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甲申三百年祭》的写作背景

　　按照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６０年一个周期，今年又逢甲申。由今年上溯六个周期，是明崇祯十七年，这年的农历三月十九日（１６４４年４月２４日），闯王进京、崇祯上吊，标志明朝的灭亡。上溯一个周期，是１９４４年，正是中国人民为了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奋力拼搏的一年。这年的１月１５日，重庆文化界的一些朋友在郭沫若家中集会，商量如何纪念明亡三百周年。郭沫若把研究先秦史的兴趣转移到了明末，写成《甲申三百年祭》。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都先后全文连载，前者配发了相关的短文，后者加了长篇编者按。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５日出版的中共中央在重庆的机关刊物《群众》（第９卷第７期）刊载了一组纪念明亡的４篇文章。有柳亚子的《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翦伯赞（署名商辛）的《桃花扇底看南朝》、鲁西良的《明末的政治风气》、寓曙的《明末清初史学的时代意义》。这４篇文章的共同旨趣在于围绕明末史事，抒发自己对现实的感受。这次纪念明亡三百年的主旨，是借明末的政治腐败，揭露国民党的统治，推动全民团结抗战。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之后，国民党的宣传部门迅速作出了异乎寻常的反应，认为该文是" 影射当局" 的。先后于３月２４日、４月１３日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两篇社论。４月１日重庆《商务日报》也发表社论，此外还有几个御用笔杆子，如叶青等人发表了多篇围剿《甲申三百年祭》的文章，甚至说写《甲申三百年祭》这种文章的人" 无异为敌人第五纵队" 。

　　国民党作为当时的一个执政党，本应从明末政治腐败、官逼民反中吸取教训，革新政治，广开言路，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战，以免重蹈崇祯皇帝的覆辙。但国民党计不出此，却对《甲申三百年祭》大张挞伐，由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连发两篇社论，大打棍子，大扣帽子，甚至对作者进行人身攻击。堵塞言路到了这种地步，是注定了要走崇祯皇帝老路的。

　　二、毛泽东视为防止腐败的一面镜子

　　中共中央对《甲申三百年祭》采取了与国民党完全相反的态度。除了在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刊载外，各地区还印了单行本。毛泽东于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２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和５月２０日在中央党校所作的讲演《学习和时局》中，特别谈及《甲申三百年祭》。他强调说："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毛泽东独具慧眼，第一次提出《甲申三百年祭》所总结的历史经验是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是给共产党敲警钟的。同年６月７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治部在印发此书的联合通知中，也重申这一精神。该通知指出，这部著作" 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覆辙。" 尽管郭沫若撰写《甲申三百年祭》的本意，不是为了给共产党提供一面历史镜子，尽管《甲申三百年祭》中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中共中央却主动拿来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号召全党学习并利用各种文艺形式进行宣传，要求全党吸取李自成农民军由胜利到失败的历史教训，在胜利面前要经得起考验，永远不能骄傲，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以免重蹈李自成的覆辙。这表明我们党善于并且敢于听取不同意见，善于并且敢于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远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前，毛泽东就在考虑如何防止党的腐败问题，这是何等的深谋远虑！三、" 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

　　李自成从明崇祯三年（１６３０年）揭竿而起，九年称闯王，率部活动于陕、甘、川一带。十一年，与明军战于潼关原，大败，率刘宗敏等十余骑败走商洛山中。走汉南，次年进入巴东。十三年夏，有一位名叫李岩的举人投奔到李自成麾下，向他建议：" 欲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以收天下心。" 李自成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 在作风上也来了一个划时期的改变" ，提出" 均田免粮" 、" 平买平卖" 、" 不淫妇女" ，" 不杀无辜，不掠赀财" 等口号，饥民从者数十万，兵势日益强盛。十四年克洛阳，杀福王朱常洵，开仓赈饥。十六年改襄阳为襄京，称新顺王，设内阁六府。同年，在河南汝州歼灭陕西总督孙传庭主力，十七年正月乘胜进占西安。进占西安后，定国号为大顺，年号永昌。三月十九日进抵北京，崇祯皇帝曾打算召集大臣开会，研究守城之法，结果竟无一人上朝。北京城下并没有激烈的战斗，城门是由太监打开的。城墙上虽然架着当时最先进的火炮——红衣炮，但守城的明军只填火药，不装弹丸。分驻各地的明军，没有一支表示愿意勤王，崇祯皇帝在绝望中吊死煤山（即今景山）。明朝政府因完全丧失民心，就这样一下子土崩瓦解了，真可说是" 其亡也忽焉" 。

