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在青天白日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那该是何等壮观的一种景象？这种奇异的巧合并非臆想。17世纪与18世纪之交，犹如电光乍闪，中国和俄国的天空，几乎同时出现了两颗惊人相似的巨星。他们，就是震古烁今的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

　　他们都是大气磅礴的传奇君主，一个是运筹帷幄、力挽狂澜的中国皇帝，一个是锐意改革、狂飙突进的俄国沙皇。两位大帝不仅出生时代相同，在位时间相当，而且都具备非凡过人的雄才大略。他们呕心沥血，励精图治，在17至18世纪中把各自的国家带入鼎盛局面：康熙使中国一举摆脱明末清初大动荡后满目疮痍的局面，成为东方最强大的王朝；彼得使落后愚昧的俄罗斯一跃而起，成为令欧洲列强刮目相看的封建强国。然而，他们又是两艘巨大航船的舵手，在重要的历史关头驶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彼得使俄罗斯迅速走上近代化道路，雄踞欧亚，傲视全球；康熙最终没能跨越封建体制雷池半步，他所开创的盛世王朝；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很快步入落日辉煌，盛极而衰，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坠入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在被西方列强鲸吞蚕食的同时，竟还遭到俄罗斯的侵略蹂躏。

　　远在西方的马克思，情不自禁地发出史诗般的浩叹：“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今天，重新翻检这段历史，人们不禁要问，是盛衰无常的历史周期律无可逃遁，还是幸运女神偶然间与中国擦肩而过？这是一首悲欣交集的凄凉挽歌，令人回味，发人深省。
　　
　　一、少年登基 性情各异

　　如果不是上帝插了手，谁也无法解释康熙和彼得一生波澜壮阔的历程，竟然充满那样复杂而神秘的巧合。他们同是少年登基，同样博学勤政，甚至连幼年的曲折命运，也充满谶语般的暗合。

　　年幼的康熙和彼得都是不幸的。玄烨的生母佟佳氏只是皇宫中一名不受恩宠的庶妃。玄烨降生时，父亲顺治皇帝正对满洲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即传说中的明末名妓董小宛）爱得死去活来，哪有精神顾得上这个不请自来的小儿子。出生不久，玄烨即遭到当时被人视如洪水猛兽般的天花的侵袭，命悬一线，尽管凭借顽强的生命力侥幸存活下来，却让后来的康熙大帝从此留下一脸不太好看的麻点。不幸接踵而至，他八岁丧父，十岁时疼爱他的母亲又死了。两年之间父母双亡，形影相吊，这给他留下很深的心灵创伤。康熙后来回忆到，那年母亲生病的时候，他日夜守候在床边，滴水不进。母亲去世时，年仅九岁的他日夜啼哭，不思饮食，每念及此，康熙晚年不无悲伤地说，他在父母的膝下没有得到一天的欢娱，“此朕六十年来抱憾之处”。

　　但玄烨又是幸运的。他有一位宽仁博大的祖母孝庄皇太后，十分关心他的成长。这位富有政治头脑、品性贤良的祖母，对玄烨的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为玄烨成为一代明君打下了坚实基础。她经常给小孙儿讲述祖父当年披坚执锐、艰苦创业的故事，激励他将来要秉承祖先英烈之风，成为有抱负、有作为的人物。她一直以帝王的标准严格训练孙儿，教育他要“宽裕慈仁，温良恭敬”，甚至连一举一动都要“俨然端坐”，中规中矩。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幼年的不幸，砥砺玄烨更加勤奋地学习。从五岁学习开始，他早出晚归，无论严寒酷暑，从未中断。父母双亡后，他更加发奋努力，系统学习治国安邦之道，认真研读儒家经典，还拜武艺高强的侍卫阿舒默尔根刻苦练习骑射技艺，纵马射猎，十矢九中，英武非凡。他常常虚心地咨询左右，甚至不耻下问于身边的太监。繁重的学业差点儿压垮了他的身体，他累得咯血，仍然坚持学习。后来不得不发展到需要针灸治疗的地步，以至于多年后康熙皇帝一闻到灸条的艾味还心有余悸。

　　康熙一生既受到满洲骑射文化的训练，又受到蒙古草原文化的熏陶，还受到汉族儒家文化的影响，可谓“全能皇帝”。正是这种严格认真的教育，形成了康熙雄浑博大的学识修养，培养了康熙果断坚韧的人格力量。

　　公元1669年，康熙正式亲政。这位蓄势待发的年轻君王，一旦坐上至高无上的王权宝座，就显示出不可遏止的治国雄心。他十四岁时就亲自谋划铲除了位高权重、专横跋扈的鳌拜，一生先后平定三藩之乱，东北反击沙俄，西北扬威平叛，修德中外一家； 对内则治河安邦，富国裕民，肃清吏治，开创出“康乾盛世”的繁盛局面。康熙的一生，既能纵横疆场、运筹帷幄，又能经世济民、安邦治国，达到儒家标准的“内圣外王”境界。这样的帝王，如果不是处于一个终结蒙昧的封建王朝，也许算得上“千古一帝”了。

　　在地球的另一端，比康熙晚十八年出生的彼得同样命运多舛。他来之不易的皇位，显得更为血腥。彼得的父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老年得子，欣喜若狂，对彼得宠爱不已。可惜好景不长，彼得年仅四岁，老沙皇突然病逝，孤儿寡母、势单力薄的彼得母子命运岌岌可危。彼得十岁那年，经过一系列血腥的斗争，同父异母的索菲娅公主先发制人，以谎言和承诺赢得射击军的支持，兵围皇宫，拥戴彼得一派的皇后亲属纷纷人头落地，一颗颗血淋淋的头颅被挑到射击军的矛尖上。索菲娅在斗争中占据了上风。此情此景让彼得深受刺激，他的一生从此崇尚暴力，在残暴与恐惧之间彷徨。索菲娅是个阴险狡猾的女人，她那种翻云覆雨、复杂多变的政治手腕，给年幼的彼得以深深的影响，使他学会对待敌人应该如何恩威并用，残酷无情。

　　和康熙幼年生活在野心勃勃的鳌拜的阴影下一样，彼得母子在索菲娅公主高悬头顶的利剑下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彼得虽然是名义上的沙皇，而真正的大权却紧握在索菲娅公主手里。他们被索菲娅公主赶出了莫斯科，流放乡间。

