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莫教先生的大作《别学韩国人的民族精神》（载于《读者》　2004―14），让我思考很多。

　　莫教先生说，“殖民地国家总难避免受宗祖国的影响”；“韩国人强烈的民族情绪，在我看，是日本留给它最恶劣的—种影响”；“韩国人的民族精神比当年的日本还要强烈，几乎是红着眼睛要与日本一较高下的那种”；“人人坚决抵制洋货，只买国货；遇到金融危机，人民争相献金，这是很多中国人高度赞扬的韩国人的民族精神”，但“让人肃然起敬的民族精神，实际上却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民族精神发展到极致的愚昧，莫过于此。”他因此而得出结论：“韩国人身上可学的地方很多，但这种民族精神恰恰是最不能学的。”莫教先生讲的这些话，我越读越觉得难以消化，有时竟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当然不能说他讲的完全没有道理，但起码可以说是不全面。

　　韩国原来就是一个有着高尚民族精神的优秀民族。在上个世纪初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以后，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统治和残酷镇压，并没有屈服，更没有丢弃自己的民族精神。由于有这么—段受日本帝国奴役的历史，使他们痛切地认识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独立自强的极端重要性，变得“极度自尊敏感”，“比当年的日本还要强烈”。在这种自尊、自重、自强的民族精神支配下，他们“人人坚决抵制洋货，只买国货；遇到金融危机，人民争相献金”，此令全世界人刮目相看的事情有三：“第一，即使在今天，韩国的马路上也几乎看不到外国车，你买了进口车，第二天就可能被愤怒的爱国者刮掉油漆；第二，政府指导型的经济模式，让银行牺牲掉资本收益率更高的给中小企业的信贷机会，把资金投放到能为民族争得荣誉的行业上。另据反映，为了挤占日本市场，他们甚至赔本把汽车卖到美国去”。特别是在亚洲金融风暴袭来时，为了挽狂澜于既倒，成千上万的韩国老百姓，自发地从家中拿出珍藏的金银珠宝，排着长长的队伍，把它无偿地捐献给国家。这里面，有的是几代人珍藏的“传家宝”，有的可能是这家人赖以生存的“全部家当”。他们—个个都像为解国难而慷慨赴死的义士，表情庄重严肃，没有一丝悔恋之情。在这样的历史镜头面前，不用说与韩国有一衣带水之情的中国人，就是远在其它几大洲的有识之士，谁不为之感动呢？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个伟大的、有着无限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民族。果然不出所料，他们很快又“创造出惊人的奇迹。”比如，它的汽车工业开始发展还没几年，就在北美抢滩登陆，1988年时，在加拿大市场就超过日本汽车的份额，成为高丽民族的骄傲之花。

　　从市场规则和资本意志来看，这样做不能算是十分明智的，也可能给本国的经济带来风险。但他们在面临亚洲金融风暴袭击的生死关头，在和比自己强大无数倍的日本人的竞争中，不依靠全民族背后的支持是不可能占上风的。这种精神，这样的业绩，难道不值得韩国人骄傲吗？不值得“很多中国人高度赞赏”吗？

　　因此，在我看来，韩国人的民族精神不仅可学，而且还应该是首先要认真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