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第十一届三中全会。25年过去了，中国所经历的发展变化足以证明: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又一重大转折，真正实现了一个东方大国的执政党从军事政治斗争到经济建设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全会坚决否定了"两个凡是"，肯定了之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此来应对诸多难解的历史问题和新遇的现实问题，尽管仍然表现出一种技巧上的委婉，但终究为改革找到了依据和突破。今天，"三中全会以来"已经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表述，中国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更为全世界所瞩目。

　　但反观历史发展，任何事物和思想都有其局限性，即使这个事物曾经是一座里程碑，即使这个思想曾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真理总是相对的，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更不可能一次完成。正如一个人不能同时踏入两条河流，也不会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纵切中国当代的政治年表，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南巡讲话，到三个代表等指标性演进，昭示了执政党求新求变的历程。重要的是不停步。

　　十一届三中全会造就了25年的辉煌，也在25年的实践中渐显出它的历史局限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指导思想，在为中国带来巨大发展的同时，已不足以应对今天所面临的新的挑战，例如环境治理、社会公平、国家安全、人权保障、舆论开放、制度建设等方面。

　　在改革之初，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规避政治体制改革，意味着规避了一些政治风险、社会动荡，但也意味着一些局限性的认识的延续。而当经济层面的改革由浅入深，触及到政治层面时，就表现出"制度徘徊"。掩藏、积淀的问题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掣肘和风险。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5周年之际，我们刊登以下这组文章，从另一个角度评说这一影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历史的会议，呼唤对三中全会精神的发扬与传承:解放思想、锐意改革、开拓创新，迎接指导思想上的第二次转型，迎接更加深入、全面的改革与发展。
历史在破浪中前进，在逾越中发展。

　　从今天所处新阶段回头审视25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人们既为中国选择的转折点感慨不已，也不难发现当时的历史局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历了许多挫折与弯路之后，终于在1978年12月的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找到了转折点。这就是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是这样表述的：

　　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这一重大决策，解决了几十年来一直困扰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除此之外，十一届三中全会还在一系列重大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比如，全会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会提出了"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这是在党中央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改革"；另外，全会指出:"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振奋和凝聚人心扫除了一个重大政治障碍；全会还"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并以此为突破口，要求坚决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引人注目的是，全会认真讨论了民主和法制问题，提出了"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大命题，为后来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开辟了道路。　　
　　对比"文化大革命"的倒退与黑暗，人们不难看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重新探索建设中国现代化的新起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的伟大开端。

　　25年过去，"三中全会以来"已经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表达，即此一端，也能说明三中全会的成就家喻户晓，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人心。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刚刚闭幕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步又一步攀登新的台阶，蓦然回首--已经前进如此之远。

25年前的历史局限

　　从今天所处的新阶段回头审视十一届三中全会，人们既为中国选择的转折点感慨不已，也不难发现当时的历史局限。

　　最突出的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三农"问题。

　　实践早已一再表明，人民公社制度阻碍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学者研究的结论是，如果将1952年农村生产率定为100，1978年仅为71。这就是说，经过20多年合作化、公社化、学大寨，中国农村生产率反而大为降低。高于1952年生产率的只有1955年，为104。而1955年，正是中国农村集体化运动的前夕，亦即是中国农村家庭拥有独立经济地位的最后时刻。这个比较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三中全会公报中关于农业的部分，实质上批评了"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提出要"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这自然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对于自50年代末以来屡次有人提出又屡遭毛泽东否定的"包产到户"，则一字未提。相反地，公报强调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这一点，表现出历史的徘徊。

　　事实上，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同时，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严宏昌等20户农民冒着生命危险，写下了一份"分田到户"的血红契约，由此打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第一炮。

　　也许安徽与北京千里之遥，这个契约又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签署的，消息并未及时传到北京。

　　但是，人们注意到，大约一年之后的197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仍然说："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应该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任何单位和任何个人都不得任意剥夺或侵犯它的利益。"至于农村中如火如荼发展的包产到户，以及一些报刊（包括《人民日报》在内）围绕包产到户发表的争论文章，则只字不提。当时人们都知道，这就意味着不赞成包产到户。《决定》还特别强调"各级党委要继续引导广大干部和农民学习大寨的基本经验"。当时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这样概括1979年的形势:"乡下一年来的局势是一场拔河比赛，那一边是千军万马的农民，这一边是干部。"

