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上陆海空三军“总教头”，刘伯承诙谐地说：“我刘伯承跟教书先生有缘，有缘。”

翻开新近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史》一书，里面记载着：南京军事学院是建国后我军创办的最早的高等军事学府，刘伯承元帅任院长兼政委。
俗话说，当兵是最玩命的苦差，办军校是苦差中的苦差。
刘伯承却主动要求办军校，他诙谐地说：“我刘伯承跟教书先生有缘，有缘。”
讲到缘份，还得从1950年的朝鲜局势讲起。
1950年6月25日，中国的邻邦——朝鲜爆发内战。美帝国主义支持李承晚集团向北朝鲜进犯。
6月26日，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命令其驻远东的空军、海军参战，支援李承晚集团的军队。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公开宣布武装入侵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并命令其海军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霸占中国领土台湾。与此同时，美国操纵联合国，网罗16个国家的军队组成所谓“联合国军”开赴朝鲜，妄图在亚洲大燃战火，以扼杀新生的人民共和国。
10月上旬，中国人民为了挽救朝鲜危局、保卫我国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战争最能刺激军人的神经。
军校，最能吸引军人。
刘伯承在西南坐不住了。
1950年10月27日，雾都重庆，秋雨靠靠，天地间灰蒙蒙连成一片。
繁华的市区，中四路的一座庭院前，并排停放着两辆小轿车。上午7点钟左右，有人提箱携包地上车了。一会儿，一个身着黄呢军服，头戴佩有“八一”军徽的军帽，架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鬓发斑白、肩膀宽平、高大魁梧的军人也上了车。他坐稳后，用手扶了扶眼镜，示意司机开车。于是，两辆车一前一后开出院门，沿着空旷的湿漉漉的大道，通过浮图关向白市驿机场驶去。
白市驿是山城外难见到的一块平坝。在几年间，这里是中国最出风头的机场之一，飞机的起落架次居全国前茅，毛泽东来过，周恩来来过，美国人没少起降，蒋介石更不用提了，起起落落没数。只有停机坪能为历史作证。今天，机场上，重庆市人民群众和人民解放军干部战士千余人，早已排成整齐的队列，等候在停机坪前送行。
上午8点，小轿车驶进机场。下来一位戴眼镜的军人，他的动作有些老态，还有些一瘸一拐，他与前来送行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代表，一一握手话别，然后登上一架民航机。
他就是西南的刘主席——刘伯承。
这是刘伯承又一次离开家乡，离开养育过他的故土，离开他无限眷恋着的巴山蜀水。
1910年，怀着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愿望，18岁的刘伯承与好友一起，从万县搭轮船顺江而下前往上海，寻找“仗剑拯民于水火”的真理；
1914年春，已经投笔从戎、开始了军旅生涯的刘伯承，在讨袁战争失败后，从家乡开县逃往上海，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继续组织反袁武装，积极致力于国民革命运动；
1924年10月，在护国、护法、讨贼战争中英勇拚杀，在血与火的战斗中苦苦求索的川中名将刘伯承，离开犍为县，取道贵州、湖南，先后赴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考察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运动，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并受党的秘密派遣，回四P；泼动了震惊全川的泸州、顺庆（今南充）起义；
1927年7月，带着泸顺起义的一身征尘，带着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独立领导大规模兵暴的宝贵经验，刘伯承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烈士的遗骨，从泸州城龙透关出走，历经千难万险，抵达江西南昌，参与领导了震撼世界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创了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次离开四川，一别竟是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风云变幻。刘伯承在党的领导下，在军事斗争的领域里英勇奋战，表现了高超的军事才能和卓越的指挥艺术，为推翻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他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一代名将，也是人民无限敬慕的开国元勋。
1949年10月，刘伯承在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后挥戈西进、率军入川，第二野战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祖国的大西南。重庆解放了，成都解放了，巴山蜀水换新颜，祖国的大西南解放了！刘伯承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本来，和平的生活对他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打了半辈子仗，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和平，为了人民能过安居乐业的生活。刘伯承多么希望与家乡的人民一道组织生产，重建家园，在他所眷恋着的土地上开创社会主义光辉灿烂的明天。但是，他对人民解放军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他向往新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事业。
身经百战的将军离不开他的统率的士兵；
人民军队的创始人离不开人民军队。
战争、军队又一次让刘伯承远走他乡。
飞机升空后，天色依然是灰蒙蒙的。过了宜昌，云开雨霁，万里长空，一片湛蓝，江汉平原，尽收眼底。
刘伯承从飞机椭圆形舷窗向外眺望着广袤无垠的中原大地，看到这块大地生机勃勃，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脸上流露出不胜今昔之感。然而，他想得更多的是军队建设。
从“八一”南昌起义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走过了20多年的战斗历程，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实行了几次军事战略上的伟大转变，已经成长为一支新型的、强大的人民军队，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但是，就军队本身的建设来说，却一直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兵种单一，装备落后，编制、制度的非正规性，作战指挥的不集中、不统一及带游击性等。过去处于敌强我弱、长期忙于应付战争的情况下，这些问题一直无法解决。全国解放以后，客观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政权，掌握了城市工业和全国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军队进到建军的高级阶段，即建设诸军兵种合成军队和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的阶段。这是人民解放军建军历程中面临的又一次伟大转变。
