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全世界而言，现代化过程是各国相互关联、相互竞争、相互发展的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许多国家后来居上，实现追赶或超过现代化的先行国。从现代化角度看，国家可分为先行国和后进国、先进国和落后国、追赶者和落伍者；从技术进步角度看，可分为创新者和追赶者、主导者和模仿者。所谓落后，是指一种相对落后状态；所谓后进国，也是指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的国家。按格申克龙（A. Gerschenkron）的观点，后进国与其说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还不如说是发动工业化和进入工业化时间相对滞后的国家。

现代化与追赶模式

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先后出现过三次现代化后进国成功追赶先行国的范例。第一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花了43年时间追上英国。1870年美国人均GDP相当于英国的75.3％，尔后美国经济起飞，1870—1913年GDP年平均增长3.9％，同期英国为1.9％，到1913年美国人均GDP达到英国的105.5％。第二次是二战后，日本花了40年时间追上美国。1950年日本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19.6％，1953年开始经济起飞。1953—1992年，日本GDP年平均增长6.5％，同期美国为3.0％，到1992年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90.1％。日本被视为最成功的追赶国家。第三次是196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花了30年时间追赶西欧国家。1965—1992年，韩国和台湾地区GDP年平均增长率均为8.8％，到1992年人均GDP分别相当于西欧12国的57.5％和66.6％。

为什么工业化后来者能够追赶先行者？它们实现追赶目标的途径是什么呢？格申克龙提出了后发优势（the 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的观点，即后来者具有特殊的益处和优势。一是引进先行国的技术和装备，替代有关技术与装备的研究与开发，加快工业化进程，并避免有关风险。二是学习和借鉴先行国的成功经验，吸取其失败的教训。后来者对工业化模式的设计具有可选择性、多样性和创造性，它们不必重复先行者的错误道路。同样，他们也可以选择更快的发展道路和更开放的发展政策。世界经济一体化为经济改革和转型国家加速市场机制发展提供了外部条件。有效率的改革者比他人学得更快，所以一个国家如何在发展市场机制中学习和不落后，不仅取决于其初始条件，也取决于学习的方式。三是对经济落后和寻求发展强烈的赶超意识。后来者越落后，这种意识及其功效也就越显著。

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穷国要追上富国取决于三种决定性因素：穷国储蓄率水平的高低，储蓄率越高，人均增长速度越快；经济开放程度的大小，国际资本的流动性将加快穷国的追赶进程；技术扩散的程度快慢。由于模仿与使用先行国的技术发明成本比自我创新成本低得多，工业化后来者的增长有可能超过先行者。领先国和引进国之间的技术水平差距越大，新技术引进和被模仿的产品收益率就越高。技术引进国的经济规模愈大，引进的技术产品的收益或外溢效应也就愈能显示大国规模效益。

技术差距和产品生命周期模型也说明了技术模仿国有可能追赶上技术发明国。波斯纳（M. V. Posner）的技术差距模型（technological gap model）解释，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很大一部分基于新产品和新工序的引进，这使得发明国在世界市场上暂时处于垄断地位，并大量出口新技术产品。但当外国生产者获得该技术后，他们就能凭借其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最终占领国际市场，甚至发明国的市场。弗农（R. Vernon）1966年对此模型进行扩展，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模型（product cycle model），把一种产品的生命周期划分为五个阶段：一，该产品只在发明国生产和消费；二，该产品的生产在发明国得改进，为适应国内外迅速增长的需求，产量和出口大幅度上升；三，该产品已标准化，模仿国开始生产供应国内消费；四，由于劳动力等成本相对低于发明国，模仿国产品开始出口，而发明国产量开始下降，品牌竞争让位于价格竞争；五，模仿国在发明国市场上低价销售产品，发明国产量大幅度下降或停产，一种产品的生命周期走向终结。发明国又会致力于新的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1980年代以来，新技术的扩散时间大大缩短。模仿国越追越快时，发明国就必须越跑越快。