　　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天生精力充沛、求知欲强的彼得如同脱笼之鸟，自由翱翔。与从小生长在深宫红墙内锦衣玉食的康熙不同的是，彼得不认为手工是贱活，他对实用技术有着疯狂的热情，办公室里有木匠、石匠、铁匠的全套工具，一生精通十二种手艺。中国历史上，很多皇帝也有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业余爱好，有喜欢做木活的，有爱好设计下水道的，有喜欢做生意的，甚至有像北齐后主高纬那样喜欢扮乞丐行乞的。然而彼得并没有只荒嬉沉醉于一己之好，他酷爱学习，对历史、地理、炮学、造船都充满浓厚兴趣。而他最乐此不疲如痴如醉的还是军事游戏。广阔的乡间成为他最好的训练场。他的儿童玩具几乎全部是由马刀、战鼓、小火炮组成。他十一岁就学会发射大炮，十三岁就会使用手枪和毛瑟枪。他在住所旁边构筑了带炮塔的兵营，周围挖了壕沟和阵地，他常常组织村里的小孩们玩打仗游戏，带领他们冲锋陷阵。

　　后来，年幼的彼得心血来潮，竟向索菲娅公主申请索要一批真枪实弹。索菲娅暗暗欢喜，这个羽毛未丰的小子，一直是威胁她独霸王权的一块心病，如今眼见他玩物丧志，不问世事，索菲娅不禁喜从中来。她不但送去了大批枪支弹药，甚至还送去了大炮和正式的编制。索菲娅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些看似玩闹的游戏断送了她的权柄。

　　彼得搜罗了一些外国军人，招募了六百名童子军，立志将他们训练成纪律严明的军队。为了鼓舞士气，他亲自担任了鼓手。他甚至举行真枪实弹的军事演习，导致他的二十名“士兵”丧命。而这些与彼得玩耍长大的孩子，后来有不少人成为他的重臣，比如儿时当过猪倌的雅古任斯基当上了总检察长，卖过肉饼做过马夫的缅什科夫成为他的陆军大元帅，而这支童子军也成为俄国真正意义上的正式军队，远比射击军精锐。

　　当索菲娅公主终于认识到彼得原来是一颗即将孵化的蛇卵，为时已晚了。和康熙借摔跤角力的满洲少年“善扑营”智擒鳌拜一样，十七岁那年，彼得统领由他组建的“少年团”一举粉碎索菲娅公主的摄政集团，把这位凶残的女大公关进了修道院，开始行使皇权。

　　但不甘失败的索菲娅公主，趁彼得到国外学习之机，于1698年再次挑动射击军发动兵变，但很快被效忠于彼得的谢英将军成功镇压。这次彼得要新账老账一起算了。他以最残酷的方式惩罚敌人，下令杀死一千多人，那些已死去的贵族被从墓中挖出来鞭尸。他亲自挥舞马刀砍下射击军的头颅，还逼着大臣们跟他一道下手。他把叛乱的射击军的头颅挂在索菲娅公主的窗外，他要让这个女人知道，和他作对就是这个下场。

　　彼得在一片盛怒的血海之中，建立起他绝对的权威。大幕刚刚拉开，一切仅仅才只是开始，正如马克思所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

　　性格决定命运，现代心理学早已证明，人的早期经历对其性格形成至关重要。这条真理对康熙和彼得来说同样适用。不同的是，两个权倾天下的男人决定的是中俄两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康熙即位时年仅八岁，彼得也只有十岁，都一样勤学尚武，天资过人，早年即显示出过人的胆魄与能力。他们都曾有过受制于人的傀儡皇帝经历，又以相似的手段重新夺回属于自己的王权。封建王权血腥残酷的宫廷斗争，成为酝酿他们早期性格的共同温巢。而在他们迈出人生第一步时，不同的文化土壤和性格气质，就已锻造出他们明显的差异。少年时代那一幕幕以暴制暴的经历，使彼得终生崇尚强权，充满野性不羁的气质里蕴涵着强烈的叛逆精神，他要以疾风暴雨的方式抽打着俄罗斯一路飞跑；而康熙自幼酷爱中国的儒家文化，并终生用它来治理中国。

　　二、博学勤政 治国殊途

　　康熙和彼得都生活在由古代转入近代的关键时刻，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他们鞠躬尽瘁，勤政不怠，试图为国家开辟出一条富强之路。但康熙和彼得又都是由自己的时代所塑造出来的，他们注定将在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上并驾齐驱。康熙是浑厚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层层堆积起来的泰山雄川，彼得则是俄罗斯广袤原野上自由疯长的参天巨树；康熙如搭造严谨的广厦，彼得则是冲决一切的洪流。康熙更为沉稳慎重，彼得却无比决绝果断。

　　康熙深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君王之术，谨记祖母当年“得众则得国”的教诲，一生尊奉“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信条，他对于老百姓的仁慈宽厚，恐怕在中国历史上，也并不多见。康熙有一次出外巡察，路遇一人倒卧地上。拦挡圣驾非同小可，侍卫正要严加惩处。康熙立马阻拦，令人问明情况，得知他叫王四海，是个佣工，回家路上因为饥饿晕倒了。康熙说不要惊吓了他，你们马上热粥给他喂了救他。王四海喝了热粥之后苏醒过来了。康熙了解到这个人家里的确很困难，又送他盘缠让他回老家。王四海感激不尽，四处传颂当今圣上的爱民功德。这件小事是康熙治国爱民的一个缩影。他常说，我不用长城，我用人心，人心就是我的长城！

　　中国历代皇帝都把“家给人足”作为最高的治国目标。在一个多灾多难的小农社会里，这不仅仅是家家户户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是历代君主的政治理想，构成全社会的共同追求。康熙竭力维持的也是这样一种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他清楚地给自己设计了为政的蓝图：“期于家给人足，百姓乐业而已。”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位六十一年中，康熙废寝忘食，鞠躬尽瘁。有时为追杀敌军，一连三天不下马，其骁勇与顽强绝非常人可比。他对送来的奏折是有奏必签，右手患病拿不住笔，左手也要执笔批签。即使秋季围猎习武，白天纵横奔驰，每晚仍不辞劳苦，与随行学士“举火读奏章”。《康熙起居注册》真实地记载，他每天早上“未明求衣，辨色视朝”，把御案搬到乾清门前去办公，辰时准时上朝，御门听政，巡游在外也要在行宫的大蒙古包里按时办公，无论酷暑严寒，从不间断。清朝皇帝的御门听政，由于康熙的榜样一直到光绪都坚持下来。　　

　　当康熙终于看到天下太平，国势日盛之时，随即提出了“持盈保泰”的思想，满足于百姓岁足年丰、人民鼓腹讴歌的社会图景，到处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在另一条道路上，彼得则用严酷的鞭子赶着俄罗斯在近代化道路上进行急行军。

　　如果说康熙的勤政除了自身素质外，还受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时刻潜藏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所驱使的话，彼得则几乎是带着与生俱来的勃勃雄心，不惜一切代价“用铁索勒激起俄罗斯腾跃向上”！（普希金）