1949年11月，空军领导机构正式成立。1950年4月，海军领导机构正式成立。以后，防空部队、公安部队和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等领导机构也相继正式成立。这样，人民解放军就由战争年代基本上是步兵单一兵种逐步发展成为一支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
各军兵种相继建立，教育与训练全军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学会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问题就提到了建军的重要日程上。
1950年6月，中央军委成立军训部，任命第四野战军参谋长肖克为部长，统一指导全军的军事训练。军训部成立不几天，中央军委又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创办军队院校问题。会议由当时领导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总理主持，朱德总司令和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等参加。会议确定，在战争年代创办的各类学校的基础上，改建适应现代战争条件的正规学校。各军兵种要新建自己的各级专业技术学校，全军首先创办一所教育训练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
刘伯承得知中央军委准备创办陆大的消息后，心里非常高兴了“建军必建校”、“治军必先治校”是他的一贯主张。1926年，他领导泸（州）顺（庆）起义时，就曾在起义部队中办过泸州纳溪军政学校；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失败退到广东后，他还想通过办所军校重振军旅，可惜没有成器。随后，他赴苏留学，在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1年，他从苏联回国，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就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长征途中，他身为红军总参谋长，又先后担任了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兼任中央红军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中，他仍然兼任中原军区及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为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壮大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干部。今天，在人民解放军实行历史性伟大转变的关头，他更加认识到院校教育与训练事业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他决心带着几十年征战的硝烟，专门去从事院校工作，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这个极其重要的教育事业上。
于是，他提笔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请求辞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去参与筹建陆大。在信中，他诚恳地写道：
“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党中央很快批准了刘伯承的要求，决定委派这位身经百战、德高望重的著名军事家去办学校，搞教育，把他那丰富的作战、建军经验传授给全军中、高级干部，从教育与训练上更好地完成人民解放军向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转变。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给他写了亲笔信，让他把西南的行政工作移交给邓小平、贺龙，尽快到北京领导筹建陆大。
如果世上真有“缘份”一说，恐怕这就是“缘份”了。
这既是刘伯承的心愿，也是党中央经过慎重研究后作出的决定。而归根到底，则是历史的抉择，是历史把创建正规化现代化军事院校的使命，放在了刘伯承的肩上。
刘伯承一到北京，便投入紧张的工作。首先是确定陆大的校址。以前，中央军委曾考虑把校址建在东北。后来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又决定把校址建在北京或其他省市，刘伯承经过两次勘查地形，考虑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百废待举，百业待兴，财力物力都很紧张。要营建这样一个大型的军事学校要花很多的钱，更需要一定的时间。为了早日开学，培养懂得现代战争的干部以支援朝鲜前线，也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他建议：陆大的校舍暂时不动工兴建，先找一个可以办学的地方把学校办起来再说。他的意见得到筹委会的赞同。
这个地方选在哪里好呢？
刘伯承想起了进占南京后华东军区军政大学所在地。
华东军大设在南京紫金山下，原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国防部”的院内。占地约3平方公里，房屋面积达47万平方米，院内绿树成荫，操场开阔，各方面条件较好。早在1949年5月，刘伯承率领第二野战军开进南京的时候，就曾经去过那里，详细查看过那里的房屋、设施情况，并向党中央专门作过汇报。那时，他就考虑过将来在这里办学校培养干部的问题。所以，他建议把陆大暂时设在南京。
党中央对创办陆大非常关心。在筹备期间，周恩来三次会见了刘伯承和陆大筹委会的成员，传达了毛泽东对办好陆大的指示，提出了陆大临时党委的组成方法、干部配备和组织机构等问题，研究了教学方针和教学内容。对如何办好这个学校作了重要指示。
第一次是在11月初，周恩来特意把刘伯承等人请到中南海去研究。
刘伯承和周恩来第一次见面是1926年7月在广州。翌年夏，刘伯承曾作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为其襄助戎机、擘画军事，担任参谋团参谋长，参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从此，两个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刘伯承对周恩来一向十分敬佩。周恩来对刘伯承也很尊重，总是亲切地称他“刘老”，喜欢和他交谈，倾听他的见解。
当刘伯承等人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的时候，周恩来刚刚起床，还没有吃早饭。他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候，并亲切地对刘伯承说：“刘老，你来了。我起晚了。”