技术引进国在技术扩散过程中通常显示出跳跃式(leapfrogging)特征。如果领先国非常依赖当前的高新技术，并且具有更高生产率的潜在技术也存在，那“跳跃”在理论上就是可能的。就技术路线选择和新技术开发方向而言，技术引进国位于获取世界最新技术的前沿。发展中国家能否正确选择从外部获得新技术，进而能否使其与当地环境相适应，乃是成败的关键。

罗默（P.M.Romer）认为，技术进步来自于对实物资本的投资，可用生产中的投资积累代表知识的积累，直接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技术进步可提高投资收益，投资又会引致知识积累，知识积累加快技术进步的进程；经济系统中因这种正反馈而出现增长的良性循环，从而长期稳定地提高经济增长率。

中国成功地追赶上来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化后来者，到1950年才正式发动工业化，比欧洲和北美滞后一两百年，而且起点极其低下。据麦迪森(A.Maddison)的研究，1820年欧洲和美国人均GDP为1129和1260美元，而中国1952年仅537美元，大大低于欧美国家工业化初期的水平，也低于印度同期的609美元，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建国50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特别是自1978年以来进入经济起飞，大大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和世界人均GDP水平的差距，显示出现代化的追赶特征。

一是速度效应，即在一定时期内后进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先行国。中国的追赶属第四次追赶，增长率都不同程度地高于前三次追赶。1978—1995年GDP年平均增长7.49％，人均GDP年平均增长6.04％，两项指标都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1978年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5.0％，相当于美国的23.0％；1995年上升为世界的10.9％，相当于美国的52.0％；2000年占12.5％，相当于美国的60.6％；2015年将占世界总量的17.4％，并以不足40年的追赶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如果说“四小龙”打破了增长速度和持续时间的记录，堪称东亚奇迹的话，中国也同样打破了这一记录，所不同也是最有意义的，是它发生在占世界总人口1/5的国家之中。

二是结构效应，即在一定时期内，后进国结构指标变动率快于先行国。日本农业劳动力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由70％下降到50％，花了80年的时间，美国用了50年，前苏联用了33年，而中国1978—1995年仅花了17年时间。经济快速增长不仅为整个国家或地区带来重大变化，而且也引起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重大变化，加速增长会促进劳动力向更高生产率的部门转移，而结构变化又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

三是开放效应，即后进国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速度快于先行国。麦迪森认为，国际贸易的增长在促使各国尽其所能进行专业化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也清除了自然资源有限国家的发展障碍。运输技术的改进和成本的降低使距离变得不再重要，国际交换更加容易。贸易在推广新产品和新技术方面也十分重要，其作用还因国际投资的流动而加速，这甚至对技术推广和组织改进都有重大推动作用。工业化伴随着贸易全球化，而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又对本国增长潜力产生重要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必然伴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按1990年美元价格计，日本人均出口额1950年仅42美元，1995年增至2456.6美元；中国1950年为4.57美元，1973年为13.6美元，1995年增至99美元。凡实现经济追赶的国家或地区，进出口占GDP的比重都明显上升，中国1978年仅为13％，1995年已超过30％。1998年中国贸易额为3240亿美元，相当于1978年的9倍，成为世界第十大贸易国。

四是制度效应，即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经济运行已基本奠定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之上。据物价部门统计，从1979年到1996年，市场调节价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农产品收购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分别由3％上升到92.5％、由7.4％上升到79.0％、由0％上升为81.1％。此外，政府指导价实际也是市场供求调节形成的，不再一成不变。从总体上看，商品价格已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笔者设计了市场化指数对市场化程度作定量分析，它由投资市场化指数（利用外资、自筹投资和其他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价格市场化指数（市场调节价在农产品收购价格中的比重）、生产市场化指数（非国有经济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和商业市场化指数（非国有经济占社会商品零售额比重）加权平均而得。1979年中国市场化指数为24.91％，1997年上升为76.87％。这表明我国市场化程度由改革初期的1/4上升到了目前的3/4，已属准市场经济国家。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知识差距

穷国和富国不仅存在人均GDP的差距和人类发展指标差距，而且也存在知识和信息的巨大差距，无论是创造知识还是传递信息往往成本较高。绝大多数知识与信息都是由发达国家创造的，全世界80％的研究与开发（R＆D）成果出自发达国家。全球因特网用户有1.3亿人，发达国家就有1.2亿，占92.2％。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创造知识与获取传播信息能力的差距，甚至大于他们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

