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的剧变是既得利益者的“自我政变”
　　●选干部用熟人、朋友、同乡和重视吹捧自己的人
　　●党的监督机构没有独立地位和权威
　　●党内干群关系疏远，党员干部纷纷倒戈

　　编者按：本文是作者在前苏联剧变十周年之际撰写的回顾与反思文章之二，是《苏共亡党十年祭》的续篇。
　　该文提出，前苏联剧变的最大悲剧之一，是苏共的掘墓人来自苏共领导层本身，这不能不说是苏共党的建设地重大失败。因此，认真研究历史教训，对于我国当前正在不断深化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对于巩固党在新世纪的执政地位，提高执政水平，都会有所裨益。
　　一 “文明与宽容的革命”
　　十多年前的“８·１９”事件和随后的苏共亡党、苏联亡国，是几十年不断积累的、潜伏的社会矛盾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
　　《苏共亡党十年祭》曾谈到，被自己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是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但这毕竟是一种被动性因素。事变前几个月的全民公决，有７６．４％的投票者赞成保留苏联；西方一些民调机构在苏联进行的民意测验也表明，多数群众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要求。因此，尽管广大人民对苏式社会主义并不满意，甚至对苏共垮台反应冷漠，但不是搞垮苏共和苏联的直接力量。
　　是那些搞影子经济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剧变时他们还是一盘散沙，除了每人都在抓住一切机会弄钱外，还谈不上形成任何有分量的政治势力。至于持不同政见者和被推翻的罗曼诺夫王朝的后裔，更为数寥寥，根本不可能撼动这世界上第二个超级大国。
　　是西方国家的颠覆活动？７０００枚瞄准他们的核导弹的确使这些政客日夜难眠，从构筑军事联盟的包围圈到进行各种渗透，都说明这一点。但十年前的苏东剧变却大出他们意外。对这枚突然掉落到自己手中的硕大的果子，他们还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那么究竟谁是苏共和苏联的真正掘墓人呢？
　　剧变刚发生时，我也曾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颠覆破坏及国内持不同政见者、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活动，是发生剧变的国际国内诱因，而戈尔巴乔夫的投降主义导致反动势力步步进逼直至阴谋得逞。但所有这些原因，都不能圆满地解释剧变中的两个最大的谜：
　　一是有这样悠久历史、众多党员和掌握国家全部权力的大党，竟能被叶利钦登高一呼便顷刻瓦解，政权交替之顺利出人意料。
　　二是最大的赢家不是反共的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黑市倒爷，而是原来苏共各级委员会里彼此以同志相称的人。最近一项调查显示，苏联时期的干部在现总统班子中占７５％，在政府部门占７４％，在地方政权中更高达８０％。而国内企业家中原来的共产党员占８５％，很多是直接由国有企业经理变为老板的。人们说，今天的“新贵”其实都是“旧贵”。
　　因此，剧变五年后回过头看，历史的迷雾已经散开。导致前苏联剧变的原因很多，但有一个当时被我们忽略的重要原因，就是党的领导层中的腐败，已发展到这种程度，即他们所攫取的财富和利益之多，使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外衣已成为束缚，不便于他们更放手、更放心地去侵占和鲸吞更多的社会财富。他们已不满足于能够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的事实制度，而要通过国家政治制度的公开变更来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所攫取的东西，并能名正言顺地传子传孙。
　　因此，尽管点燃剧变导火索的是反共分子，但正中那些挂着共产党招牌的权贵们的下怀，自然一呼百应，顺水推舟，纷纷重新站队。因为他们明白这样不仅可以继续当官，还能更快发财。
　　所以，我认为，需要对前苏联剧变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讲，或者说撇开某些个人的角色差别而从社会历史的大视角看，前苏联的剧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前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不合法、不正当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剧变表明化公为私的量变，积累到了发生质变的程度；或者说，是社会制度的不断部分蜕变，已经到了应该扯去最后一块遮羞布的时候……