刘伯承知道，周恩来日理万机，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办公室的灯光经常从天黑一直亮到黎明。他深情地说：“总理，你多睡一会儿吧。我们昨天是睡久了。听说你每天夜以继日地工作到早晨三四点钟才休息，太劳累了！”
周恩来说：“不要紧，我习惯了。”
一会儿，服务员端来早饭请周恩来用餐。趁此机会，客人们环顾了主人的住所：古老的庭院，已经破旧。北房五间，是会客室和办公室。房间陈旧，设备简单，里面几乎没有什么装饰物。
靠墙排满了书柜，三张方桌接成一个长会议桌。还有几把椅子。最显眼的是那张又宽又长的写字台，上面放满了摞得很高的文件和书籍。再看主人的早餐：三块烤馒头片、一盘咸菜、一杯牛奶和一个鸡蛋。这一切表明，住进北京城中南海的周恩来，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那种艰苦奋斗的作风。
周恩来吃完早饭，谈话开始了。
“总理，我接到毛主席的电报就来了。”刘伯承微笑着向周恩来说。
“你这个人组织性纪律性是非常强的，只要中央有命令，你就来。”周恩来用非常满意的口气回答。
“我来是来了，就是怕搞不好。”刘伯承谦逊地说。
“你搞得好，搞得好。你有几个特长：你有学问，又非常严格，严师出高徒嘛！”在笑声中周恩来再一次鼓励他。
“总理，可不能那么讲，我是能做一点就做一点。我能力实在不足，过去搞红大，那个好搞，两三个月就过去了。现在搞现代化，我是没有经验的。你看能不能给我找几个好助手？’刘伯承诚恳地提出要求。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了陆大临时党委的组成方案，并和刘伯承一起，详细研究了陆大的组织机构和一些领导干部的人选问题。
这次会见，大约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因周恩来要接见外宾，谈话就结束了。
几天以后，周恩来第二次会见了刘伯承等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办好陆大的指示。毛泽东指示的基本精神是。陆大的方针仍然是延安抗大总校的方针。要在人民解放军建军传统的基础上，认真学习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
刘伯承一边听一边记，还不时地点头，像小学生上课一样认真、仔细、唯恐有所遗漏。
最后，周恩来还告诉他们，为了办好陆大，毛主席已经聘请了一批外国顾问帮助工作。
听到这里，刘伯承不由一愣，腾地站起来。俗话说，“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话一点不假。
一提到外国顾问，刘伯承就想起1933年，他担任红军总参谋长时，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一起工作的情景。李德那种独断专行、飞扬跋扈的霸道作风，曾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也在他的心中刻下了一道深深的痕迹。
往事记忆犹新，从刘伯承的内心来讲，是不愿意要这些顾问先生的，谁乐意拿把木枷往自己脖子上套呢？但组织的决定又不好不服从，刘伯承向周恩来建议：
“总理，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叫顾问不如叫专家好。顾问，顾问，就是要顾我们的问。叫专家就超脱了。你当你的专家，我们干我们的工作。我请你，你就讲；我不请你，你就不要顾问我嘛！”
周恩来对顾问的历史相当清楚，也吃过不少苦头。但在“一边倒”的形势下，又不得已而为之。听了刘伯承这番话，他连忙说：“对，对，叫专家好。”为此，国务院还专门发过一个通知，统一对外国专家的称呼。通知指出：除过去按顾问名义聘请来华的外国专家仍称顾问外，以后新聘请来华的和过去非按顾问名义聘请来华的外国专家，一律称呼“专家”。
办学校是一件过细的事，周恩来还和刘伯承等人研究了筹建工作的一些具体事宜：一是校名问题。鉴于将来要开办海、空军科，刘伯承建议将陆大定名为军事学院。二是校址问题。为了早日开学，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刘伯承提出把校址暂时设在南京华东军大所在地。以后有条件营建新校舍后再行搬迁；三是干部问题。当时朝鲜前线需要干部，新建立的各军兵种及其领导机关需要干部，地方上各条战线也需要军队干部去支援。所以，从全军调干部很困难。刘伯承请求以华东军大和华北军大的一部分干部作为基础，依托华东军区组织起军事学院的各级机构。这些意见，周恩来完全赞同。
当谈话结束，刘伯承等人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周恩来再次亲切地问道：“刘老，你看还有什么事情吗？”
这时，刘伯承用试探的口气说：“总理，我想，校址既然设在南京，能不能让陈老总来兼政委呢？”
总理不愧是总理，他看出了刘伯承的心思：要请华东军区陈毅司令员兼学院政委，一为尊重“父母官”，二为取得财力等方面的支持。
“我明白你的意思，陈老总是华东军区司令员，你让他兼政委，找他要人、要钱、要房子就好说了，是这个意思吧！”周恩来坦率地说穿了刘伯承的心思。
“是啊！我是有这个‘坏’意思。”刘伯承一面回答，一面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周围的同志也哈哈大笑起来。
“这倒不是什么坏意思。你这个想法是不错的，但晓得他干不干呢？”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可否。
“你叫他干他就会干的。”刘伯承想尽量争取周恩来同意。十一周恩来爽朗地笑着说、“那也不好勉强。你和他商量一下，他愿意干，你说好就是了，中央同意。”这件事后来虽然没有实现，但是华东军区和陈毅司令员，无论在人力上，还是物力财力上，都给予巨大的支援，使军事学院得以顺利地创建和不断发展起来。
以后周恩来又就如何办好军事学院问题，在中南海西花厅和刘伯承等人作了三个多小时的长谈。
他们首先研究了教学方针和教学内容，军事、政治、文化教育都搞些什么，如何搞法。周恩来特别强调要搞好文化教学，指出我们的干部文化低，这是历史造成的。只有学好文化科学知识，才能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接着，又研究了教员间题。最后，周恩来勉励刘伯承说，搞现代化军队建设，许多东西我们都没有经验。虽然刘老是个老教育家，搞了很久了；但搞现代化的军事学院，也还要不断地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现代军事科学，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把丰富的作战、建军经验加以总结提高，传授给全军中、高级干部。
谈话结束后周恩来将刘伯承等人送出西花厅，一一握手告别。这时夜已经很深了。中南海显得格外宁静、安溢。但是，这里，那里，一座座庭院仍然放射出明亮的灯光。这些灯光映照在湖面上，投射出一片片闪烁的、波动的、摇曳的光影。
回到住所，刘伯承根据周恩来三次谈话的精神，和筹委会的同志们一起研究起草了《关于创建军事学院的意见书》。
1950年11月13日晚，刘伯承带着这个意见书，又一次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向周恩来总理和朱德总司令作详细汇报。听取汇报的还有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后改为总政干部部）部长罗荣桓、代总长聂荣臻、军训部长肖克、总政副主任肖华和总干部副部长赖传珠等。