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

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知识创新能力方面差距显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表的《1998年世界科学报告》，按在科技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数量来衡量科学活动，数据源于《科学引文索引（SCI）》。1995年中国仅占世界论文数的1.6％，印度和东亚地区为2.1％，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为10.1％，西欧为35.8％，独联体为4.0％，北美为38.0％，大洋洲为2.8％，发达国家总计占了93.1％。1990—1995年，SCI收录的论文中国居第15位，排在印度、瑞典和瑞士之后。

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能力方面差距也十分显著。国际上根据专利事务所公布的专利数描述技术活动。这里不把专利看作一种工业手段，而是看作处于知识前沿的技术能力的标志。UNESCO选择两家最大和最国际化的专利系统——美国和欧洲的专利系统，作为分析的基础。1995年在欧洲申请的专利数，中国占0.1％，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占16.6％，北美占33.4％，西欧占47.4％，大洋洲占1.3％，发达国家占了99.5％；同年在美国申请的专利数，中国占0.2％，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占27.3％，欧洲占19.9％，北美占51.5％，大洋洲占0.6％，发达国家占了99.5％。

中国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差距显著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中国基本上中断了国际科学合作与交流。二是中国R＆D支出占世界总量比重极其低下，根据《1998年世界科学报告》统计，1994年中国的R＆D支出占世界R＆D总支出的4.9％，相当于印度和中亚地区的两倍，也高于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比重，但我们认为UNESCO对中国R＆D支出比重估计过高。三是中国R＆D支出占GDP比重大大低于世界平均值，发达国家均超过2％，世界平均值为1.4％，中国仅为0.5％。发达国家比重较高的原因之一，是非政府（企业和私人基金会）R＆D支出占总支出的1/2以上，而中国这一比重仅20％。四是中国单位R＆D支出的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成果，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五是中国在高技术出口方面基本不具竞争能力。

由此可知，当代科学发明和技术成果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全球R＆D的投入也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尽管中国在个别领域居国际领先水平，但总体上还不是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主导国，仍属技术引进国和模仿国，仍处在以引进、吸收和消化国外技术为主、自我创新为辅的阶段，因而利用“后发优势”，缩小知识与技术创新能力差距，将成为21世纪中国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

交流知识与信息能力的差距

中国与发达国家在通讯与获取信息能力方面的差距更为显著。国际上评价信息社会有三类指标：社会基础结构，如在学人数、读报人数等；信息基础结构，如人均电话数、电视数等；计算机基础结构，如人均电脑数、联网率、用于软/硬件的开销等。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历了电视机迅速普及的过程，普及率已接近上中等收入国家，每千人口拥有252台，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其他指标与发达国家差距显著：每千人口日报数相差13.2倍、电话主线数相差12.0倍、移动电话数相差21.8倍、个人电脑数相差74.4倍、因特网用户数相差969倍。目前网民占美国人口的50％，而中国只有0.17％，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由于中国通讯与信息业基础薄弱，而最重要的原因是电讯业的长期垄断维持了较高的市场进入壁垒，电信资费占居民人均收入比重过高，限制了中国通讯与信息手段的普及，形成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缩小这个差距，是中国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差距的关键所在。

面向21世纪的知识发展战略

知识是当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最重要的因素。知识创造财富，知识促进发展。知识创新不仅有利于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而且有利于促进人类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根据《1998年世界科学报告》，发展中国家科学政策已发生重大变化，即从单纯追求“国际领先知识”转向“知识创造财富”。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基础研究，而恰恰是强化了这一领域的投入。国际经验表明，没有本地知识创新，仅仅依赖技术引进、设备引进，是无法有效吸收全球知识的，而必须建立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培养本地人才。本国或本地知识创新能力越高，获取和吸收知识的能力就越强。

