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因素
　　翻开任何一本科学教科书或专著（中医除外），总是看到一长串的外国人名，而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中国却很少有人露面。先不说那些在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顶级人物如阿基米德、牛顿或爱因斯坦等，就连一般技术专业领域提出原创性思想的也往往是“汤姆生”、“约翰”或什么“斯基”等等，这让我们不得不惭愧地承认：现代科学史上绝大部分的原创性贡献都是来自于西方。
　　也许我的观点偏颇，在中国，自古以来并没有好的科学传统。现代科学的源头是古希腊。在那里，数学、物理学、哲学都已具备了现代科学的雏形，由此而产生了亚里斯多德、毕达哥拉斯、柏拉图、苏格拉底、芝诺、德谟克利特等人，当然还有阿基米德。这些生活在几千年以前的人就开始以思辨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而在中国，比他们稍晚，也出现了中国思想上最引人注目的光辉时代：春秋战国。这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孔子，老子，墨子，韩非子，孙子等等的学说一举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然而与古希腊文化相比较，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诸子百家的学说中少了一门现在看来对于科学而言最为重要的数学。分歧也许就从这里开始了，《墨经》中对于各种自然物理现象的思考与描述由于得不到数学的强有力的支持而一直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以后的历史中，政治对文化的干预和摧残导致了中国文化的单一化形式：先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后是汉王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中国的历史便失去了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儒家此后一直在中国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其他学说有的转化为玄学，如道家，有的异化为儒家的一部分，如法家，有的更是逐渐消亡，如墨家。直到"新文化运动",这种现象才得以改观。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长途上，科学技术主要表现为一些能工巧匠的经验积累，几千年来一直未能形成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而这些能工巧匠也是当时正统的士大夫所看不上眼的。
　　二、中外现代科技发展历史的简单对比
　　生产力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标准。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经历了数百万年。然而，在近两百年间人类所创造出的生产力大大高于过去所有时代的总和。这就是科学技术的威力。而刚逝去的二十世纪又是科学技术空前发展的世纪。尤其是在近二十年来，科学技术几乎渗透到了人类活动的每一个角落。当年香火飘渺的清幽古刹中，如今也亮起了电灯，放起了录音机。你虽然会觉得有点滑稽，但同时也会感叹科学技术对人类文化影响之深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领导人也看到了这一点，这多少有些令人欣慰，在中国，科学技术的地位终于有了质的变化。
　　现在我们简单看看近二百年来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然后再看看中国同时期的科技简状，以示比较。
　　18世纪以科技为基础的产业革命在欧洲爆发，人类开始了发展史上的新纪元。蒸汽机的发明使工业生产脱离了手工劳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为大规模的工业厂矿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当人们把蒸汽机用来推动火车和轮船以后，世界各地的交通情况得以大大改进，从而极大的促进了不同地域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猛烈冲击了人类社会和人们思想意识，自此人类进入了机械时代。
　　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首先是电磁理论得到了完美的总结，并在应用中不断得到完善；然后是整个物理学上出现了划时代的突破，内燃机出现了，从而汽车和飞机也就出现了。无线电、原子能以及空间技术的发展远远超出了过去人类最伟大头脑的想象。化学也从炼金术中脱离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生物学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细胞学说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同时孟德尔将数学引入生物学，从而更大地推动了生物学的发展。这时期，科学研究的领域之大，分工之细，成就之显著均为前所未有。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
