一般政治上的不民主必然导致言论上的不开放。其结果是，大多数的反对意见无法达到当权者的耳朵里去，使得我们国家的企业制度、司法制度、社会医疗等福利制度、专利制度、社会保险制度、教育体育制度等等各行各业的改革问题大大落后于经济发展和国外的同行，或者只是跟着人家屁股后头学着走，创新能力大打折扣，无法创造出我们自己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海军如果与日本海军发生冲突进行做战时，很可能重演甲午海战的悲剧，使整个中国海军很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瘫痪。因为当年我们的海军和今天一样，在规模和技术上都不比日本人差多少，唯一的差别就是政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比他们落后，所以在国家运作和决策体制上就完全不同。同样在缺乏政治民主和新闻开放，以稳定压倒一切的巨大的国家惰性体系中，像有许多人几十次准确预告的唐山大地震，仍然造成几十万条生命损失的巨大灾难就必然会发生，而且没有国家领导人会为这件事负责而下台。
　　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关系，不是我们以前认为的所有制关系，因为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都是有多种所有制并存的。这里的生产关系应该是指国家为了管理社会生产针对劳动者的从共性到个性的某种程度的管理关系。社会是从原始的动物性的同一性向智人的个性化发展，社会结构由简单向复杂化发展，生产管理由强制的统一的管理向松散的协作制发展。反映在政治上，就是社会由一两个人的集权统治向相对多数人的议会政治发展，再由代议制的议会制度向代表绝大多数民众利益的直接民主制度发展。
　　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需要一定的国家管理体制(生产关系)，落后了不行，超前了也不行。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照抄美国的民主体制，是不行的，那时候在中国政坛上如果你没有武装，不能拉起一支队伍来，你说话是没有分量的。就像许多民主人士大多只落得被暗杀的命运。在早期的印度，也造成经济和政治的不稳定。这更说明在传统比较沉重的国家里，推广民主的价值和信念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才能够达成。但是一旦达成了，建立了基本的民主政治，一个民族的创造力就会被充分发挥出来，例如亚洲的日本自从明治维新建立了议会政治以后，日本的经济发展就与中国分道扬镳，形成持续一百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今天的中国仍延用几千年以来的中央集权统治，或者说苏联十月革命时期所创立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治体制，也是明显落伍的。己经严重的制约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苏联本身就是典型的例子：俄国十月革命时的生产力水平略高于中国四九年的水平，当时的苏共体制代表了符合当时情况的生产关系，带动了苏联的高速成长，但经60多年高速发展后的苏联工业发展水平和受教育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现代科学呼唤人的个性、充分发挥创造性和想象力，压制个性和创造性的传统集权制模式严重制约了苏联经济和经济管理模式和科研创新的发展。生产关系的落后，使苏联在与美国的经济竞赛中逐步趋于弱势并最终败下阵来，也最终间接导致苏联的解体。
　　经过50多年较高速度的经济成长，中国现在工业和受教育水平也发展到接近苏联鼎盛时期的水平。中国的政治体制的改革，也开始落后于经济体制的变革。受政治体制改革慢的制约，包括行政、司法、人事制度等整个生产关系的改革迟迟动弹不得；由制度本身的漏洞造成的腐败问题、政府低效率的问题无法解决，而腐败问题又直接影响政治和国家的稳定。尽管这种中央集权制，在世界上曾创造出许多经济奇迹，如前苏联、如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也包括中国的掘起。但它必定不适合信息和个性高度发展的今天。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总是超前的是最先进的，并最终拖动生产关系与其一起向前。世界性的经济全球化必将拖动相对落后的政治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势不可挡。从这一点上说中国改革的性质也是同样，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并拖累经济改革的发展速度。同样中国的经济发展已溶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国也可以通过稳健的政治改革使自己溶入政治全球化的大潮。比如，现在西方人的意识形态，形成了冷战思维的世界格局，而这种强势信仰，是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来推广的，包括武力和科技。