　　他是一位锐意进取、百折不挠的改革家，为了推行他的强国梦想，他不惜一切代价。用普希金的话说，彼得的某些诏令“是用鞭子写成的”。有一次彼得和首都警察局长乘车过河，彼得发现桥梁出了故障，他觉得这是警察局长玩忽职守疏忽大意所致，不由分说给了这位局长一顿好打，以示警告。彼得说：“这是要你好好记住，一定要让大街和桥梁畅通无阻，以后你自己要多加巡视。”沙皇在给警察局长上了勤勉奉公的一课后，又挥挥手说：“上车吧，老弟！”

　　挥舞着鞭子的彼得并不是一味蛮横，他自己就是尽职尽责、身先士卒的楷模。彼得堡早期每年总要着上几场大火，时任法国驻俄大使儒埃尔写道：

　　“我多次看见他第一个来到失火地点，雪橇里带上他的消防水泵。他参加全部的灭火工作。由于他的思想异常敏捷，他能立即判断出应采取什么灭火措施。他爬上房顶，哪里最危险就到哪里去。”

　　是的，彼得天生就是不知疲倦的“永动机”。他接过手来的俄罗斯实在是太蛮荒、落后、野蛮了！当时，荷兰已辉煌了近百年，英国完成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上帝派来的大管家”牛顿对宇宙的认识带动了一个科学的时代，法国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带领下成为欧陆首强，巴黎成为整个欧洲竞相模仿的对象……而此时的俄罗斯人，心灵完全处于封闭蒙昧之中。95%的人是极度贫困的农奴， 每个女人要生十五到二十个孩子，半数的孩子生下来不到一年就贫病而死，多数人活不过四十岁。俄国人的文化水平非常低，即使在首都莫斯科，一百个人中能识字的也超不过三个，连贵族地主和他们的子弟大多数也是文盲，平民中上过学的就更少了。寒冷严酷的冬天来临，人们只好待在屋里用酒精打发时光。俄罗斯唯一能做的，就是用酒精麻醉自己，逃避现实。

　　彼得心急如焚。他迫不及待地要使他的祖国摆脱孤立落后、贫穷愚昧的状况。为此，他绝不容许任何俄罗斯人有半点松懈，首先从他自己做起。

　　他向来一身几任，除沙皇外，他还以炮手、船长、团长、造船工匠等身份“为国服务”，并对各种身份的直接上级保持尊敬。从十九岁开始，彼得以下士的身份在军中服役，他甚至亲自驾驶小船攻击敌军战舰，在战斗中为迫击炮装填弹药。他在行军途中和士兵一起挨冻受饿，在肮脏的泥泞里摸爬滚打，有一次战斗中还被呼啸而来的子弹打穿了帽子。因战功晋升将军后，他要求人们不要拿他当皇帝，要称他为“海军少将先生”。在有生之年，他的个人用度从来没有超出一个海军将军的薪俸（他到英国访问时结识一位女演员，分别时只赠给她四千卢布，女演员抱怨沙皇是个小气鬼）。他甚至到一个钢铁厂像普通工人那样劳动一天，用挣来的八块钱买了一双新鞋子。在一次接见海外归来的留学生时，彼得伸出右手说：“你看，老弟，我是沙皇，但我手掌上有老茧，这些都是为了给你们示范。”

　　意大利思想家马基亚维里深谙为君之道，他在《君主论》中说：“人们爱戴君主，是基于自己的意志，而感到畏惧是基于君主的意志。”彼得用铁和血为这段话作了最好的注释。他不顾一切地推行他的改革，一手导演俄罗斯高潮迭起的变革活剧。俄国著名的思想家赫尔岑评论说：在他野兽般的巨掌中有俄罗斯的未来。

　　整个俄罗斯都在这位威武强悍的命运之王手中颤抖、嬗变。

　　为了排除干扰和反对，他动辄抡起棍棒殴打，强迫大臣执行命令，他的惩罚措施从小额罚款到没收全部财产，从折磨肉体、流放做苦役，直到处死，应有尽有。他的改革将俄罗斯人推向忍耐的极限。直到甚至连自己的儿子阿列克谢也无法承受，积聚力量反对他的改革。一次酒宴后，醉酒后的太子终于忍无可忍地公然喊出：“注定要发生的事情总会来到的，我父亲和继母的朋友们将会尝到尖桩刑的滋味……”

　　1716年11月，太子阿列克谢叛逃了。彼得借助武力强迫太子回国之后，亲自参与了对太子的刑讯。对这位想走回头路的太子，执意改革的彼得表现出了惊人的残忍。他参与了拷打以及致儿子死亡的整个过程。在太子死去的第二天，一位欧洲外交官惊奇地发现，彼得照常出席了一系列国务活动，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在所有反对改革的风波中，即便是自己的母亲、叔叔、岳父、儿子，彼得也会断然与之决裂！

　　谁也想不到的是，历史的悖论竟然出现了。康熙仁政爱民，彼得凶暴治国；康熙修德中外，彼得侵略扩张；康熙激于道义，彼得唯利是图……结果却是俄罗斯一飞冲天，中国却走向回光返照式的最后辉煌。一组数据最能说明问题：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到世界总值的23.1%，而俄国仅占3.2%；而俄国1700年—182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幅度远远超过欧洲和世界平均速度，更远远超过中国，大踏步跨入西方列强行列。

　　很明显，站在道德的立场，康熙似乎是胜者。而站在治国的立场，他被后来居上的彼得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盛衰无常，世事难料。两个同样勤政有为，励精图治的帝王，为何治国的效果迥异？难道儒家宣扬的道德理念敌不过资本主义的贱买贵卖？难道千年难遇的贤明圣君敌不过从不体恤百姓的俄国“秦始皇”？是真理战胜不了强权，还是仁政输给了暴政？在令人丧气的事实面前，谁都会憋气纳闷。

　　其实，中俄两个繁荣强盛的帝国，表面的相似，掩盖着实质的差异。一个是封建主义的迟暮，一个是资本主义的青春。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康熙和彼得截然不同的选择，决定了两个国家的不同前途。

　　正如俄罗斯人自己所说，彼得“出于高贵心灵的奇特本能，他一眼洞穿了祖国的所有疾病，给了俄罗斯可怕而有益的一击”。

　　彼得是一位天才的改革家。他的改革涉及全国几乎所有的领域。他一生主持颁布了三千多条法令，改革行政机关、军队，建立军事工业，引进千余名各类专家，建立众多实利主义性质的学校和科学院，并派出一批批的年轻人到国外学习。俄罗斯在狂飙突进的改革风暴之下，理性冲破禁锢，科学压倒愚昧，重商主义盛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俄国终于紧跟世界先进潮流的步伐迎头赶上来，正如彼得骄傲地说：“我不能亲手建成和看到一个强大的俄国，但我的继承者一定会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直到目标的实现。”