汇报会由周恩来主持。他把座椅搬到他那张又宽又长的写字台前面，背对写字台，面对大家坐下来。然后，拿起意见书，他读一条让大家讨论一条。遇到有修改补充的地方，他就转过身，伏在写字台上，随手记下来。
就在这一天的深夜，在周恩来主持下，产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第一份历史性文件，绘出了解放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高级军队院校建设的蓝图。
这份由刘伯承起草的《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主要有以下内容：
其一、关于名称。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
其二、关于组织机构。
学员与班次：共设陆军本科、陆军速成科、空军速成科、海军速成科、情报参谋训练班、俄文训练班等六个学习单位，及一个陆军函授科的业务机构。陆军本科370名，收团、营级及部分优秀的连级干部，有初中文化水平，年龄在30岁左右者。陆军速成科500名，收军、师、团及个别兵团级干部，具有高小文化水平者。情报参谋训练班，由总参情报部选送学员50名。俄文训练班。由中央军委俄文编译局负责选调50名相当大学文化程度、有俄文基础的人员再予提高，并授以军事知识，以解决军事翻译及俄文教员的问题。函授科150名，收在职团级至兵团级干部，有自学能力者。学制，陆军本科两年，陆军速成科、情报参谋训练班、俄文训练班均为一年，陆军函授科一年半。海、空军速成科暂缓成立。
领导机构：全院设训练部、政治部、院务部和干部管理处。并设立战史、战役战术、司令部工作、后方勤务、通信联络、政治经济、文化外语等15个教学组织，以及学术研究室和翻译室。
所需干部：除已决定调作学院领导干部的促其到职外，拟由全国各大军区调25名军、师级及个别团级，有相当文化程度及实战经验，有培养前途的军政干部来院培养，作各教学组织和各学员科的领导。学院各级行政干部及工作人员，由华东军大和华北军大选调。
其三、关于训练方针。
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熟习与指挥现代各技术兵种，并组织其协同动作。同时熟习参谋勤务与通信联络，以准备与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作战。
其四、关于筹备事项。
勤务分队和实习部队：分别由华东军大和中央军委所属各部抽调干部与新入伍的青年学生组成。
开学时间：暂定1951年1月1日。
校址：南京。
《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由周恩来主持修改后，上报中央。三天后，毛泽东亲自批准了这个报告。从此，开始了筹建工作的新阶段。
拿着报告书，刘伯承如释重负。这一段时期的紧张工作，使老头受累了，其艰辛程度不亚于组织一次重大战役。如果说，以前的工作主要是制定计划，那末，以后的工作则是把这个计划付诸实施，把蓝图变成现实。他的内心充满喜悦，他想笑，他想唱，他想喊，他想让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了将军的摇篮！

刘伯承的办学公式：杨得志＋罗哈里斯＋麦克阿瑟－“戈尔洛夫”＝Ｘ？

当南京军事学院的一些老教员、老学员介绍上述公式时，笔者惊奇地发现，这个公式里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当然，在描述之前，应该稍加注释。
杨得志，1928年参加红军，历任班长、E张、连长、团长、旅长、师长、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是著名的战将，入学时为华北军区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入学后不久，即赴朝作战，先后任十九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
罗哈里斯基，即H·A·韦廖夫金—拉哈尔斯基，苏军中将。1941年8月至1944年6月，任苏军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在军事学术上有较深造诣。时为苏军总顾问，率20多位苏军顾问驻南京军事学院。
麦克阿瑟，1903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39岁时任西点军校校长，典型的“西点式”军人。历任驻菲律宾美军兵团司令、总司令。1941年任远东军总司令，1945年任太平洋美军总司令，盟国驻日本占领军总司令。1950年侵朝战争爆发后。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戈尔洛夫”，我国在40年代翻译的一个苏联剧本《前线》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盲目自大，保守落后的典型人物。40年代初，延安曾多次上演这个话剧，在观众中有较大影响。这个公式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
杨得志——在这里代表“我”情。因为杨得志是由军事学院调往朝鲜前线的，是将学院教学与战争实际联系起来的桥梁。以我为主，就是从我军实际出发，为我军建设服务。
罗哈里斯基——在这里代表“友”情。吸取苏军的成功经验，为我所用，作为军事教学的参考。
麦克阿瑟——在这里代表“敌”情。即将朝鲜半岛的敌情与军事学院的课堂教学紧密联系，运用最新军事信息辅助教学，有针对性地研究美军装备、编制、指挥、作战等问题。
“戈尔洛夫”——在这里代表保守、落后、机械，也可以说是教条主义的形象化。其意自明，不必赘述。
当时，办军事学院，由于“我”情、“友”情、“敌”情等方面的因素，我军的军事教育，除坚持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和我军传统的教材外，大多数要借用苏联红军的教材、教程，这是历史之使然。如此一来，军事的翻译与介绍就成了学院教学的一个“自来水龙头”。刘伯承认为军事翻译工作处于介绍苏联军事学术的“前沿”地位，是学术研究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环。没有翻译，便没有借鉴，没有借鉴，便难以发展现代中国的军事学术。
任何工作都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刘伯承强调军事科学要服从政治科学，明确要求军事翻译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同中国军队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和谐地统一起来。他认为：“我们研究和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亦即斯大林军事学说、毛泽东军事思想，其目的在使它能运用到人民解放事业中去。”军事翻译的任务，就是要沟通中外军事科学之间的内在联系，融合中外文化的“基因”。因此，一定要以正确的革命理论作指导，坚持为军事教学服务，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为此，刘伯承提出了研究军事学术和搞好军事翻译应该遵循的工作方向是：
一、以毛泽东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思想方法去学习斯大林的军事科学，并从条令着手，有步骤地使学员学会现代诸兵种协同作战；
二、以毛泽东历来的几个时期的著作，去帮助学员搜集自己的经验，加以研究整理而作出经验总结；
