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急速加剧起动。在最短的瞬间，很快地就经历了一次它有史以来、超过30年代的更为广泛、更为深刻、更为剧烈的历史性变迁。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邓小平南巡讲话，从根本上推动了上海的发展。在大片被夷为废墟的旧宅瓦砾之上，一座座身姿挺拔直插青天的高楼拔地而起，迅疾改变了它近50年少有变化的地表地貌。目前，上海已建和在建的高层建筑可能在5000幢左右。数量之多，堪称“世界之最”。其间的得失利弊，已有许多高论。但上海脱胎换骨的面貌一新，无论如何是令世人瞩目惊叹的。
　　学业毕业了不等于精神毕业
　　为了在最短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时间段里，完成先行现代化国家数百年的发展进程，在经济建设上我们采取了与政治上渐进改革完全不同的跨越性发展模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跨越使我们完成了速度，同时每一步跨越都留下了一些令人遗憾的未完成的空白。其间最大的空白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常常容易被忽视的精神和精神建设。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失误是教育问题。他是从政治思想上来看待教育问题的，但教育的失误不仅体现在政治思想上，同时表现在许多人学业毕业了，但精神并未真正毕业。他们将电脑玩得像风车一样，但他们不知道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多么伟大的文化，留下了多少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崇拜比尔·盖茨，却对英雄典型不屑一顾。他们对“图说”和“奶嘴文化”趋之如鹜，却对人类千百年来留下的经典望而却步。如果说，上海在经济和城市硬件建设上可以打一个优良分的话，那么在精神培育上恐怕就给不出一个相应的高分。比如，在公共场合旁若无人的高声喧哗，大剧院演出中屡禁不止的呼机手机声，还有看“猫”时小孩的哭喊声，一些颇有地位身份的人在会议中大声打手机。又比如莫名的自以为“洋”的地方优越感，不仅对外来人群有一种称之为“外地人”的不屑，即使对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也有冠之为“乡下人”的轻慢。又比如对公共事务公共利益表现出来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居室内一尘不染，楼梯走道积满灰尘，甚至挤占公共空间。这种对基本市民生活规范的无知和不遵守，以至于市政当局不得不提出文明社会孩子启蒙即已完成的“七不”教育。特别是在义利关系的处理上，重利轻义、舍义取利，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精神和价值取向。背信弃义见利忘义的“跳槽”，即使在标榜为社会良知的人文知识分子中，也已相当普遍。对财富的贪欲，在相当大的人群中真像野草一样，毫无节制地疯狂生长。
　　与此同时，在文人骚客、名流淑媛、昔日的豪门官宦后裔、当今的达官贵人的推动下，30年代的上海被打扮成一个光彩耀人的神话，流布在各种报刊杂志上。海上繁华梦，日益成为一种精神的寄托和价值判断的趋向。历史其实并不太长，人们竟这么快地遗忘了30年代上海曾经有过的腥风血雨，民不聊生，曾经有过的代表着未来的革命力量和代表着腐朽的反动势力之间的殊死斗争。当我们赞美着名门淑媛从豪宅楼梯上风情万种款款而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杨树浦走在瑟瑟寒风中面黄饥瘦的“芦柴棒”、“小珍子”。怀旧30年代之风毫无阻拦的流行，体现了我们精神世界的过于同一，精神判断的软弱苍白和混乱。
　　比尔·盖茨每年捐赠10亿美元，和成克杰们形成对比
　　今天，我们社会发展经济中发生的许多情景，如市场对资源的重新划分和配置，改革过程中社会阶层的变动和利益的再分配，资本对利润的渴求，金钱在社会生活中功能的扩张、诱惑力的强化，人们对于金钱、享受的高度欲望诉求……凡此种种都和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有极为惊人的相似之处。