　　20世纪中叶至今，计算机的出现首先改变了科研的现状，从而使得复杂模型的计算设计得以实现。卫星上了天，天气预报越来越快速准确，超大型的工程项目也能得以精确设计。计算机的出现也使得其他各种海量的信息得以长持完好地存储和处理，从而计算机也被广泛应用于控制系统和管理部门，为人工智能的实现奠定了基础。此外，计算机的出现不仅产生了一门新的科学：计算机科学，同时还产生了与之相关的各类其他学科的分支：分形，神经网络，遗传算法，数值模拟等等应运而生。分子生物学出现了，克隆技术和基因解码也都得以实现。在这个时侯，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繁多，科学仿佛由原来的分析方法走向新一轮的综合，走向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境界。
　　这个时代，人们称之为信息时代。
　　那么，在相同的时期里，中国是什么样子呢？
　　十八世纪是清王朝的鼎盛时期，可以说是国泰民安。乾隆七下江南，风流倜傥，可全仗人力畜力，当然还有风力。
　　十九世纪前期清王朝开始衰落，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中叶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时代。历经一百年的凌辱沧桑，吃尽了的不仅仅是是列强的船坚利炮的苦头。这期间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创办中国的军工产业，并有大批的留学生留学国外，求取“真经”。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技现状才得以彻底改观。广大科研工作者以无比热情投入到科研中。先前留学海外的大批科研精英听到能够为国效力，纷纷放弃国外优厚的科研条件和待遇，毅然回国。可以说，中国的科研根底是很薄的，科研学术方面能够在短时期内的已大为改观全靠这些老科学家们。因此，我对他们始终怀着崇高的敬意。火箭起飞，卫星上天，牛胰岛素的合成，杂交水稻的高产，大庆油田的发现等等，让世界突然发现中国人的科技才干和潜力。令人惋惜的是，伟人毛泽东在晚年也犯下了不可挽救的错误。政治再一次无理干预文化科学。十年之间，中国各方面都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和损失，科学技术也不例外。
　　三、中国现在科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今天的科学技术正在飞速发展。如果说二十世纪上不能称为科学的世纪，那么二十一世纪一定是科学的时代。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不仅仅是个口号。
　　尽管新中国现在所取得科学成果是令人瞩目的，但那只是个别领域或个别项目里的。在整体上，我们同发达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我国至今尚未有一人获得诺贝尔奖，这说明在基础研究领域我们尚未出现举世公认的突破。在应用科学领域，我们常常也是在国外同行后面追赶。我们好的研究设备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大家都知道，软件业中操作系统是老外的，用来开发编程的语言操作平台也是老外的，我们那些牛哄哄的高级程序员们还没能弄出个在国际上叫得响的软件业的"生产资料"来。在我将从事的电测测深研究领域，我们所使用的野外资料采集仪器都是老外的，在家里处理解释资料用的方法是老外的，软件业是老外的。我们这么多研究人员到底研究了些什么？
　　当然，如果仅仅是我们底子薄，设备不好等等客观原因，我们落后于外国，我没什么在好多说了。我只有去憋足了劲干好自己的工作。可真正的原因却没有这样简单。我国科技学术界的研究现状真是有些令人堪忧。
　　中国现在的学术界确实非常浮躁，新一代的年轻人似乎缺少那种脚踏实地默默耕耘的精神，前不久就爆出了博士生考试作弊的丑闻。更坏的是，这种浮躁风气不仅在我们这些70年代以后出生的一代中存在，而且在我们的上一辈，亦即那些令人崇敬的老科学们的下一辈较年轻的一些人中也很为严重。我就曾经看到过两篇发表了的学术论文，都是关于解析法求解电磁场方程的，所研究的内容还真是我非常关心的棗很有研究价值。其中一篇是九八年发表的吧，研究均匀半空间中柱体问题的交变偶极子场，正好我也正在试图用一种简单的解释法去求解。我复印了这篇文章，准备参考。最后弄来弄去也没弄明白它们究竟是怎么解的，反正一开始的柱坐标系是错了，我将它给我的导师请教，可我的导师也没弄清楚，该文的参考文献中也未见它所用的方法，这篇文章当然还有可能不是错的，但肯定是不严谨的。另一篇文章是最近发表的，是求解层状介质中的大回线源问题。当时我也正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解法，准备应用到瞬变电磁法中去。我的一位朋友正在研究核磁共振仪器的设计，该文正好是解了他的燃眉之急。我们高兴地复印了下来，准备在我们自己的研究中借鉴应用。当我们将这篇论文细细审查的时候，却发现竟全是错的！他们可以说是不懂数理方程求解的基本原理。给出了一个定解问题，不知从哪里找了个基本解，然后胡乱地拼凑了边界条件，经过一个看起来非常复杂的数学推导过程，最后得出结果了。在他们眼中，或许科研就是如此的不可靠，就是如此的不严谨：谁会去验证那一堆复杂的式子？然而没有源，且边界上为零值，又怎能产生场？无论你中间的过程是多么的复杂，数学技巧是多么高明，也不能在一个没有任何激励的空间中无中生有地造出响应来！。这样的文章居然给发表了！可见评审者是什么眼光？！杂志编辑又是什么眼光？！近来又听说北航的一位校长级的人物抄袭他人成果在IEEE上发表，现已被揭露，爆出科技学术界又一重大丑闻。
