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执政能力，这是执政党从“革命党”阶段经过“改革党”阶段，进入“现代化政党”阶段的历史使命。提高执政能力，需要得到多方面的支持，其中来自公共知识分子的支持，必不可少。执政是一种公共权力的代为行使，公共知识分子是公共意识和公共利益的看门人，他们之间的对接是现代社会告别传统社会的主要特征。
由于宗教信仰方面的缺失，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王朝国家的公仆、道德的倡导者、意识形态的发言人、统治者道义上的批评者。他们形成权力中心的次中心，指导民众，是统治者联系民众的渠道。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一元化社会，“有权就有一切”，政治权力成为调节社会的惟一习惯砝码。所以在这种陈旧的政治观念中，群体权利从来没有被制度化，把一切独立的团体、一切的集体行为都视为一种威胁，因而极力加以压制。这使得每当中国传统社会爆发危机时，知识分子们仅仅非正式地联合在一起，表达他们与政府观点不同的看法。由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本身的生活环境和承担过重的历史使命不相平衡，妨碍了他们的道德修养和政治上的独立地位，悲壮成为他们留给后世的恒久遗产。由于政治权力通过科举制度等对传统知识分子的限制性吸纳，使进入体制内的人成为保守派，以服从为特征的“学者和思想家”，使创新成为不可能，这是中国传统社会陷入长期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
公共知识分子是在现代社会形成的一种新的力量，她克服了传统知识分子单纯为某一个阶层服务的偏颇，从“皮毛”过渡到整个社会的知识基础、道德基础、价值基础和信仰基础，从而也获得了自身的经济基础。
执政能力的行为主体，无疑是执政党。由于传统上缺乏处理执政党和公共知识分子关系的历史经验，使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走过了许多弯路。把执政党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关系简单地理解为，记者们去挖掘新闻证明当前的政策正确极了，历史学家们去证明当下是历史上最好的阶段，哲学家们去证明现在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高峰云云。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对国家主义开始了新的思考，在扩大执政党执政基础方面，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他们中最优秀的人，率先办起了高科技企业、思想库似的经济咨询机构、法律研究机构、公民研究机构和其他各种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在实践中经受了考验。他们不是左翼人士眼中的“裴多菲俱乐部”，他们是这个社会积极的、健康的、稳定的力量，因为这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本性所决定的！他们使我们这个传统意义上缺少“社会”的国家，看上去有点像现代社会的模样了。
现在，没有哪个群体像公共知识分子那样希望和支持改革。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的任何一点努力，都为他们所欢迎。政府开始鼓励那些提出建设性建议的人，对于坚持真理敢讲真话的爱国者也表示宽容，再也不会去伤害最珍贵的资源、最有才华的人才??公共知识分子。正是在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方面，他们找到了共识。公共事务使他们形成同心圆，他们各自发挥作用的方式绝不一样，他们之间开始形成规则，这是现代化的驱使和执政合法性的当然诉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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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执政能力与公共知识分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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