也就是说，现在政治全球化的特点是民主风暴，从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开始，到前苏联的解体再到阿富汗、伊拉克的政权的被推翻，以及中亚的“颜色革命”风暴。回头来看，在全球仍坚持“自己特色”的比如一党制和中央集权制的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国家当中，除去中国一个大国以外，已经寥寥无几。尽管中国现在实行的这种管理体制，可能仍然适合中国这一时期的经济基础和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及人种的特性。但已经不符合国际政治化的大潮，有可能会形成国际社会的第二次封锁，严重影响中国进入发达的国家的机遇。就向前苏联一样，你发展得越快越容易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包围，最终因被迫过度发展的军事力量而拖垮经济。中国应尽可能地把自己融入当今政治全球化的大潮。在尽可能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在政治上与国际化的大趋势靠近；应当尽快地把地方政府的民主选举搞起来，以适应当前的国际形势。
　　中国目前实行的这种政治体制，在当今世界有影响的大国中，是比较孤立的体制，与现在的政治全球化有明显的抗拒。政治上很被动，容易受到批评、不理解，和孤立、封锁，有永远也解释不清的“人权”问题。给中国现代化、对外开放、经济发展、台湾统一大业，甚至国防都造成重大困难。不得已，以经济发展的重大代价去发展在经济上并不合算的西部地区，而这些可能仅仅是为了换取少数人更稳定的政治生命。
　　为了避免风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逐步稳妥地进行。中国改革开放中最重要的和攻坚的一件事，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反腐败的根本手段。它的条件完全不同于前苏联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肯定可以像我国的经济改革一样平稳的、顺利的发展，它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是造福于子孙后代的功德事，并将有利的推动中国的统一大业。创立一个开明的、吸引众多人才的、与国际社会相融合的、有竞争活力的和真正长期稳定发展的新的中国政府的形象，这需要一代顺应历史朝流的明智、识大体的中国领导人，出以公心、付出一定代价才能够完成。
　　实际上，在传媒和科技高度发展的信息时代，任何人也挡不住民主和法制的不断完善。是科技和现代化，呼唤民主、呼唤合理科学的政治体制，而不是人治，除非有人能挡住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被动的、硬着头皮的改革者，肯定不如主动地引领潮流的改革者为后人和历史所铭记和推崇。
　　现在世界上具代表性的民主选举体制，主要是美国的两党选举制度。而这一制度的核心形成于200年前，与当今时代已有诸多矛盾，这一制度本身急待改革，一般认为那是一种耗资巨大、旷日持久的金钱政治。尽管它在美国今天依然不失为一种成功的政治制度，这是因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有长期建立起来的民主基础，极发达的经济和教育水平作为基础。它不一定适合于不发达和欠发达的其他国家，世界上不乏不发达国家直接采用美国式的民主制度而导致的政治或政府不稳定，轻则影响经济发展，重则导致动乱的例子。而一党制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中国有句名言叫做“流水不腐”这同样可以用来衡量政府的机制。不同的政治体制几乎成了当今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分水岭，也就是说一般发达国家均为各种不同形式的民主体制，而大多较稳定的不发达国家多是比较集权的和高压的政治体制，这也说明了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性。
　　中国处在由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时期，如何加速这一过程，她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民主意识的建立的迫切性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显出政治体制的落后严重制约经济继续发展的空间。政治全球化，给拒绝这一过程的少数国家以更多的国际压力，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形象对于她开放改革走向世界、统一大业甚至自身安全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生活的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任何畅通地反馈渠道，一般的民意无法到达国家管理的高层。如果没有一人一票的选举权的制衡，上层官僚是不会真正关心民意的。中国老百姓普遍的生活水平很难提高，中国整体上的财富积累效率极低，也很难推动消费和拉动内需，中国的贫富差距仍然会越来越大。每一届新的中国政府上台伊始，都明确表示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但谁也不愿意承担风险，使政治改革不了了之。如果中国的政治改革不能够主动地实行“软着路”的话，使中国大一统的官僚体制仍然以它巨大的惯性慢慢的滑向很可能导致政治动乱的边缘。只要不进行政改，这种危险就永远存在，并可能因为动乱断送掉经济改革多年以来取得的所有成果。
