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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在发展科学上着重抓的是加大科研经费投入，搞“野战军”，牵涉的百人千人拔尖者计划等等，但结果表明效果并不显著。一二十年了，我国科学水平的提高出奇地缓慢。很多年评不出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即为证明。今年３月２５日《参考消息》载法新社电文，题目是《中国在大多科研领域仍处落后地位》，文中说“许多专家认为，在中国……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新兴经济大国仍将是物理、化学、医学等学科的旁观者”。读后不禁汗颜。
近日读到一本书《双螺旋》，是１９６２年发现ＤＮＡ结构的诺贝尔奖金得主之一，美国人沃森写的。且不说舆论界对他的某些文风道德有所评论，本人觉得令人惊讶的是他得到这么高的奖只用了几千美元而且时间又很短１９５１～１９５３ 。可是再看看我们自己，这些年一个个科研项目动辄几百万到几千万元，参项者数以万计。对比之下，真的有无地自容之感。管理上问题不少，立项上的专家评审制、成果上的验收制、奖项的评选制弊端重重，积习难改。另外多年来以为多发票子、多建房子、多盖章子就能解决科学问题，恰恰忽视了管管脑子这一根本因素。何谓人才﹖不是学历、称号，关键是智慧、本事。现在让我们来粗略分析一下沃森的这一实例，从ＤＮＡ结构的发现可以至少得到以下启示：
迷信学术权威是自己独立创造的严重障碍。沃森得奖时只有３５岁，实际上成果主要是十年前２５岁就做出来了。且看他得奖以前是如何对待权威的：
——“当时关于蛋白质和核酸的三维结构的许多说法都不牢靠。虽然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开展了１５年，但是得出来的大部分或许是全部 事实都站不住脚。”一个从学校刚出来不久的学生就有敢对众多权威提出挑战的勇气，这在中国不少年轻人中恐怕是缺乏的。只有具备这种心态工作，才有超过前人的可能。科学研究的真谛绝不是费尽心力去证明他人的正确，恰恰相反，要千方百计地来增补他人的不足。沃森几乎对物理学、数学、化学、生物化学、植物学、动物学、遗传学很多方面表示不满。他总是极为敏锐地发现破绽。这是科学研究非常可贵的素质。科研经费再多也是买不来的。迷信必然盲从，盲从必然滞后，滞后必然落伍。我们国人的思想习惯必须扭过来，不要老盯着国外人家有什么，恰恰相反要看出他们没什么。
——当时美国的鲍林是化学界首屈一指的最高权威。且看这位大人物在沃森心目中的形象：“由于他充满信心，因此即使他在胡说八道，那些着了迷的大学生也不知所以然。他的许多同事静静地等待着有朝一日他会在关键问题上栽跟头。”当然，“胡说八道”说的过于不恭，用词不可取。不过，其他大学生盲目崇拜，“不知所以然”，而沃森本人也是大学生却不着迷，这就是过人之处。的确，后来的事实表明，鲍林执著钻研四十年的蛋白质原来并不是解开生命之谜的要害所在，他在大方向上没抓准。相反地，“ＤＮＡ至关重要”。沃森这位外行年轻人把它看准，并且牢牢地抓住了。从上所述，不由得想到，我国科学界要是多出几个孙悟空该多好﹖
科学研究似乎存在着一种轨迹：不知如此焉能如此﹖也许如此——原来如此不过如此！如此如此，下一个发现又在等着我们。
迷信仪器设备，忽视看问题的思想方法培养是科学研究的另一大弊端。不少科研人员重技术，轻思想；重战术，轻战略。沃森在ＤＮＡ结构上有如此重大的发现，实际上只做了化学结构的简单模型和参照了他的同事做的Ｘ光衍射照片这一点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人们想象类似如此复杂的千年难题，需要添置多少现代化的仪器设备，要做多少复杂的实验才能得出重大结果﹖可是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如此。他们的这次成功主要靠的是高明的思想方法和眼力能做到画龙点睛。思人之未想，视人之未见，从人之未事，揭人之未然，谋人之未计，创人之未先。关键是动好脑子吧
再看看我们的科研项目，分析、测试、实验方法仪器早已不亚于国外，所得的数据、曲线多如牛毛。乍一看琳琅满目，其实很多是虚功，用的不是地方。
或许有人不同意上述看法，认为沃森的例子太特别。但他本人在序言中就强调：“更为重要的是，我相信，很多人依然不知晓科学工作是如何做的。”人们认为“这并非意味着一切科学研究都是按本书所描述的方式进行的。事实远非如此……我绝不相信，……ＤＮＡ的发现是一个特殊的例外”。
以上大体是读书后的一些感触。当前，我们究竟得没得诺贝尔奖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问题，心急也没用。倒是应当下大力气解放管理者、研究者们的思想，在制度上扫除一系列观念、习俗上盲目崇洋的做法，克服麻木情绪，力争每年多出几个国家级一等奖更为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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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美元出一个诺贝尔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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