　　如今，又过去五年了。一切已更加清楚，很大部分前苏联党政官员，确实是剧变的最大受益群体。他们控制着政权，控制着经济，操纵着社会进程，只不过称呼变了，面目变了。官员把代表国家支配的权力变成个人发财的资本，厂长经理则公开以企业所有者的身份，借制度转换之机，搭乘上从权贵阶层走向资产阶级的直通车。
　　按照一般规律，一个政权被推翻后，原来的统治集团的境遇必然一落千丈，甚至有性命之虞。俄国十月革命后，就有一批反动分子被处决，财产被没收。原来的贵族、大地主和白卫军官纷纷逃亡国外成为“白俄”，其中一些人还流落到我国东北。１９６５年印度尼西亚“９·３０”事件后，反共势力尤其凶残，苏加诺总统被变相软禁，郁郁而终；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等数十万共产党人及其亲属、支持者被野蛮屠杀，使这个千岛之国血流成河。但在前苏联发生剧变、苏共被迫解散后，尽管有些党的干部失业，却没有发生类似的大规模迫害共产党人的事件。于是，许多西方学者和政治家，都把这作为俄罗斯“现代民主革命”的文明性和宽容性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来同历史上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反共政变的“血腥”性相对比。
　　但是，如果透过历史的表象，深入分析一下剧变发生的原因，在剧变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及剧变所产生的结果，就可以发现这种比较并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剧变前后在台上的基本是“同一拨人”。除了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几个“不识时务者”一度沦为阶下囚外，剩下的多皆大欢喜。这样的“民主革命”，本来就是老谋深算的官僚们的既定目标，当然不需要暴力和血腥，当然充满了文明和宽容。那些上蹿下跳的民主派人物和自由派经济学家，不过充当了引爆私有化“地震”，为他们“火中取栗”的猴子，相比起来实在太“嫩”了！
　　因此，尽管在苏共各级领导层中不乏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无可否认的是，主张改朝换代者已占了上风。据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介绍，１９９１年６月，也就是发生剧变前两个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做了一次以掌握高层权力的若干党政要员为对象的调查。调查者要同调查对象进行４～５小时的谈话，通过谈话来确定他们的思想观点。分析结果是：大约９．６％的人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１２．３％的人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７６．７％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
　　即使由于调查者的主观倾向会产生误差，即使误差大到５０％，修正后的数字也相当惊人了。它足以说明前苏联剧变的原动力，或者说苏共的掘墓人来自哪里。这种“文明与宽容的革命”，本质上是一场从党内特别是高层开始的使腐败合法化的“革命”。
　　二 祸起于萧墙之内
　　作为领导人民推翻旧制度、开创人类新纪元的苏共，已有７４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尽管有些方面没有搞好，令人失望，但那么多领导干部主张恢复资本主义，并在剧变中像脱掉一件旧衣服一样抛弃了自己的党，不能不说是苏共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工作的重大失败。这种失败，除了有被错误潮流搞乱了思想这个大背景外，显然还有制度方面的原因。
　　１．过分集权的领导体制造成上下级关系的畸变
　　由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是在革命大潮中涌现出来的，苏共第一代领袖的个人魅力和理论素养都很高，无论是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这样的政治领袖，还是布琼尼、伏龙芝这些军事领袖。党的干部在群众中也很有威信。但以后情况开始变化。
　　过分集权的领导体制，反映在干部工作上便是自上而下的单一委任制。虽然党章和宪法规定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由选举产生，但实际流于形式。干部职务变动，与本人是否受群众拥戴无关，甚至不取决于党的领导集体的评价，多是根据上级主要领导者的个人好恶。“党管干部”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党的主要领导人管干部。
