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的历史中，任何事物都有其局限性。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5周年之际，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总结全会的历史局限性，提出第二次转型——指导思想上的第二次转型，不失为一个历史的契机和现实的必要。
　　从25年后的视角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来的很多发展是当时没有预料也不可能预料到的。三中全会公报中，虽然已不讲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提到阶级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些语言在今天来看恍若隔世。当时还有人民公社，公报发表5年后，1983年取消了人民公社。公报中没有提市场经济，现在市场经济不光在宪法中有地位，而且已经变成了整个中国经济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产权也是如此，公报中大量谈的是扩大企业和人民公社中生产队的自主权，但前提是维护公有制。而在过去的25年中，从允许个体户，到逐步有了私营企业、合资企业、外国独资企业，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又如法律，公报提出，“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当时最强调的是有法可依，因为那时中国基本上还无法可依。在过去20多年里，全国人大和各级地方人大制订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现在更重要的是“有法必依”。尤其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行政法、国家赔偿法等的出现，使得老百姓控告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有了法律依据，大大突破了当时的框架。还有一些公报中没有写的、潜台词的，比如公报讲，要解决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的一系列问题。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短缺经济，什么东西都短缺，买东西凭票证。25年中，中国不仅摆脱了短缺经济，1997年以后变成了过剩经济，出现了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生产过剩、通货紧缩等。
　　回顾过去的25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远远超越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规划的走向。
　　
　　指导思想上的局限性及其代价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局限性何在？我认为，最突出的是指导思想上的局限性。从三中全会到今天，中国发展的指导思想一直没有变，那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004新年伊始，中共总书记胡锦涛重申，“发展是第一要务”。25年来，提法上有些不一样，但是以发展为中心、发展是硬道路的潜台词是一脉相承的。当时的提法是，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现在是讲“发展”。“发展”这个词，不论在理论界、政策界，或是中国的实际情况中，都有非常多的含义，但是往往被理解为一个非常狭隘的含义，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 就是GDP的增长率。
　　25年前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来，中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从1979年开始，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平均都在8－9％，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以往的例子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它们在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之间有这样的纪录。但是亚洲四小龙非常小， 日本人口也不过是中国的十分之一，作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中国经济能够连续增长25年，这个在历史上没有先例，今后也未必会有。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划时代的。
　　然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不是没有代价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逻辑被推论为“不惜一切代价争取GDP的高增长率”，在全国是如此，在各个地方也是如此。那么这种“一心一意谋发展”的代价是什么呢？
　　首先是环境代价。80年代很流行的看法是“先污染，后治理”，很多人举日本的例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后期，最近两年有所改善。当时人们没有什么感觉，现在回头一看，中国环境污染很严重了：酸雨的面积之大，韩国、日本开始感到中国环境污染对它们的威胁。河流湖泊几乎都被污染了，生态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第二个代价是公平。一开始就讲要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有一个口号很流行，直到今天还经常被引用，叫“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优先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公平是第二位的。