知识被视为一种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共享性，几乎所有使用知识的人或机构都普遍受益，这形成了知识的溢出效应。科学（主要是基础科学）的公共物品性质决定了R＆D应当主要由政府来资助。但知识本身可创造财富，又是一种市场物品，如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技术等，一有创新就会迅速应用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这类知识创新或技术创新风险很高，不仅需要政府资助，更需要政府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法律框架，加速知识与技术的创新生产与应用周期，保护创新者的利益。从长远看，这类知识与技术创新会激励企业增加R＆D投入，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也会对企业提高R＆D投入和提高市场竞争力造成外部压力。

中国是世界上国内投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又是“软件”投资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1995年国内投资率为42％（世界平均为22％），但大部分属“硬件”投资，而对决定和影响经济长期增长、提高国际竞争力和人民生活质量的“软件”投资比例过低，公共卫生、科技、教育、计划生育等支出占GDP比重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政府占GDP比重的下降，各类软件投资所占GDP比重也在不断下降。

笔者一项最新研究结果表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最小，投资增长率或投资率每提高1％，人均GDP增长率仅提高约0.1％；而学龄儿童入学率每提高1‰，或人口增长率每下降1‰，人均GDP增长率都可提高0.4％～0.6％；电话普及率每提高1％，则可增长0.5％。这表明，对知识与软件投资的收益要高于对设备与硬件投资的收益，对人民投资的收益要高于对物质投资的收益。中国应促进有形资本积累与无形资本积累、硬件投资与软件投资之间的协调，特别是要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无形资本和软件投资的差距。

战略性的发展决策失误是最大的失误；反之亦然。建国以来，我们实施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追赶战略，一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赶超战略，二是转轨期的追赶战略，即1980年代初提出的“三步设想”。后一战略比较符合中国国情，也加速了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大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但它仍是以物为中心，以追求经济高增长为最重要、最优先目标，是以资本高投入、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为代价的，而且出现了城乡差距、地区间差距及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我国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各种严峻的挑战及诸多发展途径的选择，必须站在全球和全国高度，关注大的发展趋势，立足于国情，基于本地区实际情况创新性地提出新的发展思路。笔者认为，应确立21世纪初期中国新的追赶战略，其发展目标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其中知识发展战略是最重要的战略之一，以知识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增加社会福利和促进体制变革的最关键因素。当今世界已进入知识的增长和扩散时代，信息革命为发展中国家获取、利用和传播信息提供了空前的机遇。

知识发展战略是新型的追赶模式，它涵义广泛，即投资于体现在物质资本的知识中，投资于人民，改革机构体制以提高吸收和利用知识的能力。这一战略十分强调对“软件”投资，对人力资本投资。它旨在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差距，同时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知识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途径主要有四条：获取全球或全国知识，提高本国和本地知识创新能力，提高广大公民吸收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培养和加强公民交流知识与信息的能力。这四方面的每一方面，都会对其他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和协调作用。

当今世界，一国或地区在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有形因素上的优势不再是永远的优势，而知识及自己的知识潜力，即动态比较优势（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才是发展之关键。21世纪中国追赶发达国家的实质是加速技术的追赶过程，为此必须从保护性非市场的科技路线转向竞争性市场导向的科技路线。

缩小知识差距的对策

获取全球与全国知识的政策

引进全球知识，获取全国知识，创造本地知识是缩小知识差距战略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对世界范围内技术知识存量的开发利用，是生产高速增长和表现现代经济特征的结构迅速变化的源泉，工业化国家都是依靠对此存量的利用进入经济增长。欠发达地区要建立自己的知识基础，扩大知识存量，就应当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创造一切条件获取外部知识，创造本地知识。

大力发展国际贸易，鼓励引进新技术，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及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的角度看，追赶的最好选择就是技术引进。

积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特别是跨国公司的投资。技术引进和扩散的主要途径是吸引外资，因为投资中包括了大量的技术和知识积累。跨国公司是全球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带头人和主要来源。他们在中国的投资与经营活动，对吸收和传播知识与新技术非常重要，还可带来可观的知识外溢效应，引入激烈的竞争和国际管理知识和经验。

另外，还应建立技术许可证制度，这是取得新型技术专有权的市场准入的有效方式；保护知识产权，维护知识生产者的利益；充分利用海外和外地人才资源，积极创造条件吸引他们为本地提供知识、技术与信息。

