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的国家创新体制的问题。

　　中国的科研体制总体上来说，是一种国家主义科研体制，它有一些优势，优越性，那就是能够集中力量做一些大的科研工程，攻克一些大的科研项目，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原子弹、导弹、卫星一系列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的原因。

　　一方面成就巨大，另一方面国家主义科研体制也存在着一些先天不足，存在的问题非常多。如果不能够克服这些问题，可以说中国的科技现代化是不可能的。

　　国家主义科研体制的主要问题是：科研力量主要集中在国有的大学、科研院所；学术资源分配的权力化，学术腐败严重，浪费巨大；学校的教育不重视创新能力的培养；知识产权的档次低；官本位严重，靠权力分配学术资源、确定学者的地位，真理成为权力的奴仆；教育市场化，大学产业化，科研成果的评定政绩化、数量化。

　　中国的科研力量70-80％都在国有的大学和科研院所，而发达国家70％以上的科研力量都在企业。比如说像贝尔实验室出了一大批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他隶属朗讯这样的企业。美国75％左右的科研人员都在企业，日本也有70％左右科研人员都在企业。

　　国家主义体制虽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它的科研成果很难向民间扩散，很难应用到社会生产各个领域。

　　国家主义体制还导致学术资源的分配的权力化，完全是官员来决定学术资源的分配，因此学术资源的浪费也是非常严重。比如说前一些天报纸报道，中国60%的科研经费没有用在科研上。大量的资金浪费，反正都是国家的课题，经费一旦要来了以后，课题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它的经济效益如何、后期监督等，缺乏措施。科研人员基本上是年复一年在申请国家项目、国家课题、部委课题，申请完了以后，有的可能就匆匆忙忙或者是想方设法把科研经费花掉，带一帮学生把课题做完。做完了以后，课题到底发挥没发挥应有的作用，似乎就没有人管，最多发表几篇论文也就万事大吉了，发表了论文，可能有的人就提教授，提博导了。然后接着又申请课题，申请完了，又是让几个研究生去做，想方设法把钱花完，花完了又接着申请，基本上是这样的体制。不大注重效果，而注重的是教授有多少科研经费，以科研经费的多少来衡量他的成果。

　　再比如，很多科研机构每一年花巨资购买设备，但这些设备的使用率极低，有的时候花了几百万甚至更多的钱买进来的设备，一年也不用一两次，大部分时间都是闲置。中国封闭的单位制度使得缺少科研资源共享的平台。

　　而且，国家主义体制不太重视创新能力的培养，整个中国人们关注的更多的是某种选拔式的人才培养，强调的是背书本，重复别人的观点，强调权威性，学术权威的观点那是绝对不能够批评的。我们甚至强调避免旁门左道的思想。而在发达国家的大学里，研究鬼神的教授也不少，国外有一个学科叫超心理学，有点像我们的特异功能研究，但是跟特异功能不一样就是它还研究鬼、神、灵魂这样的问题，即使这种研究，在他们的大学里都是名正言顺，看起来是异端，是唯心的东西，但是他们都允许去探索，所以他们才会有各种新的思想的出现。而我们很多学生的数学计算本领非常高，往往能够获得奥林匹克数学赛的冠军，但是菲尔茨奖、诺贝尔奖，本土的中国人却没有一个人获得。这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往往是发展起来了技能、技巧，但是牺牲了兴趣，创造性的能力没有开发出来。

　　中国国内一流的大学在世界一流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不及人家的一个零头。比如说在《科学》杂志、《自然》杂志发表的论文数，哈佛大学是三年两百来篇，而中国像北大三年也只有两三篇。

　　中国目前的专利申请量仅占世界的2％。即使这点专利，真正属于科技发明的专利只占19.9%,大多是外型设计，包装之类的专利，而发达国家的专利86.6%都是发明专利。目前中国的高新技术专利80％左右都是外资企业、跨国公司在中国申请的，跨国公司基本上垄断了中国的高新技术的专利。中国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仅占万分之三。中国的制造设备、成套设备70－100％都要依靠进口。很多国有企业注重的是引进外国的技术，但是不注重对技术的消化、吸收、升级，中国人花一块钱引进技术的话，只花7分钱到8分钱用于对这个技术的消化吸收，是1：0.078，而日本、韩国都是1：8左右，人家花一块钱引进技术，就要花8块钱来应用它，来改造它，把它变成自己的技术。