　　但是，当时基本上保持着一种相当有序的社会状态，并未出现大规模的社会腐败和不正之风。对此，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有过十分精彩可资我们借鉴的论述。他认为，西方民族在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伦理精神，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资本确实等同于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并且不断再生利润。另一方面，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精神。相反，资本主义更多的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冲。一位我国驻美大使的夫人在谈到美国上流社会时指出，当年乘“五月花”号轮船，历经千辛万苦抵达美洲大陆的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欧洲移民，都是信奉新教伦理的清教徒。他们把财富的积累视为上帝恩宠的表现。如大财阀梅隆的祖父就信奉“赚钱乃是上帝的旨意”。这样他们在赚了钱、发了财以后，就有一个节制贪欲，通过回报社会来答谢上苍的问题。钢铁大王卡内基起步时一无所有，去世时共捐献了3.5亿美元。当今首富比尔·盖茨夫妇创立比尔和梅琳达基金会，每年捐赠超过10亿美元，资助医疗保险业。卡内基音乐厅、杜克大学、福特基金会等文化艺术教育科学机构，都在提醒人们，适度节制个人的物质贪欲，事业有成回报社会（参见谢芳《美国风格》）。这和当今社会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李嘉梃、慕绥新、王雪冰等一批身居要职的巨贪，和相当严峻的利益集团的集团化腐败、疯狂敛财，形成极为鲜明的比照。对于市场经济，西方有识之士都有着清醒的认识。法国总理若斯潘就明确提出，我们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
　　在培养过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巴顿的美国西点军校，校园矗立着雷锋塑像，会议大厅里挂着世界上五位英雄画像，排在首位的就是中国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学校还把雷锋日记中一些名言印在学习手册扉页上，激励学员像雷锋那样报效祖国。学校还举办学习雷锋研讨会，表彰学习雷锋的典型。一位学员在毕业论文中写道：“我最尊敬的将军是巴顿，我最尊敬的士兵是雷锋。”可是，在雷锋的故乡，除了3月5日，364天人们似乎淡忘了雷锋和他的精神。
　　有精神的城市就 有生命的活力和光彩
　　一座城市要有城市精神。从功能方面讲，它首先体现了一座城市的形象气质。当精神饱满、健康、向上的公民，工作生活在一座城市的时候，城市本身就具有一种强大外溢的凝聚力、亲和性，有一种极为饱满的精、气、神，具有了自身独特的魅力和光彩。
　　其次，我们不能不看到，在整个城市率先进入现代化社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必然会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和极难克服的困难。城市大规摸改造，许多居民要搬离生活了多年的市中心住房，迁到僻远的地区。产业结构性调整，下岗工人面临着再学习，再就业的考验等等。我们必须有一种具有崇高性的精神力量，才能构筑“精神支柱”和“共同理想”，才足以应对挑战，战胜困难。再次，如前分析，我们必须通过健康理性的精神，调控欲望对利益的不可厌足的过分要求，适度抑制物欲非理性的张力，以及因这种张力的疯狂扩张而导致的内在紧张和外在腐败，形成防止贪欲过分流溢的闸口，形成一种激烈而有序的社会竞争态势。最后，有了一种高尚的城市精神，天长地久，潜移默化，它就会内化为每个市民自身的内在的生命本能要求。从而使市民成为马克思理想中的自然主义的人和人道主义的人的完美统一。这里要指出的是，即使社会进入了一个普遍富裕的时代，也依然存在着甚至也许更为严峻的“精神问题”。在丹麦哥本哈根，一位在当地谋生的荣氏后人告诉我，丹麦实行高工资、高福利、高税收，但它同时也是全球忧郁症精神病高发率国家之一。2000年10月在哥本哈根海滨漫步，莫名其妙的我在那尊著名的美人鱼塑像眼睛里，读到了一种现代的忧郁。