　　斯大林也看出其中弊端，他承认“挑选工作人员常常不是根据客观的标志，而是根据偶然的、主观的、庸俗市侩的标志。有人常常挑选所谓熟人、朋友、同乡，对个人忠实的人，吹捧自己上司的能手，而根本不考虑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是否称职”。但他没有认识到这种弊端的根源就来自过分集权的领导体制。由于选拔者往往把对个人的忠诚放在第一位，一些干部便把同主要领导人建立特殊关系作为获得晋升的手段，使得上下级关系向人身依附关系演变。有的领导人为保证自己的地位不受威胁，甚至有意把群众威信高能力强的干部长期“冷冻”起来，去选拔二三流人才。当一些工作表现差但很听话、会阿谀奉承的人占据领导岗位，就会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造成上下沟通的渠道不畅，信息误差越来越大。使政治领袖们的缺点不仅得不到纠正，反而被层层放大。他们听不到群众的呼声，决策违背群众利益，群众威信也逐渐丧失。
　　２．不正常的党内生活导致执政能力下降
　　在３０至４０年代的大清洗中，很多持不同意见的干部甚至高级干部，被打成“人民的敌人”受到监禁和处决，不仅给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也形成沉闷的政治氛围。人们彼此猜疑，互不信任。同时，也使不少领导干部执行上级指示时，谨小慎微，怕负责任。不考虑当时当地具体情况，千篇一律，照搬照套。满足于公式化和形式主义这种省心、省力的思维和工作方法。因为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费力不讨好，还有政治风险，不如照本宣科、充当传声筒来得轻松和保险。由于一切都是按上面意见办，自己只是执行者，因此，尽管他们在各自的部门和地区都有很大权力，但都可以对工作对群众不负责任。
　　出现这种情况有必然性。干部任用完全取决于上级领导人，因此，他们的权力不是人民给的。这就使得完全可以只向领导负责，惟上是从，而怎样做符合群众利益和实际需要，往往考虑很少。
　　３．“近亲繁殖”引起的退化倾向
　　前苏联干部管理的严重弊端之一就是过分单一和封闭，抑制了人才价值取向的多样性。人们从学校毕业和参加工作就决定了惟一的发展方向：技术人员是工程师、车间主任、厂长；政府人员是办事员、处长、局长；政工人员是团委干部、党委干部、党委领导。从专业化角度看这有其科学性，例如军官就必须实行这种职业阶梯制，但军队也有刚性的淘汰制来保持一潭活水。而在前苏联党政机关中，不能升职的人却别无去路，不存在一些市场经济国家律师入阁当部长、部长下台去教书的情况。金字塔形的结构强化了官本位倾向，一方面领导干部长期“近亲繁殖”，从身边选拔递补者，导致因缺乏社会实践、脱离群众而出现退化。另一方面在少数媳妇熬成婆的同时，多数则是小媳妇熬成老媳妇。这不仅使庞大的干部队伍中存在大量人才浪费，也造成缺乏理想信仰的官气、暮气，剧变中很容易随波逐流。
　　４．“忠诚”与特权挂钩带来鱼龙混杂
　　革命年代布尔什维克党干部的生活水平与一般人民没有区别，就连靠党发生活费的职业革命家也都过得很朴素。他们当中许多人甚至把自己继承的大笔遗产无条件地献给党。但胜利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导干部的特殊待遇不断增加并逐渐向特权演变。除了高级干部自身外，其家属子女也享受着越来越多的特权。例如培养外交官和出国工作人员的国际关系学院和外贸学院，虽不属于秘密性质，但从不列入每年公布的高校招生手册，据说都是专为领导干部子女保留的。特权还逐步演变成了维系对领导者个人忠诚的一种政治手段，即利用对丢掉职位就会丢掉特权的恐惧感，来保证干部绝对听话；而可以进入哪个特权等级，也取决于被赏识的程度。勃列日涅夫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与中央各部门和地方负责官员之间，达成某种“社会契约”关系。勃列日涅夫允许他们享有更多特权，并对一些声名狼藉的干部采取易地安排的方式予以保护，而交换条件是对自己的绝对支持。可是强化特权的一个突出弊病，就是鼓励了抱着不纯目的入党的人。给那些善于钻营、除了个人捞好处外没有任何原则的人，以伪装自己向上爬的强烈动机。使人们难于分辨谁是党的忠诚战士，谁是随时可能改换门庭的投机分子。而后者占据要职，就会想方设法地巧取豪夺、化公为私，使党群关系受到了无法修补的破坏。一旦时机成熟还会跳出来，成为从内部拆除自己营垒的主要力量。由此不难理解，剧变前为什么有那么多苏共的政要人物会倾向资本主义。因为他们原来追逐的就是职权带来的个人利益，现在又开始追逐金钱带来的个人利益。当获得共产党的权力能带来利益时，他们就拥护社会主义；当占有资本能带来更大利益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甩开共产党，把自己改扮成“民主派”。
　　５．选拔年轻干部不讲政治加速了苏共解体
