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21－22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称中改院）在三亚联合召开“中国：目标、战略与走势”座谈会，近30位来自国内经济、社会学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现将与会部分专家的观点摘要整理如下：
　　21世纪的宏观大势是什么？

　　当前的矛盾核心是什么？

　　杨鹏（国家环保局环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政策室主任）：现在的政府看起来是一个整体，实际上分散为多个利益板块，他们都跟社会的各种利益交织在一起。

　　现在已经到了精英联盟开始破裂的时候。所以，国内的关键问题是党和政府改革的问题，是政治改革的问题。核心是精英间的博奕斗争，这场没有规则的博奕会把精英联盟本身给撕裂了。现在，需要议事规则，需要强者间的矛盾处理规则。

　　孙立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改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特点概括为：资源过于集中，价值过于单一，机会结构过于狭窄。现在，社会心态的变化由一种普遍的不平衡感转变为一部分阶层严重的挫折感。社会结构处在很紧张的状况当中。这种利益的失衡并不是在完全自然条件下形成的，是在一方面的权力严重缺位的情况下形成的。所以，中国现在的问题还不是民主的问题，而是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问题。

　　解决问题的路径在哪里

　　杨继绳：产生当前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上层建筑与已经市场化的经济基础间的矛盾。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政治权力的没有制衡同时存在，两者的结合就成为一种坏的市场经济。

　　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主。我们要建立一个既能利用资本、又能驾驭资本的制度，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优越的社会制度就是现代市场制度和现代民主制度。我们需要现代民主制度，但又不能因为搞民主化而造成长时期的社会动乱。这个政治过渡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是平稳过渡，这有成功的先例。第二种是通过发展中产阶级、积累民主力量，把宪政制度和党政分开的口号真正落实执行。若干年以后，条件成熟了自然水到渠成。第三种是坚持不改革，让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要爆炸。这就会发生真正的动乱。

　　我们应当努力争取第一种方式，努力第二种方式，避免第三种方式。

　　李罗力（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兼顾公平和效率是不可能的，两者如何在现实中达到平衡，是博弈的结果，其背后是利益问题，利益的背后是权力问题。目前条件下，如何考虑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效率，实际上是一个两难选择。公平在发展中解决，不通过发展解决，矛盾肯定会越来越激化。

　　杨鹏：国内方面，一定要建立起真正的协调矛盾的民主法治规则。为此，首先要支持党走稳定改革的道路，健全民主议事规则和严格的法治，打击垄断利益，开放各种商机以创造就业。惟有中间阶层，才能使这个社会既不极左，也不极右。

　　孙立平：从机制角度说，并不是把弱势群体变成强势群体，而是要防止利益结构的过分失衡。最基础的东西就是权利的问题。解决公平和效率的问题需要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就是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博弈，其基础是表达追求利益的权利以及这种权利的合法化和制度化。

　　从宏观层面上，就是要形成一个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这个合作主义最主要的是资方、劳方和政府三方之间建立一个利益协商的框架。当然首先要建立在利益表达的基础上。

　　双轨增长模式应当矫正

　　衰绪程（广西桂江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员）：中国行政权力控制下的经济双轨增长模式（以下简称双轨增长模式），表现为两种并行不悖的增长形式，如国有和非国有经济的不同的增长方式；内地经济和沿海经济的不同增长方式等等。

　　这种双轨经济模式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幅度拉开了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虽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却带来了中国经济对外资外贸的过度依赖，造成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失衡，高增长和低就业的并存以及腐败的难以根除。

　　因此，中国的双轨增长模式应当给予校正，至少可以在以下几方面先行：

　　第一，先行司法改革。进行在民事和经济问题上独立审判的先行试验。第二，加快行政改革步伐。借助WTO规则，逐渐强化法治，弱化行政对经济的控制，让市场的力量自主的生长，尤其是放开对民营经济的管制，减少对外资的依赖。第三，对经济发展要有统筹的长远考虑，保持开放和继续引进外资，又要相对减弱对外商在资金和技术上的依赖，逐步扩大自主性产业和自主性技术的发展。

　　充分估计政府转型在下一步改革中的作用

　　迟福林（中改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现实的、重要的是解决政府转型问题，应当把它作为下一步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的中心和重点。

　　从我国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要求看，政府转型涉及三个方面：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统治型向治理型转变，建设新的治理型政府，需要进行政治、社会多方面的改革。

　　下一步改革的目标和任务最重要的是要充分估计政府转型问题。从改革全局把握政府转型，其不仅是政府一般职能的转变，更实质的涉及到政党转型。

　　借鉴经济改革的经验，推动政治文明发展

　　樊纲（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的政治体制在经济改革的基础上已经并继续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要借鉴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

　　1、发展政治文明，基本问题还是政治改革的问题，这个思路和政府转型是一致的，随着经济发展越显得重要。核心是逐步提高公共决策的“多元化参与”和对公共权力的“多元化监督”，使各种政治力量、各种利益集团的参与对政府部门公共机构的监督提上日程。需要研究的是如何通过加强社会参与、民众参与、利益集团的参与利益平衡、社会监督来发展政治文明。