　　一座城市，一旦有了自己的精神，就有了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个性，有了一种无穷再生的活力。我们向往憧憬一座城市，很大程度上是为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吸引。在巴黎，我们为其浪漫高雅的精神气质所陶醉。在罗马的黄昏，目睹台伯河的静流和即将为暮霭所吞没的古罗马废墟，我们为其精神中历史的苍茫感而感动。在伦敦，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源于英国文化传统的绅士风度，甚至它满街的出租汽车安着现代的发动机却保持19世纪的老式模样。纽约的城市精神，像只砸开的红苹果，散乱、松弛，不拘小节。说到这里，还要指出的是，人的精神中一定要存在某种敬畏感和被敬畏的东西。一旦精神中缺失了被敬畏的存在，欲望必然会像脱缰的野马，毫无顾忌地狂奔乱踢，造成极大的破坏稳定性的杀伤力。
　　上海在未来的社会全面进步中，不但依赖物质的发展，同时必然要仰仗社会文化产生的精神追求。有精神标高，社会的发展才会有旺盛巨大的生命力。否则，就会拖住城市的发展，包括GDP的增长。常常是无形的精神力量制约了有形的物质生产。
　　上海精神来源于1840年后的历史，有“奇异的智慧”，有两个层次
　　上海是一座有自己历史的城市，也是一座有着自己城市精神的城市。上海的城市精神来源于上海的城市历史。这历史不是700年渔村而来的历史，更不是它成陆以来数以千年万年计的历史，它的精神个性主要来源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工商业高度发展繁荣而带点畸形的历史。
　　上海提供了一种在农业社会无法想象的将梦想变为现实的巨大可能性。正是在上海这个平台上，多少人背井离乡，赤手空拳打拼，成为一代大享、一代豪杰或一代枭雄。政治上上海历来是国共两党、各派政治力量争夺的要冲。文化上是左右翼文学厮拼的阵地，各种文化力量都在上海发表、出版自己的作品。近现代几乎所有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都与上海发生过瓜葛。有人把上海看成“冒险家的乐园”。的确，敢冒险、敢闯荡、敢发展，曾是上海精神的重要部分，很有些文化人出于传统士大夫心理看不起上海精神。比如，后来变节的周作人就认为“上海文化以财色为中心”。斥责“上海精神”为“上海气”，“流布到各处去，造出许多可厌的上海气的东西”。殊不知，他身上的长袍马褂常常是上海“洋布”缝的，是十足上海气的东西。还是同为上海人的张爱玲体会深。她说，“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她同时以十分文学的口吻指出：“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附炎权势，会浑水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
　　上海人“奇异的智慧”之最淋漓尽致的表现，莫过于对狭仄空间的机敏认同和充分利用。上下班高峰时，上海人和外地人不用说话就可辨别。公共汽车还没进站，上海人已经开始迂回运动，包抄抢占上车有利地形，预测三扇车门靠站时的准确位置和时间，其误差当在一分米和五秒之间。憨厚的外地朋友尚未弄清人群骚动原因，车门已经在上海人面前打开了。你瞧，上海人已经“吱溜”一声，一个个像泥鳅一样挤上车去，其身手之矫健如狸猫，速度之快如闪电，会飞檐走壁的七剑十三侠也瞠目结舌，自叹弗如。从形体看上海人挤车总是侧着身子，有见缝插针之奇效。憨厚的外地朋友却喜欢正面出击，事倍功半，脸涨得通红，还没挤上。上海公共汽车的空间利用率无疑是全国全球之冠，堪称世界之最。因为无论多挤的车厢，上海人总有办法再塞几个进去。
　　倘若说，见缝插针的挤车效应是上海人空间意识的第一特征的话，那么螺蛳壳里做道场是第二特征。上海人总是能在最狭仄的空间中创造出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快举来。朋友新婚，十三平方米的一间斗室，全套家具、音响、冰箱、彩电、洗衣机、沙发、琳琅满目的小玩意儿，居然错落有致，不见其小其挤，在家具缝隙之间还会经意地冒出几片绿叶来。倘若看过上海电视台有一年举办的一次室内装潢比赛，你一定叹为观止，上海人何以能将如此狭仄的空间搞得如此辉煌舒适，如同人间乐园一般。上海那几年出了一条远近闻名的新兴食街。它店堂的空间结构十分的有趣。常常外面看是一层楼，进去成了两层；外面两层楼，进去成了三层。原来店主常常在地平面挖下七十公分到一米，然后降低每层高度，把每层天花板放下一到二公尺。就这样挖空心思地利用平面与空间的潜力，使原先的一二层楼变成二三层楼。其空间算度设计之精妙，是决不输于围棋高手的。即使计算机也不过如此，空间在上海人手里是从无浪费之虞的。