　　大胆启用年轻干部没有错。１９１７年，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平均年龄不超过２２岁，做出武装起义决议的党的“六大”的代表们的平均年龄是２６岁。但在大半个世纪后，年轻一代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后，多少年来对斯大林的崇拜和信仰，似乎在一夜之间坍塌下来，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堕入了一个失去对过去肯定和对未来期望的精神盲区，既没有了对领袖的信仰，也淡薄了对共产党的感情。于是，很多人对一切都开始怀疑，只相信自己。个人主义代替集体主义，实用态度代替了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到了７０至８０年代，贪污贿赂、结党营私之风盛行，一些人又对金钱、权势和裙带关系顶礼膜拜。这一代人进入政治舞台中心后，会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方向，确实成为重要问题。
　　有个两人的发迹史很有代表性。一个是戈尔巴乔夫，另一个是盖达尔。前者是被作为接班人培养的领导干部，后者是新一代的知识精英。
　　戈尔巴乔夫出生于集体农庄拖拉机手家庭，２５岁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就分配回老家任团市委书记，随后步步高升。３５岁任党市委书记，４７岁任中央书记，１９８５年出任总书记时才５４岁，可谓一帆风顺，平步青云。他未经过起落的波折，也不真懂得马列主义。他当政六年多始终只图巩固个人权力。当党面临危亡时，他宁可不要党，也要保住自己的总统权力。当总统也保不住时，他最后一次与叶利钦会谈，中心内容是要求保留他的高薪待遇、宽敞住宅和足够数量的保镖。足见他是一个不顾党和国家兴亡而只图个人利益的人。他是斯大林之后最年轻的第一把手，本来人们曾对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寄以厚望。可他上台后，按照是否支持他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标准，更换了７０％的领导干部，包括把雅列夫科夫那样的政治变色龙提拔到中央领导核心负责意识形态。后者有句名言最能够说明他的政治品质：“可以在讲真话的时候撒谎，可以在骗人的时候讲真话。”充分暴露戈尔巴乔夫重用的是些什么人。
　　戈尔巴乔夫的“小校友”、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的盖达尔，则生长在一个无可挑剔的革命家庭。祖父是国内战争中的优秀红军指挥员和名作家。外祖父也是俄罗斯人人皆知的童话作家。父亲是著名的海军将领和苏联驻古巴军事代表团团长。从童年起，他就跟随着父亲感受到古巴的革命热浪。盖达尔在大学入党，并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后负责《共产党员》杂志及《真理报》的经济部。中央党刊党报的高位使盖达尔成为苏共意识形态机构中有影响的人物。但他却很早就被称为“芝加哥小男孩”，“完全美国化了的专家”。他所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的理论主张，一是经济市场化，二是政治民主化。他们心目中的市场化就是建立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民主化就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而美国经济学家研究了这些年轻人的主张后发现，盖达尔们接受的不过是１９世纪最简单、最天真的自由主义观点。正是他在剧变后实行的休克疗法改革，把俄罗斯拖入灾难的深渊。
　　应该说，在他们同代人中，也有不少优秀共产党人，但为什么脱颖而出的竟是共产党的掘墓人？显然，在实行干部年轻化、专业化过程中，忽视干部的思想政治倾向，是苏共党建工作的严重教训之一。当然，依靠领袖个人的慧眼来识别选拔干部，是非常困难的任务。例如安德罗波夫是苏联后期群众威望最高的领导人，他为政清廉，在反腐败和改革方面政绩都颇为突出。但正是他在最重要的接班人问题上也看走了眼，把戈尔巴乔夫提拔到中央重要领导岗位，为后者主持全党工作创造了条件。
　　６．党内外监督机制的不断弱化使得腐败蔓延
　　列宁针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官僚主义倾向，亲自领导创建了党内外监督机构。在党中央建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国家机关建立了人民监察委员部，后改为工农检察院；在基层建立了工人监察组织。１９２２年底，列宁建议把党的监察委员会与工农检察院合并，使之成为有效能的最高监察机构。他强调，监察机关地位要相对独立和具有高度权威性。监察委员会必须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监察委员要由党内最有威信的同志担任，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