三、研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经验以及美军的作战方法，用以教育学员。
上述三条是当时整个军事学院研究军事学术的方针，同时也是军事翻译工作的方针。刘伯承在大力组织翻译和介绍苏联红军各军兵种的战斗条令时，首先让译员、教员和学员领会这些条令产生的背景和条件，让大家从中体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思想的基本精神，体会苏联红军战胜法西斯德国的作战经验。刘伯承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不仅是说明世界的科学，而且是改造世界的科学，因为它的作风的特点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必须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作风，才能够达到学习的目的。”“军事科学的理论必须是与实战相结合的理论，它是直接地、明显地受着战争胜负、流血多少的检验的。《孙子兵法》第一句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军事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重要。”“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相结合的军事思想。”

为了帮助大家加深领会无产阶级军事思想的基本精神和各种条令的基本内容，了解现代作战的武器装备和诸军兵种之间的协同作战，学院有计划地组织译员、教员、学员到海军基地，空军基地和其他技术兵种参观见学，了解各种舰艇、飞机、坦克的作战性能和特点。大家反映说：“我军过去的传统多是单一兵种作战，只算是‘陆林’好汉。现代作战需要陆海空三军协同，各兵种互相配合。刘院长把外国的情况介绍过来，联系实际进行消化，联系我军的实际装备进行未来作战构想，的确是看得远，抓得实。”
在翻译介绍苏联经验的同时，刘伯承极为重视发掘我军自己的经验。照他的话说，叫做“水已涨，船要高”。就是说，借鉴外军经验与发掘自身的经验，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辩证关系。只有在借鉴中发掘，在发掘中借鉴，才能使理论与实际结合紧密，不断提高我军的军事素养和作战水平。他在1951年1月下旬华东军区高干会议上指出：“毛主席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对于军事思想，都有伟大的天才创造，如在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与《论持久战》，人民解放战争中的十大军事原则。毛主席的这些创造，是最典型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是我党最宝贵的财产之一。中国革命战争转变的每一阶段，都由毛主席预先给我们作好了安排和打算，当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时，毛主席在‘七大’就指出了由农村转到城市，由游击战争转到世界型的正规战，甚至毛主席教我们学习《前线》与《甲申三百年祭》，在每人思想上做了准备，现在正式给我们提出了要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的任务。……我们军队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已经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转变，现在又要向正规化现代化的方向来转变了。中国人民革命已进入了新的阶段，我们革命军人也就负起了新的使命——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我们担负了这个任务，就不能不在我们自己的工作上来考虑，不能不在建军传统与军事思想上来考虑。”
在论述建军传统的时候，刘伯承指出：“我们的步兵是历史最久有着优越传统的，我们的步兵在世界上应列为头等，它在毛主席的思想指导下，在革命奋斗史中，表现了政治质量的优秀、训练教育的成功，而且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各时期证明了步兵的伟绩，‘小米加步枪’战胜了敌人。我们其他各兵种，也都是从步兵发展而成，因而步兵的优良传统，也发展成了其他兵种的传统。”“我们要建设各种新兵种，就一定要靠步兵作基础，一定要向步兵学习。我们今后军事建设的方向，就是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就是将我们现有的世界上第一等步兵加上正规化与现代化的训练与装备，那就是如虎添翼。我们有着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有着这样优越的建军传统，又有现代化的兵器，又有苏联先进的军事科学作先导以资学习，这都是使我们军队顺利转变的极有利的条件。”
为着继承和发扬我军传统，使“拿来”的外国军事经验能在我军传统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并逐步提高，向前发展，刘伯承提出发动全体学员，联系本军区、本部队的战争经历，总结和编写战例的活动。在具体安排上，将学员按军区或野战军为单位进行组合，成立战例编写小组，由战史教授会和学术研究室进行组织和指导，采用个人写作和集体讨论研究的方式，着重编写解放战争时期的战例。经过5个多月的努力，100多名学员共写出了82德战例汇编稿，其中包括辽沈、平津、淮海大战中的一些著名战役、战斗，还有太原战役、湘泸战役、兰州战役、粤桂边追击战斗和海南岛登陆战斗等一系列战役、战斗。这些战例反映了我军作战的光荣历程，反映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力量和智慧，体现了现代中国军队协同作战的基本状况。
当这些战例汇集起来以后，刘伯承细心地审读了每一篇稿件，并高兴地说：“我们要从原有基础上学习现代军事科学，学习诸兵种协同作战，就必须珍惜我们过去流血的经验与创造，发挥战例的积极作用，把它用到训练中去。”他指示训练部赶快汇编成册，铅印出版，发给全院同志学习。并当即挥笔写下了“战例汇集刘伯承题”八个字，作为封面。《战例汇集》一共出版了四集，书中总结了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作战经验，这样就进一步充实了教学内容，也促进了军事翻译工作的不断进步。
在借鉴和介绍外国军事经验时，刘伯承以一个战略家的目光，始终将目标对准我国当前战争的“热点”，着重研究当前敌国的作战特点和规律。他强调指出：“我们研究军事科学更重要的方法是有的放矢，就是准备抵抗和打败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的侵略。”他要求负责训练工作的同志，“一定要依据马列主义的军事科学、斯大林军事学说，依据毛泽东的建军传统、军事思想，以及我军百战百胜的丰富经验，针对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精细研究敌人，研究战胜敌人的有效方法，特别是要研究志愿军在朝鲜作战所获得的经验，并且要不断讲求生动的教学方法，来完成我们所担负的训练任务。”
朝鲜战争一开始，刘伯承就十分关注，当我志愿军入朝参战以后，刘伯承根据军委指示，首先选调40多名学员到朝鲜指挥作战，直接观察和接触美军，随后又调去70余名学员，如杨得志、秦基伟等著名将领，都是从军事学院出发开赴朝鲜前线的。