　　在这里，我们不妨给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一些适合中国国情的、安全可靠的方案来，其中之一，“纳税人供养资源对等有限竞争两党制”。
　　两党制主要是利用反对党来节制执政党、消除腐败，形成竞争的科学决策机制。两党制并不排斥同一信仰的两个政党，也就是说在中国可以由中国共产党直接以抽签方式，将整个党，一分为二，形成两个党，如共产蓝党和共产绿党。这样就可以在完全不动摇共产党领导地位，共产党的利益，不改变共产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直接产生执政和在野两个政党，不用推翻任何政权，由相对集权的社会主义一党制，和平过渡到较为民主的社会主义两党制。
　　这也有利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彻底和真正解决长期困扰中国的，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问题。使党真正脱离出来，抓选举、抓方向性、原则性、政策性的大事，给经济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真正打破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王朝建立、兴盛、然后开始逐渐腐败、最终被推翻的循环，以及这种循环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和冲击。
　　基于以上这些，加上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赶上了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的背景，我们可以由国家出资，按国民收入的一定比例提供两党的正常活动经费，比如万分之一，严格禁止任何自己创收费用和任何形式的政治捐款，以有限对等的活动经费来限制两党的竞争规模，并按总人口的一定比例来限制和对等设置两党全职党员人数，比如万分之一。以较短的竞选时间来减少选举对正常的社会生活的影响。其基本原理是：在有限对等的资金、人力、时间内两党通过规定的媒体以有限的和相等的播出总时数将其政见迅速传达给选民，同时在规定时段内通过媒体和网络与选民互动，平静的公平的和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大选。
　　竞选期间，不需要大规模的组织群众集会游行造势等活动，两党在中央电视台晚上规定时间段内进行电视辩论或交替进行竞选演说。设立蓝、绿两个专设电视频道和报刊、网络给执政、在野两个政党以充分表达对时政的看法、宣传自己政策、提出批评意见的专门渠道，并通过热线电话和因特网与支持者互动，而最终选民通过自己手中的选票或者电子民主选举系统，行使一人一票的主权。如果担心全国的选举会造成国家的不稳定，可以先进行省一级的议会选举和政治改革用来取得经验，等到省一级的民主政治成功实施并稳定的运行以后，在这个基础上总结经验考虑进行全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借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机会，也给中国的政治改革开辟了另一个机遇和可能性。尽管台湾的民主政治还远没有成熟，但经过这些年的实践也确实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这是全世界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有史以来，在民主政治方面最重要的、走得最远和相对来说最成功的尝试。全世界无论是哪里的中国人，嘲笑台湾的民主体制都是五十步笑百步。它给中国人可以成功地实行民主政治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先例。当台湾的民主政治能够逐步的确立由民进党和国民党构成的两党政治以后，无论国民党是执政或者是在野，都可以让中国国民党返回大陆，成为中国两党制的在野党，交换条件当然最好是大陆在台湾驻军，使国民党扩充成为同时参与大陆的两党制和台湾的两党制的一个统一的政党，这样既可以确保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地位，又不对台湾的政治生态造成过大的影响。如果大陆能够实现民主政治，那么国民党完全可以自由地回大陆来，因为国民党本来就是大陆正式注册的合法党组织。有权参加大陆执政党的竞选，利用国民党在台湾发展经济的经验，和他们近些年取得的民主政治的经验和教训，再次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与共产党在一个两党共同确认的宪法之下争天下，不过这次是以和平方式进行，而不是以武力分胜败，还可能在中国的领土面积问题上采用台湾的地图，使中国对外主权的谈判处在更有力的地位上。由于台湾经过十几年的民主政治的洗礼，已经开始接近成熟，再加上台湾有丰富的市场经济与经商的经验和大陆丰富的资源优势，相信可以使台湾和大陆的经济都可以得到跨越式的发展，形成“双赢”的局面。
