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探讨法国大革命之思想根源的著作。而作者的立场很鲜明：法国大革命是一场灾难。自柏克以降，这是一个获得古典自由主义者普通认同的命题，尽管作者塔尔蒙出自哈罗德·拉斯基本门下，而拉斯基所秉持的正是柔化了的法国思想传统。
那么，什么东西导致了这场灾难的降临，而且，是在思想家、知识分子和普通人民的欢呼声中降临的？作者将其追溯至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主要是其中有关政治社会的讨论）所蕴涵的政治救世主义。这群哲学家认为，“所有的罪恶、劣行和不幸都是由于人们或者没有按照自己的本性来办事，或者因为无知——既得利益的特权阶级使得这种无知得以流传和蔓延——而不能按照自己的本性行动。如果人们愿意深入探究一下自己真正本性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发现若干普遍自然法留下了痕迹；如果自己一个人循着自己的本性去行动，那么，他的行为自然而然地与大自然的法则从整体上保持一致，这样就可以避免历史生活中一切的纷扰和冲突。”（第32页）
而法国哲学家们相信，他们已经透过理性，看到了人的本性；当然，大多数人是愚蠢的，但是，还好，哲学家们也已经借助自己的理性，找到了改造这些蠢人、让他们进入永恒天国的科学方法，也即旧社会推倒重来，借助国家的暴力来重新塑造新人。他们根据自己的这些“科学发现”行动起来。其结果，就是法国大革命。
塔尔蒙在进一步叙述了革命期间及之后的种种更为完美的理论之后，沉痛地说：“极权主义民主很快就演变为一种高压政治和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并不是因为它反对18世纪自由个人主义的价值，而是因为它最初对这些价值有过于完美的追求态度”，为此，“一切现存的传统、既有的机构和社会的设置都要推倒重来，重新塑造”，据说，这样做“惟一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们全部的权利和自由，把他们从一切束缚中解放出来”。（第274-75页）但是，在法国革命及其它类似的革命中，当这一切借助于暴力机器完美地实现后，人民却发现自己陷入奴役状态，却还得作出幸福状。塔尔蒙最后的结论是：“囊括一切和解决一切的思想信念与自由是不相容的”（第278页）。
顺便提一下，塔尔蒙使用“极权主义民主”一词可能具有误导性。法国启蒙运动哲学家在构思自己的理论时，可能确实以为自己在为人类获得全面而终端的自由设计方案，但他们的理论被付诸实践的结果，却只有极权主义，而且在西方、东方屡试不爽。那么，假如民主——更准确地说是自由——确实是一种美好的价值，则那些哲学家声称自己的理论是民主的，就是对民主的亵渎。唯理主义的启蒙哲学是反民主的、反自由的，不管他们嘴上说了些什么。但这个结论需要我们在获得一种新的参照系之后才能得出。这个参照系就是塔尔蒙自己提到的成熟于欧美的自由主义。
清算“欧陆性”
应当承认，塔尔蒙的结论可能并不新鲜。他对于法国启蒙运动的描述，非常类似于以赛亚伯林对于“积极自由“的描述和分析。而继承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柏克等人的传统、因而比较古典的自由主义者，一般都对于法国启蒙运动持一种直截了当的否定态度。
迈克尔·博兰尼对于法国启蒙运动的症结之概括非常类似于塔尔蒙，他指出，法国思想的特征就是“激进的怀疑主义”，但对于理性、对于自己所发现的所谓人类社会的法则，又带有“无上的确信，此一运动的追随者们向人们承诺，要把他们从一切社会弊病当中拯救出来”（《自由的逻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3页）。因此，法国思想家们疯狂地攻击宗教，而“思想自由因怀疑扩展到传统思想的领域而遭到毁灭”（同上，第105页）。
哈耶克也曾经对于现代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进行过追溯，他把矛头也同样指向了法国，也即“法国式”或“唯理主义的”或“建构论的”自由主义，具体论述见他的《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自由宪章》（中译本题为《自由秩序原理》）第四章《自由、理性和传统》（在这里，哈耶克引用了塔尔蒙的这本著作）、《法、立法与自由》第一卷第一章《理性与进化》）。而透过归宗苏格兰启蒙运动、柏克、阿克顿托克维尔等人的传统，哈耶克构建出一套古典自由主义知识体系，并彻底摧毁了法国式自由主义的知识基础。
不幸的是，近代以来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触、学习、接受并奉若神明的正是欧洲大陆的唯理主义思想传统。《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仅仅是作者关于极权主义民主这一主题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在法国大革命的狂热之后，“革命精神向东传播，直到它在俄国找到了天然的家园。在俄国，由于世世代代的压迫与早先农奴制度造成的阶级仇恨使得乌托邦主义获得了新的活力。”（第278页）。塔尔蒙认为，横行于整个世界的现代乌托邦政治思潮，根源于法国启蒙运动的唯理主义和救世主义的狂热情怀。我没有读到后两卷，不知道作者有没有研究这种思想传统从俄国继续向东延伸到中国的结局。
但至少我们自己清楚地感觉到了那种思想传统的毁灭性力量。知识的力量（也可以说是“权力”）也许并没有培根的名言所说的那样强大，但思想确实对于制度具有重大影响，尤其是对于现代性的后进者。来自欧洲大陆、曾经在整个世界导致了灾难的错误思想、尤其是其面对现实、面对理性自身的错误方式，确实可能对于中国的灾难承担责任。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哲学、法律、治理结构、经济模式，对待习俗、宗教的方式等，无一不具有鲜明的“欧陆性”，而且，可能是欧陆性之粗鄙者。即以法律而言，欧洲大陆模式面临社会之迅速转型，已经处处捉襟见肘矣。而那种对待宗教、习俗的方式，彻底拆毁了人民自治的基础，已使中国人不知道真正的“社会”为何物，从而使转型过程中乱象纷呈。
因此，用我的朋友刘海波博士的话说，当代中国的学术界需要一种清算欧陆性的深刻自我反省。借用英美经验主义、保守主义的思想资源，比如苏格兰启蒙运动、柏克、阿克顿、《联邦党人文集》等等，回归中国古典思想，尤其是重新解读先秦经典，构建一种更为清明、更为理智地解释中国的知识体系。
塔尔蒙在绪论中，比较了英美自由主义与欧陆极权主义民主在哲学上的根本对立：前者强调试错的经验主义，强调社会变革的自发性，目标的多元性，对于整体、对于权力的警惕；而后者则强调唯一真理，对社会生活周全的规划，追求集团的绝对目标，政治决定一切。（第2-3页）
笔者想补充的是，所有这些可以归结为一点：前者强调理性的有限性，而后者则夸大理性的全能性。粗略地考察中国古典思想，就会发现，中国限哲始终是拒绝理性之疯狂的，而强调实践理性，强调社会的自发性，其与英美——可能还有隐然为英美思想和政制之前奏的罗马共和国——的精神气质更为接近。因而，清算欧陆性，重构一种知识框架，是有可能的。问题在于，需要一种自觉的知识上的转向。
（J.F.塔尔蒙著，孙传钊译，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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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理性的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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