刘伯承指示训练部门，收集和整理美军作战特点和规律的材料，介绍我军同美国军队作战的新鲜经验，印发各教研室和学员参考，联系实际改进教学。同时，邀请志愿军代表到学院作报告，介绍入朝作战的新鲜经验。他还嘱咐从军事学院入朝的志愿军将领与学院建立通信联系，随时通报在朝鲜作战的经验和教训，将前方来信选登在院刊《军学生活》报上，向全院教职工广为宣传，以促进教学研究和军事翻译工作。1952年3月19日《军学生活》报曾刊登这样的编者按：
“志愿军某兵团杨得志司令员从朝鲜战场上给刘院长来信，报告在朝作战经验。经刘院长批示，将信中有关战术部分，整理出来，作为全院教学人员研究在朝作战经验的材料。材料中，首先告诉我们朝鲜战场敌我攻防的战斗形式逐渐在发展变化。即原来在战役间隙时期，敌我中间保持一个真空地带，现在是变为敌我面面相对恃的情况了。由于这一基本情况的出现，所以敌人在进攻上表现兵力火力特别集中，企图求得一点突破，以扩张战果；在防御上敌人一方面加强阵地工事，同时还大大加强其前沿的火器，企图以坚强的工事与浓密火力相结合的力量来阻止我军的突破，以确保它的阵地。在我军自己，处在新的情况下，关于防御阵地的选择，工程保障的设施，兵力与火力的组织以及反冲锋的动作等，均取得了新的战斗经验，在进攻中对交通壕的构筑与利用，步炮联合指挥所的组织，火炮的抵近射击，进攻开始时间的选择，以及纵深战斗中肃清敌人地堡的方法等都是最近取得的宝贵经验，所有这些经验结合我们学院目前所学的战术来说，是有极大参考价值的。如果过去我们有人认为所学与朝鲜战场不符合的话，现在也应该得到解决。全体学员、教员应该接受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中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努力加强研究，争取学习的胜利。”
通过一系列措施，刘伯承把军事学院的教学同现代战争实际紧密联系起来，使紫金山下的校园同朝鲜半岛的广阔战场紧密联系起来。
1951年7月1日，刘伯承在军事学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专门以研究抗美援朝战争为主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引导教员、译员把目光放在中国军队所面临的实际上。他指出：侵朝美军不但有制空权与制海权，而且其陆军的装备也占优势，目前中朝军队的装备与这一敌人比较起来，则是劣势。然而在5个战役中，敌人都被打败了。这是因为中朝方面是正义的战争，因而它能够军民一致奋斗，军人能以自我牺牲的勇气作战，而其统帅则能在现实的条件之下发挥其主观的能动性以取得胜利。可以想象，如果它们已成为正规化、现代化的军队，则困难必少，代价必小，而胜利的日期也必早。因而志愿军体会到必须适应新的情况，在军事上大大提高一步，这即是要求我们在原有的军事基础上加速完成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的建设工作，尤应以毛泽东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军事思想，克服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我们不要作《前线》剧中的“戈尔洛夫”；同时也不要丢掉自己战争史上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同志谆谆告诫我们，理论要与实际结合，教导我们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把自己的经验科学地总结起来，作为以后行动的指导。同样的，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时，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当作革命行动的指南，而不可把它当作教条。我们必须把这一指示的精神用到军事科学的学习中来。也就是要求我们，在学习先进的军事科学时，必须结合我军原有的经验，更要结合朝鲜战场的经验，而且还要预见到将来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够显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的无限的生动的威力。
在研究朝鲜的军事地理特点和我军后勤指挥和供应问题时，刘伯承讲到：“朝鲜是一个半岛，地形狭长，岛上河川很多，在敌人掌握着制空权与制海权的情况之下，铁路、公路不能畅通，物资的前送、后送常受限制。因而部队战斗必需品与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就发生了困难。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指战员的政治觉悟是高的，作战是英勇的，他们站在全世界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最前线，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之下，在残酷斗争之中取得了不断的胜利。但由于供应的困难，却使他们受到了不可想象的艰苦。曾有一个战士在某次肉搏战中刺刀戳到美国兵的胸膛上，但因为吃不饱没有力量而戳不进去。他们是这样的，我们应如何关怀他们，学习他们，研究他们的情况以支援他们呢？我们军事学院要做的事，就是研究他们的斗争情况，以改进和充实自己的学习。这里就要求我们大力学习后勤工作。具体地说，就是努力学习飞行队与防空兵器如何使用、如何组织，前送、后送工作如何实施，道路如何构筑，仓库如何设置，等等。
由于现代战争中军队众多，技术兵器复杂，需要兵器物资的大量消耗，因而后勤工作的重要是表现得最明显的。今后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后勤课。”
刘伯承还专门谈到军事学院在教学和科研中如何学习现代技术与战术结合，如何组织与指挥诸兵种协同动作等问题。他指出：“我们学员的战斗经验是很丰富的，但是对于现代化的某些新的技术兵种，则缺乏应有的知识。毛主席给军事学院的题词是：‘努力学习，保卫国防’，并且为我们聘来了许多军事科学专家，就是要我们学习以上问题的，我就是带头学习的人。我们必须专心学习，而且一定要学好。”“学习现代技术与战术的结合，学习组织和指挥诸兵种合成军队的协同作战，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负责学会。我们不但要负责学习，而且还要负责指挥打仗；不但能负责直接指挥打仗，而且还能负责作参谋工作；不但要负责指挥军队，而且还要负责训练军队；不但要负责前方，而且还要负责后方；不但要负‘杀敌三千’之责，而且还要负‘自损八百’之责；不但要负胜利之责，而且还要负未达到目的而暂时受挫之责。总而言之，我们要勇于负责并且负责到底。”
刘伯承特别要求学院在学术研究工作上进一步研究朝鲜战争中各方面的经验教训，要求各教授会将有关的经验加以仔细研究和科学分析，融化于上课、作业之中，有些情况还应做出模型陈列于专修室内。此后，军事学院又派出了三批规模较大的赴朝见习团，让广大学员到朝鲜前线，重上战地，实地考察这场现代化战争的规模、样式和特点。当见习团陆续返回国内以后，刘伯承又组织他们编写了《朝鲜战地见习报告》和《朝鲜作战经验汇集》。当参战的志愿军学员归国后，他又指导他们编写了《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战例汇集》，并及时把这些反映当代战争的特点的材料充实到军事教学和军事科研中去。