　　康熙继承的是儒家文化“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古老真理，完全回归到传统的轨道，把儒家设计的政治道德蓝图当做完美的理想去追求。他虽然呕心沥血地试图开辟一条富国之路，但他只是在中国重建了小农经济，却没有能力，也不可能使中国向资本主义迈出半步。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固然世外桃源一般宽松安闲，实力却弱小得多。“康乾盛世”只能是自然经济时代的夕阳，从当时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看，已远远落后于时代。而对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的工业革命，康熙茫然无知，毫无准备，反对变革，满足现状。他对内强化封建专制，大兴文字狱，钳制思想。官场贪腐横行，百禁不绝。他重农轻商，致使明末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胎死腹中。对外则闭关自守，使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他在竭力开创盛世局面的时候，其实已经走上了与近代化潮流背道而驰的道路。

　　举凡治国不进则退，欲单纯以保守为目的，其势必然难以长久。这，就是一个迷途的帝国留下的最大教训。
　　
　　三、醉心西学 其道不同

　　康熙八年（1669年）初的一天，紫禁城的午门广场。

　　正午的阳光刺眼而肃杀，凝固的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大清帝国的满朝文武大臣齐聚一堂，表情严肃。这里正在上演一场生死对决。原因是由一桩由来已久的学术公案引起的。

　　主持钦天监的汉官杨光先早在五年前就上疏康熙，指斥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借编造历法之名藏身京师，意在窥伺朝廷机密，且其所制新历法说可推算两百年间的天象，这不明摆着是在诅咒我大清江山只有区区两百年寿命吗？杨光先揪住了洋人的小辫子，激情万丈地喊出了“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这句极富“民族情感”的战斗口号（颇有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的味道）。御状告到康熙那里，满朝文武中没有一人熟悉西洋历法，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判别是非。康熙尽管年仅十五岁，但他却没有犯糊涂。他下令来一次现场考试，由钦天监官员吴明烜和洋教士代表南怀仁一起到午门广场，当着文武大臣的面用不同的方法测算正午时间日影的长度。

　　结果，南怀仁用一根日晷测出当日正午针影达到的精确位置，而汗流浃背的吴明烜却一筹莫展，屡次测算失误。康熙当即力排众议，将杨光先等一伙人革职，任用南怀仁主持西法治历。

　　这次惊心动魄的午门对决，激发了康熙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从此，对西方科技学习的渴望和热忱贯穿了康熙皇帝的一生。说起幼年经历的那场“历法之争”，他对臣下谈道：“朕思己不能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

　　多年之后，康熙俨然成为了中国“史上最热爱科学的帝王”。

　　这位称孤道寡的皇帝陛下，对西学的了解和掌握程度令人瞠目：从天文地理，到物理、化学，甚至高等数学、西洋音乐，他全都学过，而且学得还不错。谁能想象得到，三百多年前，当绝大多数中国人连地球的概念都还不知道时，他们的皇上已在紫禁城的深宫内摇计算机、玩对数器、开平方根？

　　康熙的开明和好学，有他身边的“国际友人”的不少记载可为佐证。据传教士洪若翰的信件所述，康熙“自己选择了数学、欧几里德几何基础、实用几何学和哲学”进行学习， “神父们给皇帝作讲解，皇帝很容易就听懂他们给他上的课，越来越赞赏我们的科学很实用，他的学习热情愈益高涨。他去离北京两法里的畅春园时也不中断课程，神父们只得不管天气如何每天都去那里”。他们上完课走后，“皇帝也不空闲，复习刚听的课。他重看那些图解，还叫来几个皇子，自己给他们讲解。如果对学的东西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他就不肯罢休，直到搞懂为止”。
　　　　
　　康熙皇帝不但注重书本知识，而且注重实践。法国传教士白晋作为康熙的老师，详细记述了康熙热情高涨、学以致用：

　　“他有时用四分象限仪观测太阳子午线的高度，有时用天文环测定时刻，然后从这些观察中推测出当地极点的高度；有时计算一座宝塔，一个山峰的高度；有时测量两个地点间的距离。另外，他经常让人携带着日晷，并通过亲自计算，在日晷上找出某日正午日晷针影子的长度。皇帝计算的结果和经常跟随他旅行的张诚神父所观察的结果，往往非常一致，使满朝大臣惊叹不已。”

　　康熙皇帝对西学的钻研和兴趣是全方位的。他在宫中设立实验室，试制药品，学会了种痘，在他的子女和宫女们身上实验后，效果很好，立即推广到蒙古。为了解人体解剖学的知识，他还亲自解剖了一只冬眠的熊。在黄河、淮河、运河交口的大堤上，他指着东流的河水，耐心地向当地负责管理水利的官员讲解如何计算水的流量。他甚至还在中南海丰泽园内试验起了杂交水稻，居然比今天的世界“水稻杂交之父”袁隆平还早了三百多年！　

　　康熙晚年组织的两项全国性的重大科技工程，影响深远。一是组织全国优秀的天文数学家，集体编纂了一部我国科技史上具有很高价值的天文数学乐理丛书《律历渊源》；二是移天缩地，组织人实地勘测绘制了著名的《皇舆全览图》。它是我国第一次用科学方法绘制的地图，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西欧各国的所有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康熙当政的时期，西方器物纷纷传入中国，成了皇室和贵族中的时髦，一时间出现了西学、西艺盛行的局面。康熙对他的洋教师们可谓恩宠备至。在宫廷拨给他们专门的房间，提供一切必需品，甚至在外出巡视时，康熙也常常带上教士，同住一顶帐篷，同吃一桌饭菜，解衣推食，不嫌琐屑。1692年，康熙在国内颁布了对天主教的解禁令，鼓励更多的传教士来华。1693年，康熙皇帝又特地派遣传教士白晋回法国，带去了给法王路易十四的礼品，并且进一步表示，希望招聘更多的传教士来华工作。这段“蜜月”期中，西洋传教士们如鱼得水，欣喜若狂，满以为通过西学的吸引力可以顺利推进他们伟大的传教事业。南怀仁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曾经上书罗马教廷，请求速遣传教士来华：“凡是擅长于天文、光学、力学等物质科学的耶稣会士，中国无不欢迎，康熙皇帝所给予的优厚待遇，是诸侯们也得不到的……”