　　重视党外监督，尤其是人民群众的监督也是列宁监督思想的重要特点。他认为群众监督是反对官僚主义、特权行为和防止干部蜕化变质的最有效手段。列宁强调，人民监督制度是由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制度决定的：“正是苏维埃与劳动‘人民’接近，才造成一种特别形式的罢免制和另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制，现在应极力发展这种形式。”此外，列宁还谈到加强法律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的问题。由于列宁早逝，他的这些宝贵思想未能得到贯彻落实，一些好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也被淡化、甚至废弃。党内监督机构逐渐变成各级党委的没有任何独立性的下属机构。这就使得那些不正派的领导人可以通过至少三个办法来控制监督机构，使之不能有效发挥监督作用。一是通过委任监察干部的权力安插自己人；二是利用调动干部权力把不听招呼的监察干部调开；三是以组织和领导身份干预监察工作。实践说明，党的监督机构没有独立地位和权威，就不能独立行使职权，更不能防止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产生。而列宁时期建立的党外监督机构工农检察系统，或瘫痪或被取消，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被排斥在监督工作之外。从而削弱了党和政府抑制滥用职权行为的能力，使腐败现象无所顾忌地蔓延开来。而不受监督的腐败分子一旦控制了领导权，便像滚雪球一样呼朋引伴，党同伐异，形成剧变中一呼百应的力量。
　　７．党内干群关系疏远削弱党的战斗力
　　密切联系群众有两层含意。一是联系党外广大人民，二是联系党内普通党员。后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党的干部和党员之间的紧密联系都不存在了，还谈什么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呢？ 　
　　苏共党员占前苏联人口比重很大，高峰时曾接近１０％。党员如果都紧密团结在党的旗帜下，带领群众为党的事业而奋斗，这个党将是不可战胜的。
　　但是，苏共的瓦解恰恰是从党内干群关系开始的。
　　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按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但如果没有一整套科学的机制、程序和体现方式，就容易停留在理论上。苏共就是这种情况。几乎在党的工作和活动的每个环节，都体现不出这一点，甚至正相反：在党员招募机制中，掺入了大量与个人物质利益、社会地位有关的因素，使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靠理想和奋斗目标来吸引人的能力，已不能保证自身的先进性。还有，共产党的先锋队作用要求广大党员成为联系党和群众的桥梁，他们有权利在党的会议上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提出意见和建议，选举和监督党的领导人。但苏共并没有形成党内民主决策的有效机制。党员的义务被反复强调，党员的权利却实际上被忽略。包括党的基层领导的任免，也由上面决定，并不征求普通党员意见。这样，直接联系着群众的普通党员缺乏表达意见的渠道，起不到沟通党群关系的作用；依靠党员的集体智慧和主动性去应付复杂局面就更无从谈起，普通党员也感受不到作为共产党员和党组织一员的价值。一位叫索伦采夫的原苏共党员的话很有代表性。他说：“我和同志们曾对党充满革命激情。但后来渐渐感到，这个党在失去它的活力。一方面，上层领导人高高在上，只知道布置许多繁杂的永远没有尽头的事务，却不知道该做些真实有益的工作。这还不算，最要命的是这些人把争权夺利作为党的工作！请注意，这不是党的权利，而是他们个人的权利，是他们在党内的职务和排名，这是关系其物质利益和荣誉的事。另一方面，党员群众不知道为什么工作，他们似乎只限于进行烦琐的党内登记和向党组织的报告，而没有别的价值。”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党的领导人和党员群众在很大程度上已只有形式上的联系。虽然通常仍以同志相称，但这时同志之间差距越来越大。权贵者开始结党营私，贪污腐化，脱离那些他们称为同志的党员。这一点，人们是很清楚的。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时，很少有人谴责普通的共产党员，认为他们有什么责任，甚至反共的民主派当权后，也没有把任何普通党员打入“另册”。做官的共产党员继续做他的官，只是不打共产党的旗号了，不做官的共产党员，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人来过问你。因此，当真正需要人出来保卫党、保卫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政权时，这个党表面上的力量——１５００多万党员，其中大多数人的态度是和非党群众一样冷漠的。即使那些不甘于亡党的苏共党员，也被几年的动乱弄得精疲力竭。从人代会选举到别洛韦日协议，苏联和苏共已被一口口、一块块地吞噬了。在经历了太多的疑惑、震动、不幸、不平和愤怒后，党员对于自己无法左右的形势，已变得麻木了。如同面对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子女们在经受许多日夜心力交瘁的悲痛和煎熬后，最后的希望也被一点点挤压光了，当弥留状态的亲人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已经欲哭无泪，表情也似乎十分漠然。
