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旧文）

　　⊙　左翼文学对语言的投影

　　“新文化运动”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一种清新的语言，特别是她的书面话语有了沧海桑田的巨大变迁，其中文学革命的作用尤为重要。

　　然而，语言的河床向前延伸，左翼文学的份量越来越吃重，一度成了中国文学界的主流。这是与当时知识分子苦苦寻求精神出路、乃至将文学作为改造社会的工具是极有关联的。鲁迅放弃医学而举起文学之大旗，认为疗救国民的灵魂比疗救其肉体更为重要，综观其著作群，十荡十决的锐利批判力，远远大于其建设性。就“解构”与“建构”的取舍而论，毛泽东与他是殊途同归的，鲁迅也是目空古今的毛泽东唯一佩服的人物。当人们体味到毛的思维与话语那狂暴的毁坏力、“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价值观，再溯源到五四新思潮的最激进的潮头，便可觉出那个时代中国文化人绝望与愤怒深度。贯穿整整一个世纪的思想脉络及语言流向，都是五四运动的延伸与辐射。

　　与鲁迅同时代的文学家，大都左倾并结成庞大的联盟，无须特别渲染中共组织在其中起的导航作用，中共那时还相当弱小，而左翼文学却持续高涨，并将一些有别样追求的独行者冲刷到主河道的边缘，成为寂寂无闻的砂砾__虽则其意义将在事过境迁之后重新浮现出来。

　　从２０年代始，中国文学开始引进了“阶级”的观念、“斗争”的观念。茅盾先生的《春蚕》、夏衍先生的《包身工》就是描写城乡阶级对立两大典范。“穷”与“富”的摩擦必然产生不可调和的阶级仇恨，“善”与“恶”的终极判断也由此清浊立见。这一时期蔚为壮观的左翼文学巨流，无一例外，各种社会弊病都有一个或一群十恶不赦的道德承担者，“好人”与“坏人”出没其间，各自表演着不同的阶级角色。这种文学观“警恶”有余而“劝善”不足，“激浊”有余而“扬清”不力。偌大一个社会，举目皆是人妖之间的生死搏斗，一切矛盾均已无法调和化解，中国除了大翻个儿地推倒重建，别无他途。

　　左翼文学的一个里程碑是“解放区文学”的降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高度，点铁成金，遂将“左翼文学”升华成“革命文学”。左翼作家放下身段，完全从底层大众的视界中去看取生活，贡献出来的革命文学对“好坏”、“善恶”的终极判断更不含糊，话语更为粗豪并有了一种挡者披靡的势能。

　　这种话语一直延续到今日，使得本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欲摆脱这一桎梏的大陆知识分子如堕罗网，他们从文学或别的领域重建话语系统的任何尝试，都成了一种痛苦的挣扎。

　　⊙　毛泽东——开宗立派的话语大师

　　与鲁迅相比，毛泽东是从另一途径完成了文体与话语的革命。

　　毛青年时代发表于《湘江评论》的文章，笔锋虽是少年气盛，热血澎湃，却不离其时新兴白话文的样式。只有到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才显示出一派宗师的气象。这篇文章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分析是否正确，已不及其论说方式那么重要。毛在颂扬湖南农运中的“痞子运动”时，用了一种飞扬跳脱、鲜活泼辣的语言，人说痞子运动“糟得很”，我偏说“好得很”。毛遣词用句处处出人意表，整篇论说从另一层面、另一价值体系、另一套话语系统喷薄而出，奇峰突起，匪夷所思。

　　这篇文章既然成了毛式文体之开山之作，这类话语便一发不可收拾，在其后漫长的国共斗争时期，中共重要的社论、檄文大都出自毛泽东之手，毛的笔走风雷、舌灿莲花，一时无两。曾有一位国统区的名士惊叹毛的文章有一股“山大王”气，毛闻之颇为自得。直至打下江山，这套“山大王”话语更臻达极致。暴力革命自然衍生出与之相衬的强力语言，譬如著名的“纸老虎”论，又譬如，你说我是“阴谋”，我偏说是“阳谋”；你说我是“秦始皇”，我说秦始皇算什么，我比他更厉害。这种话语是对讨论问题之规则的颠覆，平等的对话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话语场”，你抽离了这个“场”，从另一维的空间挥出重拳，对方愕然不知所对，顿觉被废去“武功”，只剩下挨骂挨打的份儿。

　　倘若人们撇开毛著作的思想主题，还是得承认他是一位“好文之人”，即使身居九五之尊，他著文立论也很少采用文告式的八股语言，尽管不时有天马行空、言不及义之嫌，但毛对现代汉语的再创造，却是鲜有人能匹，他的同僚与几辈继任者，更非此道中人。总之，毛在汉语文体长廊上留下的刻痕，是无法抹杀的。

　　然而，这种文风被定为一尊，确立了官式话语的法统，它向草泽民间下延及灌输，其后果是十分骇人的。譬如六十年代创作的一台话剧叫《祝君健康》，内容无比革命，名字却还残留着过去时态的话语痕迹，刚好毛“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论说推出，这部话剧立即改名为《千万不要忘记》，继而拍成电影，直演得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这还算是斯文的。从湖南农运的“好得很”，到“人民公社就是好！”，再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毛式话语的极端发挥。这类修辞与逻辑令人瞠目结舌，它具有不容讨论的强制性和挡我者死的暴力倾向。