中国一般讲兼顾的东西都是不顾的，讲得极端些，所谓的“兼顾公平”就是不顾公平，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让一少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种指导思想25年积累下的结果是贫富悬殊越来越大，使中国从一个相当平等的社会变成了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中国的贫富悬殊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城乡差距。数据显示，2003年城乡差距达到了新高，城市人均收入是农村人均收入的约3.5倍。如果再把城市的福利加上，把农村用于再生产的部分减去，城乡差距可能达到6－7倍。第二方面是地区差距。80年代到90年代初，有一种理论叫“梯度开发”：先让沿海地区发展起来，下一个梯子到中部地区，最后到西部地区。这种想法，第一完全不考虑公平问题，第二个完全不从政治上看问题。从政治上看问题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国家如果地区差距非常大的话，国家很容易被分裂掉，南斯拉夫就是一个例子，南斯拉夫1990年分裂前地区差距达到8倍。前几年我们到边疆省份去，包括一些省级官员都说：“干脆我们独立算了，反正我们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这当然是气话，但是这种情绪很危险。后来中央在1999年作出开发西部的决定。另外两个方面是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差距。中国城市内部的差距现在到任何一个城市都能看到，最贵的房子什么人住，最贵的车什么人开，最穷的人是什么样的生活状况，这个差距正急剧扩大。农村也是一样。
　　1982年世界银行有个报告，说中国太公平。衡量公平的指标为“基尼系数”，一般低于0.3以下为公平，0.3－0.4之间为比较公平，超过0.4为不公平。当时中国的基尼系数在0.22－0.25之间，90年代末达到0.40－0.45，现在或许已经接近0.5。不公平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世界上还有两个地区基尼系数超过0.5：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和南美洲。这些地区的国家经常发生政变、骚乱，跟这都有关系。所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第一要务，如果不把限制词说清楚，会带来不公平，这是一个大的代价。
　　再一个代价是国防。发展是硬道理，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的逻辑，致使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忽略了国防建设。80－90年代，邓小平经常对军界人士讲“军队要忍耐”，意思是要勒紧裤腰带。我做过一个计算，中国的军费如果按不变价格计算，90年代中期的水平比1978－1979年的水平不是上升了而是下降了。军费下降意味着两个后果：要么军队官兵的收入不能上升，要么军队的装备不能改善。据一些军队领导人讲，当时政府所拨军费只能负担60％左右的开支，其它的钱哪里来？靠打野食，即军队经商。从80年代中期军队开始经商，不仅总部开公司，各大军区、野战军都来开，甚至到团、营一级。一个军队成天经商，不务正业，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泰国一度允许军队经商，其间经常出现政变。
　　经商是使军队腐败最主要的原因，当时有些军队利用自己的特权走私。而且不同的军队赚钱的能力不一样，收入也就不一样。收入低的部队会不高兴，这种情况下打起仗来，各个部队的配合都不可能。另外军队为了赚钱和地方势力结合在一起，这极为不利于国家的统一。还有台湾问题，导致我们目前在国际上比较被动，也和国防建设上对军队20年的“亏欠”有非常大的关系。国防工业由于军队不订货而萎缩了，有很多垮掉了，现在重新研发新的军事技术装备，耽误了很多时间。我和胡鞍钢从1993年就提出，不能让军队经商。当时未能公开发表，也没有任何方面的反应。1998年中央决定，军队必须“吃皇粮”，虽然晚了一点，但仍是明智的。
　　另外一个代价是公共卫生。毛泽东时期，中国虽然穷，在很多方面做得不好，但在公共卫生方面做出了世界性的表率。但在过去的25年，中国在公共卫生上花的钱总体上越来越多，但是政府花的钱在比重上越来越少，中国的公共卫生健康指标改善得很有限，有些地方还恶化了。我最近针对SARS危机写了《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与转机》，提到：“非典是突如其来的，但它之所以带来如此严重的危机，有着深层的、制度性的原因。本文提供的大量数据表明，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在我国的医疗卫生领域，政府失职与市场失灵同时存在。其后果是卫生防疫体系千疮百孔，卫生服务极不平等，卫生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既使没有这次非典危机，我们的医疗卫生体制迟早会产生类似甚至更严重的危机。”
　　还有一个代价就是人权。仅仅强调发展一个方面，造成各地以GDP增长率为唯一指标，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各地大搞经济开发区，把招商引资作为硬指标，有的甚至搞任务到人。如吉林有些地方把招商指标派到中小学教师，招商进来我给你奖励，否则我就惩罚你。这两年经济开发区遍地开花，造成土地资源大量浪费，也带来拆迁方面很多问题，很多民众被迫搬迁却不得补偿，权利受到侵害。大量例子证明，投资商来办企业，劳资双方发生冲突时，地方政府总是站在资本家一边，劳工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沿海地区包括深圳，劳工工资过去十几年没有什么改善，90年代初期是500－700元，现在宝安、龙岗一带还是这个价。最近中央关闭了各地2000多个开发区。
　　以上代价说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不惜一切代价，如果不惜一切代价，这个代价太高。开始10年看不出来，1989年看出来了，天安门事件中出现一些口号与此有关。到90年代，这些代价就以放大的方式表现出来，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加以限制词。所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最主要的历史局限性，就是它的指导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是不对，但是不全面。很多东西是不能为代价的，比如说环境，以它为代价，老天爷会惩罚。比如公平，以它为代价，如果中国还叫社会主义，就违反了基本的国家性质。比如国防，对任何国家来说主权、国防和领土完整都是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如果以它为代价，损失将是难以弥补的。所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加以限制词。如果发展是硬道理，那么社会公正、生态环境、国家安全、人民的健康和人权也许是更硬的道理。毕竟经济增长只是手段，后面这些东西才是目的。手段应该服务于目的，而不是本末倒置。