　　由于中国处在亚洲的中心区，国土面积又相对比较大，所以中国在对待周边地区和国家时内心里边是比较傲慢的。比方说，看不起小日本、甚至香港人等等，但实际上中国人从内心深处是很自卑的，是对自己没有信心的。比如说，在对待日本的问题上，中国在近代在与日本人的交锋中从来没有赢过，在近代史上中国人有两次崛起的机会，都叫日本人给毁了。去过日本的人回来都说：日本是一个很认真的民族，日本人很怪，很了不起。中国军人一提到打台湾就趾高气扬，认为那只是几天的事，但一提到日本人可能介入的事，就心里没底了。“中国会不会又像甲午海战一样，中国人的大船、大舰队，被日本人的小船、小舰队打的落花流水呢？在这一点上日本人是有理由、有心理优势的。当我们有时接触香港和台湾人的时候，觉得他们比大陆人更有礼貌，其实，这只是一种新闻和政治开放地区的人们，对新闻和政治不开放地区的人们的一种心理优势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优越感，一种蔑视和同情的复杂情绪的表现。现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文学作品，描写中国人的劣根性的内容，再看看我们周围的人群现状也感同身受，但是这一切怎样造成的呢？有人考虑过吗？在我看来，无论是香港还是台湾人，他们相对的文化底蕴都是非常浅的，广东在一百五十年前还是大清国流放犯人的地方，台湾文明的开化也就三百年左右；日本人办事的方式、对政治漠不关心、一心一意挣钱的态度等许多特征和温州人一模一样。在亚洲不同地区人的差别并不是很大，不相信我们国家的人民有什么问题。
　　所不同的是在近代史上，我们不同的统治者所推行的不同的统治方式和教育方式导致了我们这几代人的差别。有话是：“只有无能的将军没有无能的士兵”。我们必须检讨我们的统治者，领袖人物和知识分子他们到底怎么了？中国的文化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从清朝中期开始，我们的统治者就开始实行文字狱，实行愚民政治和具有奴性的文化，以便于统治者的统治，形成讲空话、不办实事和欺骗百姓的坏习惯。实际上直到现在，我们的社会风气还是这样，而且我们的政治体制也没有多大的变化，这些现象都严重地败坏了我们民族的社会风气，也影响了我们人民素质的提高。要想让我们国家和地方的领导人避免说空话说假话和各种腐败的滋生，必须从新闻全面开放开始，从所有人和反对党对国家大事可以批评和争论开始，从开放我们的思想开始。不然的话民族自信心是无法建立的，振兴中华只是一句空话。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和地位的老百姓，是不可能有民族优越感和民族自信心的，就是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也不会持久，经济发达了还会出现其它问题。这个过程可能要用较长的时间，可能要有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必须马上开始做，逐步培养人民的民主意识，重新建立我们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像推进我们的经济建设一样，重视和推进我们的民主建设。这主要包括：开放新闻，打开我们人民的眼界，尊重人权、使每个中国人真正建立可以当家作主的自信心，讲实话、讲实际、办事讲信用、办事认真、讲礼貌、对所有的国家大事，都可以进行争论和批评等基本的民主性。
　　我们必须适应西方民主体制当中，所有的结论都必需在议会里喋喋不休地争论之后才会有比较正确的结果。虽然没有争论的政府会形成某种程度的高效率，而这种效率往往会造成某种方向性的错误，走很多弯路，实际上“欲速则不达”。事实上，许多事物在不断地持续的争论中所有的利害关系和可能性都会被提出，才会慢慢使答案变的清晰起来。中国只有建立了民主的政府管理体制，才能使现在低效率的腐败官僚体制得以改善，才能促进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扭转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和外交被动的局面。
　　我们的法律制度也急待改革，特别是基层县、区级法院问题多多。部分法官，吃完原告，吃被告，新闻屡有曝光。 此类问题以及人情案、两头吃等现象，在基层公安也有存在，导致许多百姓在民事、交通等案件不愿报案不愿起诉，进行私了。因为打到法院，经济上反而更不合算。有些本来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案子，基本上就是谁的关系硬，或谁给的钱多就判给谁. 相当多的案子要二或三审，甚至只有新文暴光后才会有较公平的判决。没有一个健全的国家法律体系，立法、执法和司法分离的民主政治也无法真正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