　　康熙对西学的满腔热情，不仅在中国宫廷掀起一股空前的热潮，在西方也不胫而走，引起很多人关注。1697年，德国的著名思想家莱布尼茨惊叹道：

　　“我认为，康熙帝一个人比他所有的臣僚都更具远见卓识。我之所以视他为英明的伟人，因为他把欧洲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了……他以其广博的知识和先见之明远远地超过所有汉人和满人，仿佛在埃及金字塔上又添加了一层欧洲的塔楼。”

　　然而，果真如这些洋人对康熙的评价那样神奇吗？既然康熙皇帝和彼得大帝都是向往西学善于吸收新鲜知识的帝王，为什么俄国走上了世界强国的发展道路，而我们这老大帝国却日渐衰败？为什么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出近代科学，而中国却依然在蒙昧落后的状态中摸索？

　　实际上，康熙对西方科学的浓厚兴趣，仅止于个人爱好，对科学技术造福于国计民生的重大作用并无充分认识，那个时代，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萌芽受到压制，缺乏近代科学产生的社会条件；八股取士使学子埋首经书，而不去钻研学习与生产生活相关的知识；思想领域的专制统治和闭关锁国政策也不利于近代科学的诞生。西方科技仍被视为“奇技淫巧”，治国理念仍然是理学唯尊。

　　而彼得对西方科技的着迷，一开始就来自于他振兴国家的强烈愿望，他将西方科技视作霸业利器，带着明确的功利实用目的。

　　就在莱布尼茨盛赞康熙的同年8月，荷兰赞丹，当时欧洲最大的造船中心之一，来了一群学习造船的俄国留学生。学生中有一个名为彼得的人，自称是个下士。这个身高两米多的下士，和工匠们吃住在一起，吃粗茶淡饭，汗流满面地干活。凿木头、造军舰、学驾船，他的手艺样样出色，被师傅和工友们推荐为“优秀工匠”。他，就是俄国的沙皇彼得。彼得刻意隐瞒帝王的身份，以普通人的身份来到欧洲，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一切感兴趣的东西。在瑞典，他扮作游客，爬上制高点观察瑞典人的要塞地形，测量绘制要塞平图，差点与守军发生冲突；在英国，他冒充学者，上门拜访牛顿，还和著名数学家弗哈森攀上了交情，津津有味地和他们讨论科学方面的问题；在荷兰，他不但指挥快艇参加荷兰海军的演习，还利用闲暇去观看芭蕾舞剧……他有着令人惊讶的学习能力，对周围一切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包括向妇女学纺织技术。他甚至兴致高昂地参加外科手术，还学会了替人拔牙。当动手解剖之前随从们面对泡在防腐剂中的尸体吓得不敢动弹时，彼得竟令他们割下一块肉来吃下去！

　　彼得专门为出国特制了一枚印章，上面刻着一句话：“我是一个寻师问道的学生。”

　　这就是两位皇帝的差别。在红墙深锁的宫廷之内，当康熙完全出于个人兴趣沉醉于西学的神奇时，彼得已远走天涯寻师问道，缔造了俄国关注世界发展的开放姿态。

　　彼得这一空前绝后的行动，犹如晴天中一声霹雳。要知道，在当时的俄国，沙皇意味着上帝的化身。而俄国人对外国抱着本能的排斥和畏惧，如果家里来过一位外国人，那么主人会在他走后，脱下衣服烧掉，打开房间通风，然而请神父重新进行洗礼。但突然之间他们的上帝、神圣的沙皇一下子成了荷兰人、德国人的学生，整个俄国都惊呆了。甚至有谣传说，那个人根本不是沙皇，他被人替换了，真正的沙皇已经被杀了！

　　彼得坚定地走下去。在欧洲的十八个月当中，彼得深刻地感受到俄罗斯与西欧各国的差距。他迫不及待地要将自己的国家改造成一个同样强盛的欧洲国家，他挥动野蛮的鞭子加速把俄罗斯赶向文明。

　　彼得首先要把教育权从教会手中夺过来，改变宗教神学思想垄断教育的情况。当时，即使在首都莫斯科，学校也不多。在愚昧的状态下，人们连戏也不敢去看，认为看戏是罪恶。即使沙皇看了戏，也要到浴室洗涤“罪恶”。彼得决心先从教育入手，改变这个落伍的国家。他按照西欧的模式兴办学校，开设数学与海洋学校、炮兵学院、工程学院，西欧的哲学、地理、历史等规范教材被翻译过来。彼得下令由退役的士官手持鞭子守在课堂，鞭打不认真学习的学生。面对挖空心思逃避学习的贵族，彼得规定：贵族子弟必须学会数学和一门外语，否则不得结婚，也不得保留贵族身份。对于不认真学习的，甚至判处流放。这些强制性的手段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俄国很快就拥有了自己的人才队伍。

　　莫斯科出现了歌舞团，彼得创办了俄罗斯的第一份报纸《新闻报》，亲自担任主编。他不断地引进俄国人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在彼得堡附近有俄罗斯第一家博物馆和图书馆，平时一毛不拔的彼得对博物馆和图书馆却很舍得投入。他亲自到博物馆为参观的人们当讲解员。有人建议博物馆和图书馆像西方那样酌情收费，彼得没有同意，他希望为整个民族打开眼界，他再也不希望看到俄国人像乡巴佬一样没有见识。他说：“我要下令，不但允许一切人免费前来，而且如果有人带领同伴一起参观，我还要自己掏腰包在这些陈列室里请他们喝咖啡，饮伏特加。”据说此项开支每年高达四百卢布，而作为沙皇的彼得，一年开支也不过一千卢布。

　　彼得把个人对西方科学技术的痴迷化作了国家的行为。1725年12月，俄国科学院正式成立，成为国家集中科学人才，发展科学事业的核心机构。彼得亲自为科学院制定了预算，每年约二点五万卢布。优厚的待遇吸引了德国、荷兰等国的大批科学家，他们成为俄国科学院的第一批院士。从这时开始，对科学研究的重视成为俄国的传统，并一直延续。

　　彼得不仅亲自倡导学习西方科技，还亲身参与科技强国的伟大实践。他每一天都忙忙碌碌，很早就起床，有时直接去工厂，有时直接下船坞。无论刮风下雪，一辆普通马车和一乘雪橇就是他食、宿、行的工具，只有换马时才能小憩片刻。他对打牌、打猎之类消遣从无兴趣，有时整日与工匠师傅们挥锤弄斧，有时驶船出海试验性能，乐此不疲，流连忘返。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涅瓦河畔的一片荒岛沼泽上，在处于多年宿敌瑞典人的步枪射程之内的地方，彼得居然在敌人的枪口下，大张旗鼓地建造起一个新的首都——圣彼得堡。这座庞大的新城，在伏尔泰眼中“集欧洲所有城市的精妙于一身”，成为彼得欧化政策的雄伟纪念碑。这一极度自信的举动，显示出彼得学习欧洲、对世界施加影响的不可动摇的决心。