　　文革中，粗通文墨的工农兵与涉世未深的青年学生，当然学不来毛氏那杆生花妙笔的神髓，他们取其粗鄙、霸道的一端，毫无节制地向纵深延伸，铿锵而强横，浮华而煽情。文革三十年后的今日，重睹红卫兵的战斗檄文、各省及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给毛主席、党中央的致敬电”，那正是集“党话”之大成的范文，你的读后感只能是__汉语几千年的悠久生命力，至此已然完结。

　　这是时代的悲哀，更是中文的悲哀。

　　⊙　“人说话”与“被话说”

　　正统的意识形态沉淀下来的一套约定俗成的语言，年深月久，人们运用着它，不知不觉地从说话、书写到思维模式、行为模式都受其制约，规矩方圆，灵与肉的空间都被划下道儿来。这是一个从“人说话”到“被话说”的过程。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次拯救和洗涤语言的“文化复兴运动”，擎旗者几乎都是学者、诗人、作家。本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如是，至７０年代末的“新时期文学运动”亦如是。其中最早自觉地用文学颠覆、解构僵死的官方话语的是“《今天》诗派”地下文学活动。所以将其划定为“诗派”，是因为当时他们在小说、散文、文学批评等体裁上成就不大，唯独诗歌，却开创了一种划时代的话语形态。至于它向着其他艺术领域扩散，那是稍后几年的事。

　　不过，白话文初兴的时代，旧的政治体制、文化体系已百孔千疮，新文化运动可谓摧枯拉朽，眨眨眼天下已移风易俗__从话语的意义上尤为如此。而当今中国大陆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机制却仍然凝固不变，或者说改变甚微。故此，消解和洗涤僵硬得象化石一般的官方话语，依然任重而道远。从郭沫若（指１９４９年后的郭诗）、贺敬之到北岛、芒克；从刘白羽、魏巍到苏童、余华；从《千万不要忘记》到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从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到“星星画展”及罗中立的《父亲》；从《东方红》、李劫夫的语录歌到崔健的摇滚和瞿小松、叶小刚的交响乐《大劈棺》、《八匹马》…都只能说是橇动了文化专制的墙基，而那座森严的话语城堡的倒塌尚非指顾之间的事。

　　一个人凭着固有的政治文化氛围所传输给他的记忆去思考和说话，这是所谓的“心魔”，它实在不容易驱除。这在成长在中国大陆的人士身上，处处显而易见。即便是他们已移居海外，又或在理念上已彻底叛离了原来灌输给他们的信仰，却也常常摆脱不了固有话语定式的制约。

　　在大陆官式话语之中，没有对异端的宽容，没有讨论问题的平等气氛，甚至只有批判讨伐却没有为“讨论”而设立的语言。我们可以从台海危机中，看到北京连篇累牍的社论、评论员文章，那是泰山压顶式的修辞造句，好象久违了的文革语言全数复活。撇开两岸争端的是非不提，那种“革命大批判”的语调，委实恐怖。既然“国家统一”是那样崇高的价值，难倒不可以找到一种稍为严谨而且动听一些的表述方式吗？然而，在北京的“话语库藏”里偏偏付诸阙如，殊为可叹！

　　基于同样原因，我们通常能在海外大陆人士的思想交锋和陈述己见的文章中，看到那种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战斗激情，“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进攻态势。这是因为，他们关于预先设定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是颠扑不破的，凡有异议者，不是别有用心之辈就是不堪一驳的糊涂虫。那是一种自以为占据了真理的自信，就算武断一点也不要紧，反正真理在我衣兜里揣着。

　　人老是这样说话，最后反过来就“被话说”了。他成了这种话语的奴隶，不自觉地把钳制着他灵魂的那套东西变成一种思维、一种推理和一种终极的判断。或者他本来占据着真理，却用讨伐异端的狂热进攻性，把装在衣兜里的真理变成一叠告票与罚款单，于是真理化为谰言，令人错愕，进而觉得找不到共同的话语场，再与之对话，已很无聊。

　　还有等而下之者，就是动辄将讨论的话题、立场“道德化”。当你陈述一种观点之余，得到的回应完全是来自另一匪夷所思的层面，你的动机、你的道德、你的隐私统统被置放到“公堂”之上拷问，令你茫然、哑然、骇然、不知所以然。这种石破天惊、奇峰突起的话语，亦似曾相识，大抵来自“毛式文体”，来自频繁的运动与斗争，来自文革的“深揭狠批”…这正是这套话语系统对人的毒化、扭曲和最具深度的控制。

　　“被话说”__蓦然回首，这才是身心俱囚禁在思想牢笼里的中国人的苦涩与悲哀。

　　“文化革命”迄今三十年了。或许，劫后重生的中国人，还须回到文化的基座去重新建构，那就是洗涤和拯救我们的语言。

　　(本文系1996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文革三十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