　　以上谈的当然不是问题的全部。但足以说明，为什么历史悠久、人数众多的苏共在剧变发生时竟全无还手之力：有人早已心怀异志，这时便纷纷倒戈，认为趁火打劫的机会来了；有人长期思想禁锢，只会执行上级指示，遇到风浪便不知所从；而广大党员群众面对上层的叛卖，或漠不关心，或无可奈何。由此，亡党亡国的惨剧就难以避免了。
　　三 社会主义民主是腐败的克星
　　苏东剧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强烈震动。为正确总结教训，法国共产党曾先后在党员和党的同情者中举办了有２０万人次参加的上千次大讨论。经过讨论，人们从思想上明确，不是社会主义的理论行不通，而是苏东国家的共产党不同程度地背离了它的基本原理。
　　同样，前苏联剧变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也一直没有停止自己的思考。我们常讲要警惕亡党亡国的危险，这在我国还是一种危险，而在前苏联已是现实。尽管在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中，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前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在经济建设模式还是执政党建设上，都会对我们党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
　　例如，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集团大案频发，慕绥新、马向东是最新的例子。为此中纪委向全党发出通知，要求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坚决防止因他们的腐败而引发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严重腐败问题。为什么一个领导干部腐败就可以带出一片腐败？问题同样出在传统干部制度的缺陷上。应该说，近些年我们在干部人事制度方面改革的步伐是很大的。但在有些地方，还普遍存在干部任免由主要领导一人或几个人说了算，内定好了再走走形式的现象。而组织问题个人化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腐败分子一旦上台，就不是错用一两个人，而往往会形成一个群体。他们会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党同伐异，能够收买拉拢的收买拉拢，不肯同流合污的打击排挤。自己的人调进来，提拔占据关键岗位；不是自己的人“交流”“轮换”出去。而且，这种上下勾结的利益共同体，一出事就翻牌成风险共同体。为什么反腐败阻力这样大？难度这样大？因为我们面对的已不是某个具体的腐败分子，而是结成某种组织关系的犯罪团伙，加上他们具有一般犯罪团伙所不具有的权力优势，更增加了斗争的复杂和险恶性。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敢于同腐败现象做斗争的干部，便成为腐败集团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如果不能很快除掉，就要千方百计排挤打击，制造种种舆论丑化这样的干部，使群众远离他，不信任他。他们还想方设法在上级机关制造这种舆论，通过“先入为主”的影响，减少这些干部向上级反映问题和举报时的可信度。
　　因此，认真研究历史教训，深刻认识苏共干部制度模式对我们党的影响，对于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继往开来，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认为，我们至少可以从中获得以下几方面的启迪：
　　第一，要真正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反对由很少的人选人。党委集体领导，党的组织干部部门，党员群众的意见都应受到尊重，按组织程序决定干部的任用。主要领导人的推荐意见很重要，但不能搞一言九鼎，一槌定音。干部工作中的不正常状况，往往同个人说了算有关。某些人正是认准与其把精力花在人们可能褒贬不一的“政绩”上，还不如放在与主要领导的关系上。不是依靠自己勤政廉政，获得群众的认可来实现个人价值，而是千方百计找靠山、跑关系。结果，本来应该是出于事业发展和工作需要而由组织考虑和安排、由党委集体领导决定的事情，变成了由干部本人跑官要官，奔走请托，领导者个人点头许愿，找位置安排。干部职务变动的因果关系完全颠倒了。而且事实证明，凡是出现买官卖官丑恶现象的地方，都和选拔干部的实权操纵在一两个人手里有关。反之，如果充分发挥了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的作用，买官者就会感到要捐的“门槛”太多，“成本”过高；或者知道大多数“佛”根本不受“香火”，知难而退。个别不正派的领导干部利用人事调动拉帮结派也不易实现。