提高本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政策

第一，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大幅度提高政府R＆D投入。知识创新与R＆D投入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和规模效益。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对任何一项战略性基础研究的投入，都会比小国产生更大的规模效应。

第二，鼓励企业增加R＆D投入，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R＆D总经费50％以上来自企业，而中国仅37％。随着市场经济转型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形成对企业投入R＆D的外部压力，势必迫使企业增加R＆D投入，逐步成为创新的主体。

第三，确立R＆D投资优先领域，鼓励“知识创造财富”、“技术创造财富”。对知识创新的R＆D投资应集中在那些具有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特别是与长期发展和增进人民福利密切相关的领域，如农业、人口与健康、节水节能、资源开发和利用、环保、防灾减灾、气象预报等；技术创新投资应集中于电子、软件、通讯制造、航天与航空制造、生物技术、新药与中药等新兴产业。

第四，充分发挥现有科技人才资源的作用，提高专利发明者和技术推广者的个人收益，激励创新者。

第五，加快科技体制改革，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第六，鼓励创新活动和高技术产品向服务业转移或扩散，使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保险业、政府和公共机构等）成为高技术的主要购买者，不仅可产生对新技术的巨大需求，而且将显著提高生产率，扩大就业范围。

第七，加快建设促进技术进步的设施，如信息高速公路，加速专用网、数据网和通讯网“三网合一”。

第八，实现军民两用技术一体化。

第九，鼓励私人进入R＆D领域研究。

扩大全体公民吸收知识能力的政策

缩小知识差距战略必须包括提高公众吸收知识能力的措施。稀缺的教育支出与巨大的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是我国教育的基本格局。“穷国办大教育”是我国教育国情的最大特点，也是教育发展最大的限制因素。据统计，1997年全国受教育人口超过2.8亿人，约占世界受教育人口的1/4，而我们用于教育的公共开支还不到世界总量的3％。这决定了我们必须有效使用公共教育开支，同时鼓励私人和社会增加教育投资。

第一，实现全民普及基础教育目标。

第二，加速普及中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

第三，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推进普及化程度。这是韩国经济起飞重要的经验。加速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和资金来源，主要依靠非政府投资，特别是私人投资应成为投资主体。这是高等教育由奢侈品向普及消费品发展的关键所在。加快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要求全面开放高等教育市场，发展多元化的办学模式。

第四，大力发展具有规模效益的跨区域“开放式”大学。电视教育、远程教育、网络教育、虚拟大学利用卫星和因特网授课，使不同地区的学习者可共享资源，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国家图书馆和沿海城市的大学应尽快建立数字化图书馆，为欠发达地区提供更好的开放式大学条件，提供便捷的信息和教学服务。

第五，改革传统的高度集权的教育体制，建立中央宏观调控、地方分权为主的教育管理体系。中央教育部门从直接干预转向负责全国教育发展的方针政策，集中精力和财力援助欠发达地区，大力发展跨区域开放式教育，将发展高等教育的职能和财政支出转移给省级政府。推行“政校分开”的原则，高等学校应当成为自主决策、自主约束、自负盈亏的事业法人，教育主管部门行使建议权、指导权、监督权和审计权。

第六，大力提倡勤工俭学，实行多样化学生资助与劳动报酬方式，使他们的劳动和贡献得以补偿。

第七，实行教育质量评估制度，由教育主管部门进行教育质量评定，使人们获得选择教育所需的信息。

扩大公民交流知识与信息能力的政策

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使得人们可能以更低的价格分享知识，国家要把更有效地利用新的信息技术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推动力，同时主动打破通讯领域的高度垄断，促进新型通讯技术的迅速普及。政府应该充分利用通讯和计算机新技术促进人类发展，为贫困地区和穷人提供更为方便的通讯系统，进一步提高边远地区广播、电视覆盖率，加快电信业开放，降低服务成本和资费，使消费者从中获益，增强知识与信息交流的能力。

[1]胡鞍钢，杨帆. 大国战略.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本文原为作者在2000上海科技论坛上的综合报告，本刊发表时经作者同意做了文字整理和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