　　与此同时，东方的另一位大帝——康熙皇帝在废止禁海令三十二年之后，又重新下达禁海令。一度开启的大门，被重新关上。直到两百多年后，中国再想与西洋平等交往，已力不从心，被欧洲战舰的大炮轰开国门。

　　很明显，康熙与彼得比起来，缺少的是这样一种认识：从思想上重视西学的兴起及其对历史将会产生的影响，从制度上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因而他对西学的热爱，不仅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于事无补，而且自身也成为无本之木，昙花一现。这样的败笔，康熙应该负起怎样的历史责任？

　　在这方面，1944年邵力子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对于西洋传来的学问，他(指康熙)似乎只想利用，只知欣赏，而从没有注意造就人才，更没有注意改变风气；梁任公曾批评康熙帝，‘就算他不是有心窒塞民智，也不能不算他失策’。据我看，这‘窒塞民智’的罪名，康熙帝是无法逃避的。”

　　在道德与文化的王国里，康熙要维护的是帝王的权威和儒学的至尊。中国传统社会向来以学问高低作为评判个人修养的道德标准。而在几千年的封建官僚本位主义影响下，早已形成了“谁的官帽子越大，谁说的就是真理”的思维定势。屁股决定脑袋，同时也决定发言权。“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康熙研习西学，从主观上讲，不是为了经世济民改造中国，促进社会发展，而是唯恐汉人因学问而轻视满洲贵族。为了当科学问题的“最高法官”，炫耀作为最高统治者“断人之是非”的神奇能力，成为他学习西学的原始动力。他的亲躬西学与“垄断西学”、压抑民智不无关联。余秋雨先生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说，他惊叹于康熙醉心西学的同时，对“国学”并不排斥，事实上值得商榷。康熙对西来的传教士和思想学术，必须以不触动中国传统文化习俗为前提，凡是他认为有违孔孟之道，有悖“圣人以正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谬”的，他的态度就是“禁之可也，免得多事”！

　　对与西方交流可有可无，对国际事务懵懵懂懂，在这种前提下，对康熙这样的帝王来说，容纳传教士和西学，纯粹是一种恩典，一种优遇，而不是认同于世界潮流大势的需要。他并不支持传教士向中国的广大学者介绍西方科学，也不积极鼓励中国学人参与中西文化交流，从未派人出国考察。他对西学和西技的根本态度，只是“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无论多么先进的科学仪器，只能戴上华丽的镣铐，被深锁在紫禁城的深宫之内。

　　军事改革最能体现康熙与彼得的不同眼光。三藩之乱期间，康煕指派南怀仁督造神威战炮，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可一旦战乱平定，战炮火器便被弃之如履，再无用武之地；火器专家戴梓发明了“连珠铳”，可以连续发射，从构造原理说，是近代机关枪的“鼻祖”。这些先进的发明，并未引起康熙的重视，天下承平日久，清朝的武器制造水平直线下滑。康熙一朝，产生了很多科技新成果，但都因统治者的漠视冷淡，很快没了下文 。而在所有改革中，彼得的军事改革举足重轻，正如法国人亨利•特鲁瓦亚所说：“世界上最吸引他的是三件事：战争、海洋、外国。”俄国拥有当时最现代的火枪、大炮、三刃刺刀。战争紧急时，他甚至亲自下令，从每三个教堂取一个教堂的钟来铸造大炮。彼得是俄国陆海军的奠基人，被称为俄罗斯的“海军之父”。

　　在中国，一门新学科由于最高统治者个人的好奇就加以介绍，而由于他自己的不懂又定为无用。在这样的动机之下，一切只是出于皇帝个人的爱好，既不是天朝的国策，也没有形成社会风气。皇帝的态度一变，这股微弱清风转瞬即逝。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疯狂抢劫。一伙英国人忽然发现一批大炮与炮弹完好无损地躺在一个角落里，它们从未被使用过。它们被重运回伦敦。

　　这批代表当时人类最先进的科技文明成果，是由最先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创造的，早在1793年就由马嘎尔尼使命团不远万里主动送到中国的，对自然科学毫无兴趣的乾隆皇帝到圆明园来参观了不到两分钟，只轻蔑地丢下一句：

　　“这种东西只配给儿童玩！”转身拂袖而去。乾隆在给英王的复信中说：“在统治这个广阔的世界时，我只考虑一个目标，即维持一个完整的统治，履行国家的职责；奇特、贵重的东西不会引起我的兴趣——正如你的大使亲眼看到的一样，我们拥有一切东西。”

　　四、荣枯异运 盛衰有凭

　　人类进入18世纪后，中、俄两国渐行渐远，走向不同的历史发展方向。俄罗斯在彼得开创的工业化道路上阔步前进，而中国则在康熙营造的小农经济形态下盛极而衰。

　　两国命运的缩影，从康熙和彼得的军事生涯中最能找到最生动的印证。

　　1685年2月，三十一岁的康熙正当雄姿英发的盛年，他亲自指挥大军进攻雅克萨，痛击沙俄军队，打得俄国人抱头鼠窜，誓不再犯。此时的彼得还正在乡间玩他的战争游戏，年龄正好和康熙倒过来：一十三岁，一个毛头孩子。

　　康熙一生平三藩、收台湾，抗沙俄、扫叛军，攻城掠地，捍卫领土，为中华民族赢得了独立尊严。然而短短一百多年以后，众所周知，中国就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饮尽苦酒，同时也沦为俄国的阶下囚。

　　彼得的军事才能与康熙相比，相形见绌。他一生吃过很多损失惨重的败仗。1700年，二十八岁的彼得在与十八岁的瑞典国王尔十二世交手时，在著名的纳尔瓦战役中俄国军队全面惨败，颜面尽失。瑞典人专门制作了一枚讥讽的徽章：画面是彼得带领俄国军队拼命溃逃，沙皇一路哭哭啼啼，丢盔弃甲，用手帕擦眼泪，上面写着“一败涂地，痛哭流涕”。

　　然而彼得是个性格坚毅的人，不因失败就垂头丧气。正如后来战胜拿破仑和希特勒一样，每一次失败都让俄国人更靠近胜利。彼得总能在每一次失败中学会赢得最后的胜利。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对外扩张的战争中度过的。他疯狂地四处开疆拓土，先后远征土耳其人的亚速要塞，多次与强大的瑞典军队交锋并最终取胜，打开通往欧洲的窗户，用普希金诗句说：“俄国在大炮的轰鸣声中，进入了欧洲！”