　　第二，广开才路，改变从很少的人中选人的状况。我国新世纪的伟大进军，需要大批有实践经验和创新精神的优秀分子走上领导岗位。这就要打破干部人事工作的神秘化色彩，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选用人才。这对于打破“近亲繁殖”的关系网，遏制腐败，也是重要的治本措施。
　　第三，要把与群众的关系作为考察干部的试金石。我们知道，在新形势下评价一个执政党的干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他对群众的态度怎样、为群众办实事的业绩如何。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在跑官上动的心机、占用的精力太多，在如何打开工作局面和增长本领上自然就考虑较少；对上级领导的喜怒哀乐和喜好需要关注和研究得太多，对人民群众的呼声和疾苦，对群众的需要就必然漠视。还有，领导干部的收入当然要随着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而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作为公仆绝不可能发大财横财，领导干部暴富起来，不管有多少掩人耳目的解释，十之八九是拿了黑钱，发了邪财，走到了群众的对立面。因此，干部廉洁奉公，勤政爱民，可以凝聚人心。反之，如果群众认为是好的干部站不住，而我们选中的干部群众又不欢迎，就会凉了众人的心，损害的是党的形象和威信。特别是有些缺德少才邪气十足的干部，群众虽然不断反映甚至举报，却因为“根儿硬”而不但毫发无伤，还不断高升时，群众心理受到的伤害会与对党和政府的失望一样深。 　　
　　第四，要充分发扬党内和人民民主。干部问题的关键有两个环节：一个是选好用权的人，一个是监督规范权力的运行过程。而处理好这两个环节，最重要是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干部长期生活、工作在群众中，其德才素质和表现群众看得最清楚，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往往能够避开组织、瞒住家庭，却无法长久地瞒过群众。只有走群众路线，才能真正把人选准用好，达到党管干部的目的。
　　监督的前提是公开。如果权力都在黑箱里操作，那群众监督就是空话。因此，必须通过制度和法制来保证权力运行的规范和透明。新闻舆论监督也很重要。如果说隐蔽是腐败的特性，曝光和公开性则是媒体的本能。当然，社会主义的舆论部门，要把揭露和抨击腐败当做维护人民利益的使命，不能仅当做产生轰动效应的商业卖点。
　　要制约和监督权力，最重要的是落实执政党内部民主监督的具体程序和制度。包括充分发挥党的代表大会和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重大问题必须集体讨论决定等。小平同志讲过：“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
　　第五，抓好制度建设是根本。应该说，大批具有现代先进思想和眼界的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其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这当中重要的是搞好制度建设，包括集体决策制度，民主选拔制度，群众监督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有了好的制度并能严格执行，政治倾向和品质不好的人很难上台，侥幸上了台，也站不住。即使当了第一把手，在集体领导和党内外监督下也很难搞鬼。一人带垮一片甚至带垮一个党一个国家的情况，就不太容易出现。还有，要加快公务员制度改革，使领导干部待遇和职责任期挂钩，和群众认知挂钩，消除“一日当官，终身受用”的官本位制的诱惑，弱化跑官的利益导向。我国已在有１００多万个村庄的农村地区实行了“村官”直接选举，彭真同志生前曾把这比喻为民主的“培训班”。随着人民群众在政治上日臻成熟，我国的干部制度还应进一步朝着扩大直选制、完善任期制的方向努力。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不能巩固和发展下去，中国能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强盛不衰，关键看我们能不能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领导人才。”当前我国正在不断深化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就是要为巩固党在新世纪的执政地位，提高执政水平，提供干部保证。因此重温历史，是会有所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