　　
　　指导思想面临新的挑战
　　可以说，这种指导思想上的历史局限性已经对中国今天的发展形成了阻碍。中国在过去25年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带来经济方面六个变化和社会方面五个变化。经济变化包括：产业结构变化、资源配置方式变化、所有制结构变化、经济实体数目变化、对外开放程度变化和信息通信方面的变化。社会变化包括：从禁止到流动、从群体本位到个体本位、更大的社会制度空间、社会严重分化以及不平等的扩大。这每一方面的变化都是巨大进步，但也都给今天和今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而这些问题和挑战都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指导思想本身所能够解决的。
　　比如对外开放程度的变化。1978年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经济，外资基本没有，政府贷款非常少。2002年中国的进口加出口除上GDP是经济的50％，国际上称之为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一般国家越小对外贸易依存度越高，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对外依存度达到50％，这是没有先例的，美国和日本的对外依存度是20％左右。对外依存度高带来两个挑战：一是国际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国家内部必须想办法应对。70年代出现两次石油危机，世界一片恐慌，美国当时甚至想以出兵占领中东一些国家的方法解决问题，但在中国完全没有影响，因为是封闭的经济。现在中国对外石油依存度超过30％，而且迅速增长，如果今天再出现那种规模的石油危机，问题将很严重。前两年，朱镕基总理到清华大学演讲，谈到国家公务员是否增加工资的问题，说要看下一年美国的经济好不好，这种关联在20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第二个挑战更猛烈。中国一旦和国际接轨，就需要进行结构调整，这从长远发展是有利的，但从短期来讲，就意味着大量失业。中国目前的大量失业是前所未有的，有些下岗、失业并不是因为国有企业生产效率低，而是为了适应国际竞争的局势和要求进行内部调整。在过去短短的五六年中，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下岗、退休人员达到5000－6000万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少的，其代价也是非常大的。这样的挑战，以前是没有的，政府如何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调控经济变成了很大的政治，这不是仅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能解决的。
　　再比如社会严重分化问题。以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比较简单：工人、农民、解放军、干部、知识分子，现在社会分化了，几十种新兴的社会群体出现。以前所谓的精英分子与民众之间的差距不太大，现在出现了三种精英的合流，即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变成了“一类人”。政治精英用腐败方式和经济精英勾结在一起来赚钱。经济精英向政府行贿，或者进入政协、人大，并跑到大学去读硕士、博士，和文化精英结合在一起。文化精英变成企业中的独立董事。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他们变成了一个社会精英阶层，底下的人是另外一个阶层。现在有人爱讲是“中产阶级，”他们所谓“中产阶级”实际上是中国社会的上层，不足整个人口的10％。这种情况下，如果社会出现两极分化，要控制起来是困难的。处理阶级关系是充满危险的事，搞不好就会出现阶级冲突。阶级斗争可能采取各种方式出现。比如在深圳，犯罪问题很严重，我近日看到一个材料，说深圳2003年10月以来大案要案频发，这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方式。像这样尖锐的社会问题，也不是仅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能解决的。
　　所以说，三中全会指导思想上的历史局限性已经对中国今天的发展形成了阻碍。仅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造成过去25年很多制度建设没有跟上。
　　
　　指导思想上的第二次转型
　　中国如何摆脱这些历史局限性，加速发展？我和胡鞍钢、周建明最近编了一本书叫《第二次转型——国家基本制度建设》。我们提出“第二次转型”——指导思想上的第二次转型，提出要进行国家基本制度的重建，以此为指导来解决当前中国的一系列问题。
　　第二次转型也叫“第二代改革”。第一代改革，目的是为了加快经济发展，现在这一代改革，是要加强政府的治理能力——追求经济增长只是其中一个目标，还要治理国家，使国家成为一个繁荣、稳定、平和、民主、自由的社会。这需要方方面面都表现出政府的治理能力，最后实现良制。为了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对国家的基本制度进行重建。
　　国家的基本制度重建包括“八大机制”：维护国家安全与公共秩序的强制机制；动员与调度社会资源的汲取机制；培育与巩固国家认同和社会核心价值的共识机制；维护经济与社会生活秩序的监管机制；确保国家机构内部的控制、监督与协调的协调机制；维护社会分配正义的再分配机制；将民众参与需求纳入制度化管道的表达机制；协调不同利益、形成公共政策的整合机制。
　　25年来，中国对这八个机制作了大量的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由于某些机制创新的力度不够，导致目前仍然存在着大量深层次的体制障碍。例如表达机制的建设和整合机制的建设。