　　2、扩大基层民主自治，改革人代会体制，发展中介组织。强化基层利益群体之间的直接相互制衡和公众对基层政权的直接监督。尽快实现乡级政府的直选，以及县人民代表由党组织推荐与自由选举。改善执政党的执政方式，扩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引入专职代表制度，逐步提高其比例，确保各利益群体有代表参与中央一级的立法与政策决定过程，允许在人代会内部形成有形和无形的利益联盟。鼓励各种非政府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加强透明度与社会监管。

　　3、降低国际政治成本，为中国赢得长时期和平崛起的时间、空间与机遇，在形式与内容等各个方面重新思考中国政治体制发展的战略与策略，最重要的是寻求到怎么过渡的形式。

　　4、政治改革是一件复杂的社会过程。要加强对风险的分析，对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并以适当的方式对民众进行宣传和引导，使大家对政治文明进步的历史过程的复杂性有所准备，认识到一些丑恶现象的发生正是政治文明发展过程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同时在对风险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对政治文明进程可以适当管理的对策（包括制定各种应急预案），使问题的出现不会从根本上动摇政治改革的方向与议程。

　　赵晓（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研究员）：政府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意思一样，用词不同而已。

　　事实上，中国社会现在已经处在漫长的变革运动过程中。社会的不同阶层正在分层，多元主体正在逐渐形成，更重要的是，这些阶层在逐渐形成社会。借助于互联网形成的新兴媒体，他们可能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机制。中国目前的政府管理改革，政治文明建设、宪政转型，都将依赖于这一社会基础。

　　实现民主，关键要找到一条可行的途径。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过程既包括民主化的进程，也包括一般现代化的进程。民主化并非能解决一切，政治制度的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甚至更重要。

　　在社会基础因素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机构进步的速度可能更快些，至少一些诉求、对话和协商可以慢慢达成。我们过去难于解决的一些问题，现在放到互联网上往往就被解决了。这里面有不少启发。

　　詹长智（海南大学教授、中改院兼职研究员）：第一，借鉴北欧国家的经验，“四个协调”、“五个统筹”等问题，如果没有对应的政策体制的保障，贯彻下去非常困难。

　　第二，在现有的框架范围内，加快改革的步伐，中国可以走出一条稳步发展的道路，这要比另起炉灶的改革效果要好。除了重视党的改革和政府改革以外，还应该高度关注人大和政协的改革。必须改变人大代表的结构和人大代表的产生方式。还要很好地发挥政协的作用，这首先要从改革政协的章程开始。

　　宪政体制要看民众的诉求与否

　　李罗力：姑且不论国家现在是否有解决宪政体制的可能，很重要的是老百姓有没有这种诉求。农民现在是不是有需要成立农会的诉求，工人是不是有需要成立工会（这里特指类似于波兰团结工会那一类的组织——作者注）的诉求，是否需要有一批所谓“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现在就要站出来“为民请命”，用各种形式组织工人和农民形成与政府谈判的群体，与政府讨价还价。一方面这必然会牺牲效率，使中国目前这种经济高速良性增长的势头大大减缓。另一方面，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出发，现在的绝大多数人目前还不具备这种民主和法制的观念，还不具备这种比较高的能够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的素质。在没有具备这些素质的时候，给他们过多的民主空间，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进步，实际上对社会的破坏性很大，很容易成为政客愚弄百姓的舞台，造成社会剧烈的动荡和不稳定。尤其是要警惕某种民粹主义观点，表面在为社会弱势群体争利益，实际上是不要或淡化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和对社会资源的支配。

　　需要清晰的目标和总战略

　　石小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最近一两年来，市场发展、社会发展、各种利益集团对自身需求和自身利益的维护等等各种变化都在加速。

　　从经济角度看，对外讨论的热点是汇率，对内则是土地，这两个问题现在还在深入讨论。人民币汇率已经成为国际问题，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焦点。土地则涉及到腐败、城乡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与金融财政等都有关联。从土地问题说，目前采用的保护土地的方法和措施还主要依靠行政控制、提高审批权、把土地控制权放在省里等旧方式，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社会等各方面的需求和制度性供给的差距突然加大。表现在宏观经济上，用煤、电、运、金融等短线和瓶颈部门的前景来估计经济是热还是不热，常常要失误，因为形势变化很快，计划下的供给短线部门和市场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突然间就会加大。但是，现在还没有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社会政治方面的变革也跟不上经济发展进程。跨区域的都市圈需要上层的协调机构，跨省市的司法机构也需要建立。我们的司法系统全是条块系统下的，一旦脱离条块，就控制不了。面对着蓬勃发展的外向型经济，中国却建立不起适合市场经济的司法系统。在政治上没有答案，在实践上不能探索。

　　以上都在说明，虽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发展观方面有所突破，但是和实际需求的差距还很大。城市化、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人才战略等战略都是分开的，没有一个总揽全局的清晰的总战略。

　　现在，社会各阶层要求改革的动力更强了，既有企业家，也有开明的政府官员，既有知识界和媒体，也有利益得不到保护的弱势群体，他们对改革的动力总和加上国际上的各种要求，已经远远超过政府系统改革的动力。现在政府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执行力问题。

　　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各种需求就会汇集到一起。现在，我们需要把多层次的演进过程看的更清楚一点，增加相互间的理解和共识。这样，整个社会要求发展经济和富裕，维护权利，更好的融入世界，获取资源和安全，作出自己贡献的要求就会空前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