　　今天提城市精神，应该是对历史上上海城市精神的科学扬弃，即既有所发扬也有所舍弃。其中应该有两个层面。
　　首先是一般意义上的具有普适性的人的精神、城市的精神。比如处理人际关系的友善，对弱者充满人道主义的关爱，处世办事特别是事关利益时的诚信，对真善美的向往和不懈追求；又如正直、正派、良知等。这些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千百年积淀下来的基本精神要素，也已成为一个健康正常社会基本的伦理精神，是一个社会赖以安身立命的道德底线。
　　现在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倡建设诚信社会。也许因为这些年提的口号太多，司空见惯，人们已经麻木不仁，并未真正重视。其实，这比国民经济暂时少几个百分比点要严峻得多。提倡诚信，一是说明人们的谎言和无信，已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二是它实际表明道德底线的突破。而底线的突破意味着整个精神大厦的晃动。事实上，今天会议上的报告，朋友间私下的议论，家人之间的交谈，即使是同一话题，用的也经常会是完全不相干的话语系统。有些人天天向别人讲自己也不相信的假话，已经习以为常。领导下基层调研，基层的汇报者早已摸透领导的思路，报喜不报忧，欺上瞒下，谎报数字，尽挑领导喜欢的说。领导又往往以自己听到的喜欢听的话为决策依据，决策就失去了科学性、正确性。家庭教育也是如此。我们年轻时，父母总是谆谆教育我们，做错事不要紧，但要老实对大人讲。可是今天绝大多数父母都会对临出门的孩子关照一句，出去不要乱讲。在这里，真话已经等同于“乱讲”。巴金先生在其晚年著作中一再呼吁发扬“讲真话”的精神。早些年我对文化界思想界高度评价“讲真话”颇不以为然。时至今日，我才知道“讲真话”何其之难。
　　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对于心灵上精神上并没有做好进入市场经济准备的人群来说，设定起码的精神基座是十分必要的。前不久，在一次讨论会间隙谈及关怀弱势群体的时候，没想到一群年轻学者均不以为然。认定弱势群体没有竞争能力，他们的弱势地位理所应当，不值得社会去关注他们，社会倒是要更重视精英群体。有的年轻朋友则宣称十九世纪的人道主义，已经过时了，给我的灵魂以极大的震撼。可见，在人道主义人文关怀等最普泛一般的人类精神上，全社会远远没有达成共识。
　　上海城市精神有自己的个性，像造石库门一样有原创性
　　其次，在普适的一般的精神层面之上，上海的城市精神要突出与其它城市不同的个性特征。如前所说，上海一直是有其城市精神的，比如精明、实惠、活络，可惜在许多人心目中，这些似乎都有点负面的意思。上海现在需要建构一种从今天时空结构中提炼出来的与时俱进的城市精神。我以为至少要涵盖以下几方面内容：
　　1、上海地域广大，地理位置重要，扼长江，守太湖，面向大海，背负内陆，处中国海岸线中点，中西文化交汇的锋面，已经公认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龙头。相应地，城市精神的胸襟更开阔，有一种吞吐万象、为小家碧玉所不具备的大气。2、上海人口众多，五方杂处，华洋相聚。各种文化习俗、生活方式集中在有限的城市空间里。相应地，人们更懂得宽容和理解，更加注重不同类型、层次的人群和睦相处、共同创造的处世态度和方式。3、因为上述原因，上海的文化将呈现出更为斑斓多彩的多元形态。相应地，就有了一种“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城市精神。4、上海区别于北京皇城的京派精神、广州的岭南精神，作为一座与现代接轨的特大型中心城市，相应地，其城市精神应该体现出高度的科学、创新、理性、活力和现代感。敢于在科学、理性的指引下，大胆创新，不懈追求，讲究效率，始终充满着生命的活力。上海一定要给自由奔放的精神“松绑”，突出精神原创的力度。原创性是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的精神原因。在历史上，上海敢为天下先，曾经拥有不少首创的“全国第一”。被许多建筑学家赞不绝口，要求给予大片保护的上海民用建筑的代表石库门，就是一个例子。石库门院落式的单体平面结构使我们想起四合院古老身姿。它的天井是传统庭院的紧缩和变奏。那花岗条石的门楣和黑色的厚重大门，一说来自古代宫廷最外面的大门，一说来自从前官仓的库门。然而我却闻到了皖南山区巨商大贾深宅大院的气息。不少石库门石砌门楣加装饰的砖雕就和皖南老房子的大门语言结构极为相似。