　　一方面是中国在康熙的守土御侮、维护统一的政策下，一步步丧权辱国，铸成民族奇耻；另一方面彼得则驾驭着侵略扩张的疯狂战车，用无休止的拼杀为俄罗斯的腾飞开辟道路，取得节节胜利。历史，在这里似乎再次受到无情的嘲弄。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是经济的体现，并以经济为基础。中俄两国在战场上的胜败异位，其实是由不同的国家发展道路所决定的。

　　正当康熙和他的子孙雍乾二帝，把一代盛世推向繁花似锦、高潮迭起之时，大清国这架承重已达极限的大车，早已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呻吟。没有人知道，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因素几乎完全耗竭，国家发展潜力即将陷入油尽灯枯之境。社会动荡加剧、行政体制僵化、内部调控失灵，中国社会长夜无歌，如一潭死水。小农经济萎缩破败，手工业生产也陷于停滞。传统政治捉襟见肘，已无力消弭各种社会矛盾，诸如“地少人多”、“通货膨胀”，孤陋寡闻的统治者一筹莫展，无力应变。

　　相反，在俄国，朝气蓬勃的崭新帝国飞速崛起。彼得树立了俄罗斯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启动了社会内部存在的潜能。他结束了草原化和东方化的俄国历史，开创了海洋化、西方化的俄罗斯新时代，把一个黑暗愚昧的俄国引向了一条全新的光明之路。

　　康熙和彼得正是这样两个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影响了中、俄两国命运走向的巨人。彼得在与西方的接触和对抗中，以其敏锐的洞察力，看清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为俄国开辟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康熙尽管也是一代雄主，他治国平天下的雄才大略甚至远在彼得之上，但在超越阶级、环境的局限，引进新技术和学习、了解外国新事物的远见卓识上，却明显逊色于彼得大帝，始终没能为中国指出一条通往近代化之路。

　　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是康熙与彼得治理国家的最终宿命。看似个人选择的背后，其实是两种文明的撞击。

　　古老而持久的中华文明，具有非同一般的坚韧性和超乎寻常的消融性，作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封建大国，中国长期处于孤立封闭状态。中华文明几乎从一开始就走上了独立发展、内部协调的道路。千百年来，试看中华大地内忧外患，战乱频仍，疾掠飞驰的马蹄踏碎了多少帝帜王旗？无论是纷扰如斯的五胡乱华，还是铁骑横渡的蒙元入侵，都不过是一段段小小的插曲，中华文明从未出现过彻底推翻和重新建立的局面。

　　岁月长河静谧而缓慢地流淌，难以激起惊天的狂澜。康熙王朝只是一朵绚丽的浪花，缺少左冲右突的磅礴之势，只能沿着原来的河道奔流到海不复回。他不是圣人，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时代，提着自己的头发飞翔。在理学唯尊、儒学治国的环境下，英明的康熙内心深处，是否也有无尽的苦衷？他把自己关在深宫中研习西学时，也许最能体味这种滋味。身为一国之君，他连看一本书也要偷偷摸摸。当他的教师法国人巴多明要将人体解剖学绘图准备出版时，他深知解剖人体是与儒家观念直接冲突的。他小心翼翼再三告诫说，这在中国可是“特异之书”，你们可千万不要让一些不学无术之辈滥读此书！同时要求传教士们翻译西洋书籍时只能严格按规矩在衙门里工作，禁止带回家去。

　　而只要看一下俄罗斯的国徽双头鹰，你就会明白这个国家的特性。这只视野广阔的猛禽，它雄视东西，兼有东西文化的渊源。俄国地跨欧亚，又以开阔的东欧平原为其发祥地和中心，容易受到四面八方的影响。古代俄罗斯文化是在东斯拉夫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最善于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19世纪俄国著名的思想家陀斯妥耶夫斯基曾经说过：“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屑于在人类当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于扮演头等角色，而一定要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这是俄罗斯人对自己的期许。”

　　彼得给俄罗斯带来的是一场全面的真正的蜕变。他手操一把剪刀开始对俄罗斯进行彻底的革命。三百多年前，长胡子是俄国人最自豪的标志，东正教甚至把胡子看做是“上帝赐予的饰物”，身体的灵魂全部凝聚在胡须之上，把刮胡子视为异端。而在彼得看来，这却是俄罗斯落后的象征。1698年，当俄国的贵族们举行一场宴会，欢迎彼得顺利从欧洲返回时，穿着西式服装的彼得却二话不说，掏出剪刀就动手剪他们的胡子。第一个牺牲品竟是俄国元帅、对他忠心耿耿的谢英。贵族们大惊失色，号啕大哭，不明白他们的沙皇为什么这样做。剪胡子遇到上上下下的顽强抵制。彼得完全不管这些，他宣布：剪胡子是全体居民的义务，要想保留胡子就得交重税。官吏和贵族每年要缴六十卢布，平民三十卢布。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奇怪的税种了。他要剪掉俄罗斯上千年的积弊和不文明，打破闭塞守旧的价值观念，重新为俄罗斯注入全新的活力。正如列宁所说：“彼得为加快野蛮的俄国学习欧洲文化，不惜采取野蛮的方法和野蛮作斗争。”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巧合。大清国初创之始，同样喊出“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口号。中国人的辫子，俄国人的胡子，似乎遭遇到同样的厄运，都维系着一国之前途。但两者却有本质的不同：剃发是满族人家天下的标志，剪胡子则是一场新革命的开始。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里，改革的艰难，甚至于远远胜过流血的革命。

　　剃刀与剪刀背后，是两个民族命运的挣扎。强盛的汉、唐王朝当年就想跨越荒凉的西域大漠，寻求通往西方世界的道路，然而巍峨的青藏高原犹如一道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阻挡了中国人的视线，也阻碍了欧洲人的东来。长此以往，沉醉在唯我独尊的“天朝”迷梦里，闭关自守的中国人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小小的化外蛮邦，何曾入我大清国的法眼？殊不知此西洋非彼西洋。社会经济的发展唤醒了思想的觉醒，欧洲一改从前停滞不前的状况，加速向前发展。开辟新航路、发现新大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此其时也，彼得生正逢时，天时地利，站到了时代的前列引领俄国人民，一路高歌猛进。而同一时期，如台湾的柏杨先生所说，中国起自14世纪的凶潮毒雾并没有衰退，它只是被新生的清政府万丈光芒的武功逼到一旁。一旦清政府的青春期一过，大黑暗的雾潮又将在台风眼四周滚动澎湃，反扑而至。整个中国社会，都被酱死在即将迈步前行的刹那。