当时，学院的教材以及教学方法，主要来自苏联。在50年代初期，全党、全国、全军从上到下都学习苏联，大批苏联顾问（原来刘伯承建议叫“专家”，后来的文件仍叫“顾问”，各单位据此统一称呼）来到中国，军事学院就有一个较大的顾问团。当然，大多数顾问工作是比较好的，对军事学院的建设是出了力的。但在顾问中，也有人主张照搬苏联的一套。在这样的情况下，刘伯承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借鉴苏联经验也必须以我为主，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原则。为此，还多次与苏联顾问发生争论。
在一次制定战役想定作业时，苏联军事总顾问罗哈里斯基按照苏联卫国战争的经验，提出“在一个大的战役中，应先打集中强大之敌，然后再打分散的弱敌”。他认为，这样的打法可使强敌失势，其他弱敌便会望而生畏，不战自退。
刘伯承根据我军的作战经验，主张先打弱敌，并解释说：“你这套想法符合苏军的情况，并被卫国战争的一些战役所证明，不无道理。但必须注意我们中国的国情和我国军队的实际情况，我军现在的装备还比较差，国力也不雄厚，只能采用先打弱敌的办法，才能克敌致胜，所以，我军的打法依然是‘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然后再打强的。”罗哈里斯基想不通，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刘伯承耐心地解释说：“现在我们都不要过早地下结论，让我们各自拿出充分的证据来回答吧。”后来，军事顾问又提出一种新的解释方法，他找到刘伯承说。“中国军队已经不是过去的游击队了，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和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未来作战的样式会有本质的变化。”刘伯承指出：“中国军队固然已经不是过去的游击队了，也有了一定的武器装备，但这些条件绝不能构成未来作战样式变化的条件。我军建设的水平是和我国经济建设基础相联系的。离开我国国情，只看由社会主义国家支援的一些武器装备，就随便改变我军的作战样式，是极其有害的。”罗哈里斯基虽然讲不出更多的道理，但仍坚持战役教学中要贯彻先集中打强大之敌的观点。
当时，有的同志认为，既然军事顾问坚持这个观点，我们不妨学一学再说。刘伯承却毫不含糊地说：“这个问题关系到我军训练的方向，关系到未来战争的胜负。这不单是个学术问题，而是关系我军建设向何处发展的原则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可以跟着人家的屁股跑，否则，是要犯历史性的错误的。专家的工作由我来做。”
当然，刘伯承不是采取简单的办法轻易地否定对方的意见，而是用事实说服苏联顾问。他翻阅了古今中外的著名战役、战斗，选择了20多个战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加以分析，反复地、认真地同罗哈里斯基切磋、研讨。特别是重点讲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照搬外国经验，打“堂堂之阵”，同强敌拼消耗，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损失的战例。在刘伯承的大量的有力的论证下，罗哈里斯基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意见脱离实际，表示放弃自己的观点。在最后结束争论时，他特地备了两瓶名酒，对刘伯承表示说：“刘院长的观点是正确的。你我虽然都是在我们伏龙芝军事学院里学习过，但是我不如你，我只学习了它的原理，而你却把学习到的原理变成了中国自己的东西。这次争论我是失败了，但这是光荣的‘失败’。从中，我认识到一种精神，那就是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实事求是’。”刘伯承也举起酒杯，谦虚地说：“学术研究的生命就在于理论联系实际。苏联有苏联的实际，中国有中国的实际，离开实际的东西，再好，也只是‘空中楼阁’，这个亏我们不能再吃了。”最后，战役想定作业按照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拟定。通过这次争论，广大教员、译员和学员也受到深刻的教育。
刘伯承认为，军事翻译决不是两国文字的表层“粘合”，而要进行深层的发掘，嫁接两国文化的“基因”。他根据军事翻译工作处于学术“前沿”的地位和特点，给军事翻译工作提出了“要发掘军事科学本质”的任务。军事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科学，有其自身的体系、规律和特点。在语言方面，也有其独特的军事用语。刘伯承同志认为，军事翻译人员首先要懂军事。要懂军事，必须先钻研军事。只有深入，才能浅出。他在一次谈话中，专门论述了军事翻译人员学习、了解军事，掌握军事翻译规律的重要性，指出：“我觉得总的问题是要提倡互相合作。
“譬如我们学校，是三大部分组成的，老干部、旧军人、知识分子。我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要把马列主义斯大林军事科学学好，就需要互相合作。
“对老干部，我说：‘把经验提高到理论’；
“对知识分子，我说：‘你切合实际一点’；
“对旧军官，我说：‘丢掉你的旧一套’。
“老干部有经验，而文化科学修养不够。知识分子俄文学得快，而缺乏军事知识。旧军官只有丢掉国民党军队的一套旧经验，才能学习无产阶级的军事科学道理。这种情况，如果大家不互相合作互相学习，就不好。”
“对于我们学校的教材，我提出了八个字：内容正确，文字清通。这首先要懂得军事，懂得文字意义，彼此说话都能明确了解，不要发生误会事，有一个翻译；把敌人与我军都译颠倒了。或者把他不懂的删去不译，甚至把积极的行动误译为消极的行动。另外还有闹了一些笑话的，如把‘混成旅’译成‘杂种旅’之类。‘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军事也不例外，有的日常用语不科学，如‘恢复疲劳’，‘疲劳’为什么要‘恢复’呢？应该是‘恢复体力’才正确。”
在谈到军事翻译人员应懂得军事的要求时，刘伯承借引了毛泽东的教导和苏联作家高尔基的事例，指出：“我们很多翻译对于政治、文艺都翻得很好，只是翻不好军事，因为他不懂军事。
“一个作家要写战争，首先要懂军事，要懂战争生活。不懂，就写不好，高尔基如果没有社会的基层生活，就写不出那么多好作品。毛主席早已指出过：首先要当群众的学生，然后才能当群众的先生。
“不了解群众生活，你就写不好；了解之后，必须加工，不然也写不好；不了解群众生活，就会闹笑话。
“要‘懂’，必须钻进去，要懂军事，也必须钻进去，如像你们懂文艺，就是由于曾经钻进去了，所以才能表达出来。不深入，就不能浅出，只有深入，才能浅出。”
刘伯承还结合当时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党所面临的艰巨任务，论述了政治与业务的辩证关系，颇有远见地提出军事翻译工作在新时期的要求。他说：“业务的‘万金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要在总的政治任务之下专门钻研业务的时代，以前，业务的‘万金油’随处可用，但什么病也治不好，现在我们必须学专业。学政治是共同的，任何人都要学，不学政治，工作就要犯错误，但如果不钻研业务，就不能完成政治任务，不精通业务，政治则变成了空的，业务钻研不深则政治认识也不会高明。
“有极少数翻译不太好，从字面上随便翻译并不了解学术内容。有时甚至张冠李戴。无以名之，我叫它‘毡帽翻译’。山西农民有一种毡做的帽子，里外都一样，翻过去能戴，翻过来也能戴，特别是扯它不烂。我们的学术工作不能像这种帽子一样。应该精通两国文字，尤其是精通军事科学，才能做好军事翻译。”