而二层楼的联排式总体布局则是欧式建筑的活用。所以，石库门既有中式住宅将一家人亲和起来的封闭性，又有西式住宅适应都市拥挤空间充分发挥寸金之地价值的紧密性。石库门是中国乃至世界都独一无二的建筑样式。它表现了我们这个城市的智慧，一种中西合璧建筑语言的智慧。正是石库门的产生使我们生活的城市产生了深刻的地貌变化。一组组结构外貌犹如孪生兄弟的石库门加入穿越其间的夹弄过道，就产生了富于我们城市特色的一条“里弄”。也许因客堂大门对着里弄便称为“弄堂”。而上海现在在民用住宅建筑上始终找不到自己合适的定位，找不到具有上海特色、时代气息的建筑样式，不得不搬照“欧陆经典”。上海的孩子缺乏冒险探索创业的精神。蜗居本地，小富即安，连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都应者寥寥，外地高校的上海名额每年都用不完。在社会精英的层面上，外地的青年人才正在慢慢将本地人挤兑出去。
　　但另一方面，这次抗击非典传染，上海地处广东、北京两大“非典”高发区之间，同时基本保持了对外的门户开放和人员交流。在WTO认为上海将会有一个非典暴发期的前提下，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极其难得地将输入性“非典”人数始终有效地控制在8人以内，而没有一个本地的原发性病人产生。充分展示了上海城市精神，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科学、理性、严谨、务实、高度秩序化制度化、广泛整合调动社会资源的巨大能量。由此可见，城市精神虽然是软件，但它完全可以转化为一种生产力，一种可见的社会效果、社会存在。
　　城市精神不要一刀切，不要拔苗助长
　　但是，在城市精神的塑造过程中，我也有些隐约的担心。首先，城市精神应该是一种主流性和多样性统一的结构。切忌一刀切非此即彼的简单化。
　　以伦敦而言，它以古老的绅士式精神传统为主，但并不排斥现代、前卫、实验，甚至一些怪诞的东西。20世纪60年代，充满着对传统反叛和挑战意味，成为美国反越战青年文化偶像的摇滚乐队，如甲壳虫、滚石、披头士，无一不诞生于伦敦。代表着现代消费娱乐的文化产业化艺术样式的音乐剧，相当数量的作品，包括《猫》、《歌剧院幽灵》等，都首演在伦敦西区星罗棋布的剧场里。古老而不古板，恪守典雅的传统又不失现代的自由，构成了伦敦城市精神的适度张力。因此，我们很难设想，有一种万物定于一、亘古不变，将丰富多彩的精神完全框在一个模式中的“城市精神”。城市精神，本质是“和而不同”，是和谐与不同个性的统一，是在和谐之中保留着个性的张扬与自由生长的空间，是无数充满个性的创造力指向一个广阔自由的未来。在形式上是“大体则有，定体则无”。它不是法律，不是政策，也不是游戏规则，而是一种精神上的总体导向。总体来看，上海城市精神中的个性这些年并没有得到有力的张扬。特别是上海在经济上，缺少大型的民营企业，缺少有气度有战略眼光国内外认可的民营企业家。在文化上相对稳健却也相对保守，过于常规古典，缺少有高度想像力的原创性作品。特别是在艺术探索的力度上远不如上世纪80年代活跃。作为中国电影的发祥地，这么多年，上海始终就无法出现一个如张艺谋、张元这样有冲击力的电影导演。个中原因很值得我们深思。
　　其次，城市精神的大讨论，是吸引市民关心、参与热情的良好载体，但城市精神的培育、塑造，并不是通过一场讨论可以完成的。正如西谚说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城市精神也有一个自然生成、发育的比较漫长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在全社会弥漫着一种急功近利浮躁心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力戒“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和拔苗助长的做法。因为我们太习惯于战争年代通过群众运动来运动群众，在短时期内完成一个预设目标的做法。事实上，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完成硬件的建设却很难这样去完成软件和精神的培育。精神和软件的培育远比物质和硬件的建设困难得多。
　　所以在城市精神建设中，始终存在着一些悖论性的东西，即精神的统一与自由，群体与个体，长效建设与短期行为，主观动机和最终效果。我们希望，上海的城市精神建设，能在不断克服、解决悖论的过程中，最终得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