　　还有,中国的专利成果中，职务发明仅占36.5%，非职务发明占了63.5％，而发达国家正好相反，发达国家申请的发明专利中，95.5％是职务发明。而且,中国的各种发明往往都是个人行为，单个人的发明，美日欧的发明大多数是以一种团队的合作，比如说微软“视窗”是一二十万人共同奋斗才开发出来的，中国现在反而难以做成这样的团队合作的大的发明。这与刚才说的中国以非职务性的发明为主有关，因为单位没有起到很好的组织作用，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激励的机制，所以一些科研人员只能够从事个人性的发明。

　　目前,中国无论是大学还是科研院所都存在着严重的学术腐败，包括学术权力的腐败、学术准则的腐败——利用学术权力来瓜分学术资源；一切唯官，唯上。现在各个学会、学术团体基本说都忙于编撰各种杂志、出版各种书籍，杂志、书籍的论文基本上都是花钱出，大部分没有学术含金量，没有价值，是垃圾文章。也就是说中国现在存在着严重的学术低水平重复生产的问题，与我们的工业生产是一样的低水平重复，平庸之作非常多，泡沫文章非常多，垃圾文章是非常多。

　　然后通过国家的评奖来确定学者的学术地位。评奖人往往都是熟人，都是认识的，互相串通的，往往评奖人不去认真地阅读原著，而是根据他的印象，给某某打分。

　　我们的院士体制也是一样。评院士要求的是获得过部级以上的奖，而许多我认识的有巨大创新的学者反而不能成为院士。其实获得过部级以上奖的人只能表明他的组织能力强，而诺贝尔奖等都不授予科研组织者。比如中国文革期间曾经在研究牛胰岛素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当时诺贝尔奖评委会就让中国报出一个应当获奖的人的名单，因为当时中国文革期间都不透明，到底是谁为主的科研外国人不了解，要求中国方面拿出一个名单来，结果中国是拿出了一长串的名单，其中多数都是官员，都是研究院院长、处长之类，结果被诺贝尔奖委员会否决了，因为他们只授予纯粹搞科研的人，不授予领导科研的人。

　　科学是不应当有权威的，院士更不应当是权威。院士就应当是在理论上或者实践上有突破贡献的，而不应当是官员，我建议官员要一律退出院士的评选。目前中国在科研体制方面官本位的情况也是相当严重的，比如北大物理系培养的22位院士，不带官职的只有4位。51级入学的4位院士中3位是部长。

　　现在很多大学也都在办自己的商学院，MBA班，EMBA班，大学往往都是高收费的，还有一些官员、富人、名人、企业家花钱买博士文凭。发达国家的大学也办商学院，但是不以赢利为目的，绝大多数商学院是亏本的，收的学费不足以弥补它的开支。

　　二、建立现代科研体制，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研究院

　　现代科研体制一要科研力量民间化，民营化；二要学术非权力化，非官本位；三要政校分开，学术自由，培养创新能力；四要建立科研成果的综合评价、匿名评定制度；五要鼓励职务性发明、团队型科研；六要建立更多的企业大学、企业研究院，进行职工的岗位培训，扶助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减免企业税费，提高企业的利润率，吸引人才进入企业，推动中国从世界工厂变成世界研究院。

　　现在中国也出现了一些可喜的状况。比如像海尔等企业建立了自己的研究院，现在民营企业也越来越多地进行研发投入，譬如深圳实现了“四个90%”——90%以上的研发机构在企业；90%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专利成果产自企业。

　　中国人申请专利的数目也在逐年递增，越来越多的企业非常重视专利申请，2006年海尔平均每天申请2.6个专利，其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部拥有专利；海尔还拥有两项国际标准，参与了86项中国标准的制订。华为公司是目前申请专利最多的中国企业，仅2005年申请了国际专利249项，超过思科公司的212项。当然与某些跨国公司几万项专利相差很远，像IBM拥有三万多项专利，朗讯公司也有两三万项专利。

　　中国的企业如果不重视专利，都是贴牌生产，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只是赚取微薄的加工费，工费只占整个价值链的2－5％，那么可以说中国人就是卖苦力的。发达国家的企业凭借其专利特权每一年从中国拿走了数百亿美元的专利费。

　　所以，中国不能永远只是世界分工体系中的最低端打工者，不能只是廉价的世界加工厂。中国应当瞄准世界研究院的目标。

　　要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中国研究”。尽快让中国从世界工厂变成世界研究院。

　　2007-11-27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