　　中国现在的学术界还缺乏勇于创新的精神。在以前我所参与的几项有关地球物理的课题研究中：用国外的仪器采集数据资料，用国外的软件进行处理，并在报告上冠之以“最先进的技术”等等，完全按一套现成的程序，哪有自己的东西？这不是做科研，而是搞生产！我们没有自己的仪器吗？有！费了好大劲研制出的，获奖后束之高阁。我们没有自己的资料处理方法吗？一年有那么多有关方法研究的文章发表，每一篇文章都说"正确有效的"，为什么在实践中难以推广应用呢？这要么说明我们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崇洋媚外的心理，要么就是我们的学术论文论述得不够严谨。当然，在使用外国的仪器方面，也许还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我们的工艺跟不上，而原始数据的采集确实要求相当的精度。但在资料解释处理的方法上，我实在找不出个满意的解释！实践出真知，即使是刚开始使用老外的软件，在工作过程中也能不断地加以改良，不断地提出新的更好的方法来。科学不都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完善的么？难道这些都只有老外才能完成吗？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学术界存在一种惰性，缺乏上下求索的韧劲，缺乏那种纯粹出于好奇心的为科学而科研的秉性棗我能捞到项目，能赚到钱，不比同行差就够了！呵呵，这就是中国的"中庸之道"啊！
　　再来看看我们的科研项目是如何分配的吧。不久前我和几位朋友说起了这个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现在大多数科研项目被那些“社会活动能力很强，而业务水平平平”的人弄去了。这些人一天不好好钻研业务，却很会搞关系，认识这个领导那个上司，到头来在项目申请中便可做手脚。而那些真正的研究人员反倒无项目可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人治的科研管理体制问题，大多数不懂业务的人成了科研项目分配的最终决定者。还有就是中国现在普遍的官僚腐败问题，这几乎到了每事都需做手脚的地步了。在学术领域，这不仅表现在科研项目的分配上，同样还表现在职称的评定上。为什么名震全球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始终评不上中科院院士？个中情况我不太清楚，但据说是因为他是个老土，没有什么关系网。要不是后来还出了个中国工程院的话，他这位获得"国家最高科技成就奖"的科学家可能还仅仅是个一般的教授，这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我们的学术界还有些其他的问题。如在科研工作和学术论文中，总是优先引用老外的东西。而我们自己的东西却常常被忘却了。近几年来，青藏高原的构造研究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据一位较权威的人士说，现在的研究框架基本上是基于中国某位科学家更早发表的一篇论文。而这篇论文在国内其实鲜为人知，只是在引用国外研究的论文中发现，而该文的重要性可能还未曾发现。可见我们在引进国外研究成果的同时忽视了自我原创性的成果。另外，我们的具有创新原创性的成果出来以后，所写的论文第一选择是投向国外的刊物上，因为这样会得到国内更多的承认。这肯定会造成我们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得不到很好的延续和应用。
　　此外，还不要忘了现在的出国热。我们大批拥用原创精神的青年科研工作者流向国外。与出国热相应的是英语热。作为我国科学技术后备力量的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学习英语，而花在自己专业上则相对少了。这样导致我们的研究人员专业基础不如国外同等学历的人员，同时出现原创思想的机会也就少了。
　　也许我还没有资历作这种论断，毕竟我太年轻，接触的范围太窄，还不能客观全面地对待自己遇到的和听说的一些问题，但这些绝对是我的心头之语。
　　四、"21世纪，中国科技如何避免尴尬局面"之我见
　　杨振宁说，21世纪的科技是属于中国的。
　　这是这位著名的华裔科学家的期待和心愿，也代表了中国老一辈科学们共同的心声。
　　然而这毕竟仅仅是期待和心愿，现实却是那样的冷酷。时间老人总是默默地"均匀"地流逝。造物主非常吝啬，并不因为我们想要什么而施与恩惠，而是看我们做了什么来给予报答。我总担心在新的世纪里，中国的科学技术是否还会像现在这样，总是远远地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追赶"。那么，在21世纪里，中国的科学技术该如何避免这种尴尬？
　　答案不是我所能解决的，我希望所有关心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人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我谨将我的一些幼稚的想法叙述如下。