刘伯承的这些思想，对我国军事翻译理论建设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指导作用。为了使翻译人员增长军事知识，刘伯承指示有关部门把翻译人员编入在职干部军训班学习军事，或轮流去步校集训，或到各系（班）旁听军事课。并且组织大家参加军兵种见习，参观各种军事演习。经过多年的努力，军事翻译人员的军事素质终于有了明显的提高。
重视译文质量，重视译员的外文水平和中文修养，提出并完善军事译文质量标准，正确评价军事翻译的美学价值，是刘伯承对军事翻译理论建设的又一贡献。他曾经幽默地指出：军事翻译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翻译工作好比两国文字结婚，要生出漂亮的“混血儿”，不能生出“丑八怪”来。在衡量译文的质量标准上，他很赞赏近代翻译家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个字。并且，根据军事翻译的特点，作出新的解释。
他认为，“信”——就是要求译文的内容跟原文一致，在结构上、风格上要保持原有的特点，做到真实可信。他常常说：许多军事译文是要指导作战的，它的准确性要求更高。俗语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如果译文中错一字，就会使读者（大多数是各级军事指挥员）产生误解，到战场上就要付出血的代价。
“达”——就是要求文字通达，突出重点，要把原文的要旨转达给读者，不能轻重不分，含糊不清，也不能隔靴搔痒，使人扑朔迷离。
“雅”——就是要综合两国文字的表达特点，讲究辞章语法，要像行云流水，不枯屈辇牙，不文白夹杂。
为了提高翻译人员的外文水平，刘伯承指示南京军事学院的有关部门，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通过各种途径，为大家创造学习和深造的条件。如订阅外文书刊，聘请高水平的外语教授讲学，开办俄语译员训练班，让苏联军事顾问和翻译为大家补习俄语，或是派员到院外进修第二外语。他自己身体力行，借助留声机，并请教苏联顾问，猛攻俄文口语。
为了加强翻译人员的中文修养，学院还专门安排现代汉语讲座和语法修辞讲座，每人发一本《新著国语文法》。刘伯承亲自出席讲课，讲述中国翻译简史，介绍严复的翻译思想，讲解革命导师对翻译工作的重视，结合军事教学，介绍汉字的结构特点，并提出用字要简，造句要短，选词不要生僻，不要艰涩，要照顾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准等要求。
对于部分译员译文中出现的错误，刘伯承同志总是严肃而又诚恳地提出批评，要译员们切实钻研中文，研究修辞学，他建议大家读《鲁迅小说集》、《鲁迅杂感集》等书籍。他经常说：“小说利于叙述，杂感利于论辩。如能多读《水浒》、《老残游记》等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从中体会出中国人语言表达的习惯，知道怎样说出话来才能使别人明白。”为了给翻译人员做出榜样，刘伯承还利用工作之余，自己动手译了一些较为难译的作品，交翻译室传阅，启发大家摸索军事翻译的规律，总结军事翻译的经验。
党必刚回忆说：“我们的老院长在三伏暑天，于紧张的野外演习之后，不顾疲劳，精心校译了《柏林战役与希特勒德国投降》这样一篇长达数万字的稿子，给我们示范，他把我们叫到面前，深入浅出地指出这篇文章的重要性，指出原来译稿的缺点，要我们对这篇经他修改及部分重译的文章，很好地组织学习，领会其中用词、造句的风格，在以后翻译其他教材时，以此为参考。我们译员百余人，学习了之后，深深感到刘帅军事学识的广博，对原文了解的深透，文字表达的精确、生动、有力，欣喜有了卓越的典型可资遵守。”
在军事翻译工作上，刘伯承亲自确定军事翻译原则，统一军事翻译用语，为我国军事翻译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军事术语是表达军事科学概念的语词，也是军事翻译的语词基础。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军事术语不够准确，不够统一。加上当时翻译的教材中有一些外来用语，和我军历来的习惯用语不尽一致。另外由于军事科学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名词、术语，在使用上需要统一。刘伯承引导全院同志学习《恩格斯论术语的革命》。深刻领会恩格斯所讲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化学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全部术语大约每20年就彻底变换一次，几乎很难找到一种有机化合物不是先后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称的”的论述。还组织大家学习斯大林《论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等有关经典著作，提高大家对术语规范化和改进文风的认识。
军事科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科学，它涉及的面很广，几乎横跨所有重要学科，每一个军事术语都含有一定的内容，要求非常严密。如果翻译有错或用语不当，就会弄错学术含义，曲解学术内容。为此，刘伯承把军语的审定与命名当作军事翻译的“基础工程”，并规定了三条确定译名的规则：“一、根据军事科学实质正确命名；二、文字表达清晰通俗，不使互相混淆；三、中国原有的军语，尤其是解放军用过的军语，尽量沿用，如不统一，则使之统一。”刘伯承认为，这一工作十分重要，没有军事术语的统一，便不能准确地交流思想，也不会有准确的军事翻译，势必影响以后的军事行动和作战指挥。同时，军事术语的改变，又是极其严肃的事情。一个术语的兴废和改变，往往牵扯到军制、编制和组织上的重大问题，必须由统帅机关和专业部门统一掌握，任何人或任何部队都不得擅自改动和乱用。军事学院是学术机关，有责任把研究和确定的军事术语（包括军队标号）呈报中央军委批准后使用。
当时，有人错误地认为，军事术语的统一工作是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是挑字眼、抠名词一类的文字游戏。也有人对军事术语采取轻率态度，随意修改，造成用语混乱的现象。针对这些问题，刘伯承亲自带头抓军语的审定与命名。他把原来的“工兵”细分为“工程兵”和“工兵”；把含义消极的“驱逐机”改为“歼击机”，把军（师）以下的“反冲击”同集团军以上的“反突击”区别开来；他还参照中国古代《孙子兵法·兵势》，将战役上布成的阵势即战役军团的兵力部署，称为“战役布势”，以便与军（师）以下为进行战斗所采取的“战斗队形”相对应，等等。
刘伯承就是这样，对每一个军语都要反复推敲，仔细斟酌，对不甚明了者，不耻下问，虚心求教。有一次，他对海军术语“破雷卫”的确切定义搞不大清楚，便去请教海军系主任林遵，林遵告诉他由两只军舰拖索破雷的工具就叫破雷卫，刘伯承听后非常高兴地说：“您是专家。从您这里我又学到了知识，以后还要向您请教。”又如坦克上的“引擎”一词，刘伯承曾多次求教于一位坦克专家，方才最后敲定。
对于初步确定的军事术语，刘伯承都指示有关部门到各系、各教研室征求意见，并且从1951年4月30日开始用出版《军语通报》的形式加以公布，通告各系、各教研室等单位。在刘伯承的直接领导和组织下，军事学院还编辑出版了《军语画一（初稿）》一书。该书收有两千多个词条，后来大多数被正式定为人民解放军军语，至今仍在继续使用。同时，该书中的许多词条，被分别收入各种辞书，为我军开展军事科学研究，进行军事翻译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基准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