　　是邓小平，这位开辟新时代的政治家，在1980年5月31日发表重要谈话:"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这才逐渐冲破了相当一部分干部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改变了农村工作中理论落后实际的局面，促使农村改革势如破竹向前发展。当然，这里要指出的是，三中全会公报虽然未能确认包产到户，但会议本身给农村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自1978年起，包产到户之所以能够四处绵延，而不至于像五六十年代那样被摧折扑灭，还是要归功于三中全会创造的大环境。
三中全会另外的局限，是对毛泽东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关于毛泽东。公报说毛泽东在长期革命中立下伟大功勋，但是对于毛泽东的严重问题，则一字未提。这是因为，当时多数干部和群众还深深陷在狂热崇拜毛泽东的迷信之中不能自拔，如果在此时展开批评毛泽东，势必引起混乱。此后，邓小平审时度势，在1980年到1981年，围绕着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毛泽东评价问题，组织党内展开了一场时间较长的大讨论，才逐步取得突破。直至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该《决议》指出，毛泽东不但对"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严重错误负有主要责任，而且对1957年到1966年10年间愈演愈烈的"左"倾错误也"负有主要责任"。《决议》正确地指出：毛泽东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日益严重，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不
仅是他个人的问题，而且反映出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在党内尚未肃清。

　　关于"文化大革命"。公报说:"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今天看来，这个评价比较"中立"，并留有很大余地，反映在思想认识上还存在误区。其实，邓小平等人对"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早就有了清楚的认识。"文革"后期，毛泽东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前夕，给了邓小平最后一个机会，他提议由邓小平负责起草一个文件，对"文化大革命"做出正面的赞扬评价，并要邓小平表示永远不翻"文革"的案。如果邓小平肯做这件事，毛泽东会考虑其它缓和措施，也许不至于再度打倒邓小平。但是，邓小平在面临生死考验的严峻情况下，拒绝了毛泽东的提议。这几乎等于拒绝了生的希望。结果，"四人帮"有机可乘，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度置邓小平于死地。如果不是毛泽东很快去世，"四人帮"被逮捕，邓小平的命运真是殊难预料。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邓小平内心对"文革"的深恶痛绝。但是，正如上文指出的，在三中全会召开之际，个人迷信还十分严重，党内和民众对"文革"这一毁灭性动乱的认识还不一致、不充分，还有就是"文革"中提拔和重用的很多干部还握有大权。因此，暂时"留一手"，是基于多方面考虑的缓冲。果然，三中全会结束不久，就做出了否定"文革"的部署（包括1980年2月为刘少奇平反）。1981年6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三中全会的历史局限有不同情况。有的属于认识暂时落后于实践，但三中全会是那样生机勃勃，锐气所及，个别落后的认识不难调整解决。有的则是考虑到现实的复杂情况，顾全大局，采取循序渐进的解决办法。这后一种情况，是一种可资借鉴的资源，符合中国"渐进改革"的大战略。

　　三中全会虽有历史局限，它的成就彪炳史册，毋庸质疑。我们知道，不受任何历史因素制约的人物和事件是不存在的。衡量三中全会价值的标准，不是用今天的现实苛求当时的认识，而是要把三中全会和它以前的决策相比，看看三中全会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这样比一比，我们就会发现，三中全会实在是了不起。197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2900亿元人民币，
2003年达到11.6万亿元人民币。25年取得如此成就，说句老话，还要拜三中全会之赐。

　　25年后的今天，改革已有诸多突破，中国发展引起世界的瞩目和艳羡。但是，每个时代都面临自己的问题，今天的担子并不比十一届三中全会时轻松。因此，纪念三中全会25周年，仍要继承发扬三中全会"冲决网罗"的精神，与时俱进，解放思想，推动中国向前发展。举个例子，1835年，美国罗克福克党的一些改革者要求政府和银行分离。经过艰辛努力，到1840年，在民主党总统范布伦推动下，国会通过独立国库法，实现了政府和银行分离，银行不再附属政府，扮演政府钱柜的角色。众所周知，在中国，这还是一个需要拿出极大魄力解决的改革难题。另外，诸如民选地方基层官员、推进农村土地私有等问题也是歧义颇多，令人头痛。解决这些问题，难道不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的高度和勇气吗？而改革者在这些问题上遇到的阻力，也类似十一届三中全会面对的议论。这正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25年来，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三个代表、与时俱进，再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每一个印迹，都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创新的品格；也都有三中全会的精神闪耀。在今天，三中全会精神并没有过时。它的精神实质，一是锐意改革，开拓创新。这是它的底蕴，没有这一条，民族和国家就要走上死路。二是顾及大局，循序渐进。缺乏这样的战略设计，往往也是事倍功半，甚至功败垂成。这就是我们分析三中全会的历史局限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