　　五、大道行思 余音未绝

　　今天，在克里姆林宫普京的办公室墙上，挂着彼得大帝庄严的画像。普京一直将俄罗斯的这位伟人视作自己的偶像。

　　俄罗斯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国度。它广袤而苍凉、深沉而忧伤，严寒而冷酷的气候迫使俄罗斯人自强不懈地奋斗，他们的字典里，没有屈服，更不知道妥协，他们从不循规蹈矩。哪怕是付出血的代价，也要将旧有的一切彻底颠覆重来。它的背后总是隐忧重重，常常在灾难之后变得强大，又在极强中迅速衰落。在衰弱之后，整个民族会再次探寻一条崛起之路。这一历程直到今天也没有结束。

　　彼得大刀阔斧的改革，尽管卓有成效，但由于丝毫不考虑俄罗斯的特性，好像在此之前俄罗斯的历史就是一张白纸，割裂了与自己国家传统的关系，最终给国家造成了伤害。从彼得大帝改革到苏联时期建立起来的体制，都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彼得大帝及其继承人把东正教变为自己恭顺的奴仆，建立起一个专制的大帝国，始终不能成为领导历史潮流的一流强国。富国强兵是许多国家长期的追求，然而需要正确的制度积累，否则将走上危险的岔路，或是国富民穷，或是掠夺别国，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

　　彼得把自己的一颗心全部捧给了俄罗斯。他自己全身心地奔跑在强国之路上，他也希望所有人和他一样，事实上这是办不到的。尽管他向往西方文明，学习西方科技，但本质上他却是一个奉行中世纪思维的改革家。彼得改革的主要领域是军事，国家财力大多用在了发展军事实力上，俄罗斯在巩固改革和取得胜利的同时，却奇怪地变成了一个一贫如洗的国家。俄国史学家安留科夫甚至认为，彼得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平庸的实干家，而不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改革家，“俄罗斯以国家的破产为代价，换取了跻身欧州列强之林的地位”。上层精英社会享受到许多好处，而普通的劳苦大众却一无所得，只有皮鞭、死刑和恐怖。为了修建圣彼得堡，死于饥饿、疾病的人不计其数，苦役们没有工具，就用自己的衣服一兜一兜地搬运泥沙，湿透的衣衫无法替换。后人慨叹道：“彼得堡就坐落在眼泪和尸骨山上。”

　　更致命的是，俄罗斯的强大并不是依靠自由获得的。当时，法国出现了开明的君主专制，英国出现了议会制，欧洲致力于建设资本主义的崭新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开始得到尊重。但彼得却背道而驰，对先进的政治体制根本不感兴趣。在参观英国议会时，他从后门悄悄溜进去，站在议会屋顶的天窗旁，冷冷地打量议员们唇枪舌战。他对此非常不满意，说这种乱七八糟的治国方式根本不适合我们。彼得不想把英国或别的什么国家搬到俄罗斯去，他要的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不仅保留了农奴制，而且强化了这一野蛮制度。在他统治下，所有的人都是农奴，连贵族也必须终生为国服务。于他而言，自由、人道之类的词语根本不存在，高于一切的就是国家利益。他获得了伟大的成功，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人民的痛苦。他死后，所有的俄罗斯人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所有人都希望获得自由。包括他老婆叶卡捷琳娜一世在内，让俄罗斯稍稍有机会得到喘息。彼得的许多改革措施，像建筑在沙滩上的大厦。人亡政息，随即被终止了。风狂雨暴的彼得式改革，一直在俄罗斯延续下去。斯大林、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俄罗斯是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度，但英雄无一不是以一曲挽歌为自己收场。这不仅对俄罗斯是一场悲剧，对改革者本人也是一场悲剧。

　　彼得的个人生活也是不幸的。他亲手处死了自己的儿子，他对反对他改革的太子悲伤地说，我连自己的肚子都不珍惜，我怎么会珍惜你的放荡的行为呢？一年后，另一个儿子也夭折了。彼得无法再保持冷峻和强硬，他郁结成病，闭门谢客，三天里滴水不进。

　　历史是十分复杂的，“盛世有阴影，衰世也有希望”。与彼得性格粗犷，甚至凶残无情相比，康熙的性格却是刚柔相济、经书礼仪，雍容大方。他全面实施儒家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真正实现了儒家的“大一统”理念，使中国不再有内外之分、华夷之别。尤其是与彼得不同的是，他牢固树立“民为邦本”的信念，与民休养，改善民生，有清一代，豁免钱粮之巨，百姓普沾实惠，为历代所仅见。可惜到康熙晚年，尤其是最后十五年，由于精力不济，失之于“宽”，导致政务荒弛，吏治腐败，风气日衰，许多地方开始民不聊生，国库亏空极巨，连黄河决口也无钱拨治。连带纵容自己的儿子，最终发展到九龙夺嫡悲剧。他提出“持盈保泰”的思想，想防止盛极而衰，满而不溢，原来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作为指导国家的政治方针并不错误，而发展到后来却陷入保守落后，不思进取的误区，无法解决封建社会的固有矛盾。当嘉庆元年（1796年）乾隆把皇位禅让给嘉庆时，白莲教起义爆发，敲响了盛世的丧钟，这正是儒家保守理念下治国的悲惨结果。

　　恩格斯说：“一切政府，甚至是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不过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马恩选集》第四卷，495页）中国落后于西方，康熙固然要负一定责任，但当时的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通道尚未打开，条件尚未成熟。由于地域广大，民族众多，再加之分散落后的封建小农经济，传统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严重地阻挠了近代因素的成长。这是长期历史积累的原因，任何英雄豪杰都没有回天之力来扭转落后的大趋势。

　　纵观历史，将国家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某一个“明君”身上，而不是形成制度保障，这是最危险的事情。国家的发展取决于君主意志，一旦君昏臣庸，或“明君”出现重大失误，国家命运就将出现危机。

　　欧风美雨，东西角逐；盛衰无常，胜败有凭。今天，当我们面对一个更加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的国际环境的时代，重新审视康熙和彼得两个人物曾为国家发展制定的方向，会更清醒我们将要走一条怎样的路。

　　补记 据香港凤凰卫视2007年8月26日报道：俄罗斯考古学家本月23日称，他们可能最终找到了末代沙皇之子阿列克谢的遗骸。俄罗斯检察官次日宣布，政府将对末代沙皇及家属的死亡详情重新调查。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最后一任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为防止民间重燃起对沙皇的偶像崇拜，彻底摧毁封建王朝复辟的可能，1918年7月，末代沙皇全家在叶卡捷琳堡一座寓所的地下室被苏维埃士兵秘密枪决，尸体被洒上硫酸并转埋它处，一直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