　　这两个机制说到底这就是民主。美国著名民主理论学家罗伯特?达尔概括：民主就是两个要素：一是参与，二是竞争。这里的参与就是表达，竞争就是用竞争的方式把不同的利益整合成公共政策。就中国而言，目前表达的渠道对某些群体来说是不够充分的，整合的方式也是垄断性的而不是竞争性的，这使得很多利益在公共政策中没有得到充分反映。
　　中共近年提出“三个代表”，十六大以后又讲“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表明中共已经意识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导思想上的历史局限性。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三个代表”，标志着新时期中共在理论认识和行为方式上的转变，是在思想、方针和目标上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总结、超越和发展。
　　三个“代表”不应理解为是平行关系。发展先进生产力和促进先进文化都是手段，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是目的。新一届领导人提出三个代表的核心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样就讲清了三个“代表”之间的关系。“公”就是“民”；归根到底，政府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怎样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何才能“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认为所谓“代表”不仅仅是个口号，必须落实到建立“表达”和“整合”机制上。首先要让被代表者表达他的意愿，如果被代表者根本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愿，代表者又怎么知道你是否在代表人家。而既然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要使人民的各个群体都有充分表达的机会。
　　中国的表达机制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个是社会团体，例如私营业主，现在大量加入私营企业协会或工商联。工商联现在发挥很大作用，在很多决策中提出建议，包括修宪，保护私有产权就是他们提出的。工人有工会，虽然工会并不一定能完全代表工人，但有和没有是完全不一样的。另一个群体是农民，他们曾经有农会，后来改称贫下中农协会。1983年人民公社解体后，贫下中农协会不复存在。中国几乎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的组织，如青年团、妇联、残联、作协，连小孩子都有少先队，但农民成为惟一一个没有自己的组织的大群体。　　1998年朱镕基访问美国时谈到，中国需要恢复农会。最近杜润生也提出，中国应当让农民建立农会。一个群体如果不能通过一个制度化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意愿，其他人怎么代表它？中国农民的权利经常受到忽略，跟制度上的缺失有很大关系。
　　表达的第二个层次是政协和人大。政协能够发表意见，提交提案，人大在理论上作为中国最高权力机构，以前是鼓掌、举手为主，最近几年也可以不断表达自己的意见。关于地区差距，最早表示不满的是边缘省份的代表在人大会议上。目前人大、政协代表的比例有问题，政协2000多个代表席位，民主党派占了大部分，而8大民主党派加起来不到60万人，占全国人口极小比例。政协可谓“精英俱乐部”，虽有工业界、农业界代表，但是比例很小，而且是职业的工会人士和农业科学家，完全缺了代表工人、农民这一块。人大也一样，工人、农民代表仅占20％。有人说工人、农民不能代表自己，其实谁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即使没有受过教育，他也知道自己要什么样的利益。河南有个人大代表叫姚秀荣，是个普通工人，她讲工人的利益讲得头头是道，比任何知识分子讲得都好，她代表工人去打官司，为他们做很多事情。
　　表达的第三个层次是政党。中国共产党本来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现在变成一个非常多元的体制。工人、农民党员从数量上是多的，但从比重上来讲是少的，少于他们代表的人口的比重，这样普通民众的表达渠道就成了问题。表达渠道有问题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表达，他们可以通过非制度化方式来表达，闹事、冲县乡政府、犯罪等等，这种表达影响社会稳定。所以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首先要提供一种制度化的渠道，让各主要社会阶层把自己的意愿表达出来，这是代表他们的必要条件。
　　第二个要素叫整合。不同的社会阶层表达出来的意愿是不一样的，工人表达的意愿和资本家、私营业主是不一样的。怎么能既代表这种意愿又代表那种意愿？这就需要整合，让各种利益群体在制度化的论坛上去辩论，找到最大公约数，这叫整合过程。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中都需要一个整合机制，中国目前的整合机制，由于表达本身就有一些偏向，整合出来的利益往往就和声音最大的阶层相关。我们最近做了一个计算，在政协、人大中代表比较充分的阶层，他们的工资收入在过去五六年是增长最快的。所以，讲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是一句空话，要落实到建设表达机制和整合机制上。这样才能使这种代表有制度上的保障，而不是一个口号。“三个代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落实到制度建设的层面，而不仅仅是意愿表达的层面。
　　这里提到的八个机制，中国如果在未来的5－10年中花大气力建设，国家的治理水平就会上一个新阶。它也将使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有一个制度性的过程，而且这样的经济发展不会为少数人分享，而是使改革开放的成果为大多数人分享。社会是一个公平的社会，也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这就摆脱了仅仅是以经济建设为一根筋的政策的局限性，这样加速发展就不光是经济发展，而且是全面发展，也就是中央最近提出的“五个统筹发展”，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