　　首先要解决我们的体制问题。中国人治的官本位文化决定了科研项目的分配不公，因此也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中国的科研意识。我们主要的高级别的科研群体，高校的教授们和研究所的研究员们，他们将太多的精力花在项目的争取上。形成一个竞争的机制是好的，然而学术界不是不是商业界，科学研究不是销售商品。学术界更推崇的是讨论争鸣而不是市场竞争。教授们研究员们首先要保证的是他们的科研时间和科研精力。他们应该拥有一颗平静的心来对待生活中的其他问题，不为自己的生存和衣食担忧。在日本，每一位副研究员或者副教授每年都保证150万日元的科研经费，研究员级别的会更多。这样保证了这些科研工作者在没有项目的情况下，也有较多的经费来从事自己的科研工作。先有科研成果再谈项目，也许这样才是合理的机制。这样，他们的注意力会高度集中在自己的科学研究中，缜密地思考着会出现的种种迹象，形成一个个有准备的头脑---一位大科学家曾经很精辟的说：科学发现常常青睐于那些有准备的头脑。
　　好在中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中国科学院正在进行大幅度的改革。
　　第二个问题要解决思想意识问题。尽管同以前相比，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然而真正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却常常会感到许多无奈。除了那些个别的异常突出的人物以外，科研工作者常常会感到埋头于科学研究的价值的没落。不知不觉之间他突然发现，那些漂浮于科研以上的人得到了自己应得的那份尊重，于是心底的平衡开始倾斜。因此体制问题归根结底来自于思想意识，而思想意识又受到了体制问题的强烈影响。相对而言，体制问题是容易解决的。而思想意识问题是一个长期的更为困难的问题。体制改革的成果能否得以保存，不变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思想意识上的改变和坚持。
　　许多迹象表明，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好像不如国外学者那样执着，那样系统地剖析自己所研究的问题。我们的学者好像缺乏一种穷根究底的精神。这也许是我们的研究总愿意借鉴国外的，因为他们的工作确实做得比我们好，更细致，更系统，更客观。
　　要解决思想意识问题是很困难的，这或许需要五四以来再一次的新文化运动？
　　再来看看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最为重要的创新意识。现在许多人都在说创新，然而我认为，创新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不是说来就来的。我想每一个科研工作者都想出自己的成果，因为谁都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在科技学术界立得一席之地。因此所谓创新意识棗创新的想法，是谁都有的。关键的问题不是提倡创新意识，而是如何去创新，怎样有创新。钱钟书说："幽默是水做的"，是不应该去提倡的，我觉得学术界的创新意识也是这样。因此，重要的是营造创新的环境，就是上面所说的，怎样能出现一个个有准备的头脑。
　　那么我们怎么看待“出国热”和“英语热”呢？我是个较为保守的人，以前我总觉得这些刻意出国者有些盲目。我不自觉地将它们与解放前那些大批出国的精英们区分开来。我认为那个时候，国内条件太差，没有他们所求索的资源与环境。而知道了日本的科研政策，我也有些想出国的念头了。因此，"出国热"根本的原因还是国内的科研体制问题。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从事科研工作的出国者都了解上述这种情况，都是冲着科研而去的。有些人单纯是为了出国而出国，“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
　　对于“英语热”我觉得是个实实在在需要解决的问题。英语现在实在太重要了，对于科研工作者而言，不懂英语就基本上封闭了自己一大半的信息。因此，学好英语是必需的。硕士生和博士生阶段将英语设为最重要的一门学位课去强化英语教育是完全必要的。然而，在硕士生和博士生阶段，更重要是不是自己的专业呢？毕竟我们的目的还是为了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有突出的成就。英语和计算机都是必备的手段，然而也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样就产生了矛盾冲突。怎么去解决呢？如果我们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英语水平已足够其专业应用，那么他们的精力就会更多地用来学习专业及相应基础知识。这就是说，大学以及大学以前，他们的英语学习应要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因此，我觉得在全国范围内，对英语的学习应该从小学开始，有条件的话应该从幼儿园阶段开始。儿童时代学习语言更快，更容易掌握。我想这一点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当然，我们还有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如政策上能着眼于社会发展趋势，大力发展那些热门的高科技产业，与国际社会的科研发展方向接轨；同时要一贯地保证高精尖技术和基础科学的研究力度。这一些就是一些很细致的问题了。
　　我的观点是幼稚和片面的。然而，在21世纪里，如何避免中国科学技术的尴尬局面，我觉得是一个很务实的问题。我希望这一些能引起更多的关心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人们的重视，能提出更好的有实效的解决方案或者思想。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