　　崇祯十三年李自成大败之后再起时，非常注意整饬军纪。连《明史·李自成传》都说：" 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绵……军止，即较骑射" ，甚至严格到" 马腾入田苗者斩之" 的程度。李自成自律也是严格的，连《明史》都称他" 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 。进京时" 毡笠缥衣，乘乌驳马" ，还说他在京殿上朝见百官时还是" 戴尖顶白毡帽，蓝布上马衣" 。李自成的义军一路上" 收拾人心" ，" 散财赈贫，发粟赈饥" 。不到两个月，就从西安打到北京。大顺军入城时，李自成拔箭去簇，向后连发三矢，严令入城部队说：" 军兵入城，有敢伤一人者斩" ，并且贴出布告：" 大师临城，秋毫勿犯，敢掠民财者，即磔之。"

　　京城百姓在自家门口立香案、焚香、贴对联，热烈欢迎大顺军。这时的李自成，这时的大顺军，这样快就如此受到百姓的由衷爱戴，真可说是" 其兴也浡焉" ，但是好景不长。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写道：" 要说容易也实在显得太容易了。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去了……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无事了的一样。"

　　李自成进京后的４０天里，几十万大军驻屯京城，抢掠民财，尽情享乐。往昔严明的军纪，荡然无存。牛金星大摆起丞相架子，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忙于筹备登基大典；刘宗敏则终日拶挟降官，搜刮赃款。当时雄踞山海关与清军对峙的是吴三桂的一支劲旅，正在降清或降大顺军之间摇摆不定。他的向背，对大顺军的成败具有重要作用。李自成捉到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要他给儿子写信劝其归降。吴三桂已经决定归降，但听说刘宗敏对吴襄绑票、抄家，还掠走了吴三桂的爱姬陈圆圆后，一怒之下，投降了清军，力量对比顿时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起义军首领们进京后被胜利冲昏头脑，李自成应该负主要责任。他没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对于时刻在关外窥伺的清军，以及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率领的明军，根本就没有看成肘腋之患而认真对待。尤其是对他的左膀右臂文臣牛金星、武将刘宗敏，没有去进行管束，任其胡作非为。本应派刘宗敏率大军到山海关对付吴三桂，或战而胜之，或招降收编，但他却派降将唐通率领几千人去招降吴三桂，而刘宗敏却留在京城做了一系列羞辱吴三桂的事。这时的李自成，以为崇祯皇帝一死，打天下的事就大功告成了。

　　郭沫若写道：" 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挟降官，搜刮赃款，严刑杀人。""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 及至吴三桂降清并带领清兵攻打北京时，李自成才亲自领兵出征，" 仓皇而返" 。而这期间丞相牛金星是怎样生活的呢？" 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 郭沫若评他，" 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 。

　　此时，大顺军的战斗力已经远不如进京之前。一个月的奢靡懒散生活，往日龙虎般的杀敌锐气，已经消磨得差不多了。在吴三桂与清兵的联合进攻下，竟无还手之力。李自成没有组织军事防御，只是组织了一场登基大典，便匆匆撤离北京，逃往西安。不久又从西安向湖广转进。由内乡、邓州、承天，直到武昌，被清军八旗劲旅穷追猛打，屡战屡败，竟然无力组织一次稍具规模的抵抗。复从武昌沿长江水陆两路兼程溃逃，在富池口及九江上游被清军追及，又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损失惨重，舰船全部丧失。李自成亲自率领大约万余人的一支小部队，为清军八旗劲旅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九宫山区。李自成率少数亲随突围，遭到当地乡勇伏击遇害，年仅３９岁。刚建立不久的大顺朝就这样迅速土崩瓦解了。

　　１９４４年３月，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十分重视。他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其中说："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毛泽东书信手迹选》第１８８页）这说明在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为执政党的时候，毛泽东就开始思考中国共产党怎样保持廉洁、防止腐败的问题。

　　１９４５年７月，黄炎培、章伯钧、傅斯年等六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黄炎培在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提出了中共如何跳出中国历史上历代封建王朝" 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 的" 周期率" 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四、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的深远意义

　　尽管郭沫若撰写《甲申三百年祭》的本意，是借明末政治腐败导致民怨沸腾而终于倾覆的历史故事，揭露国民党贪污腐败，丧失民心，必然会重蹈明亡覆辙。该文既写了明王朝其亡也忽焉，也写了李自成的大顺朝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但毛泽东以博大的胸怀，把《甲申三百年祭》规定为党的整风文献，号召共产党员把它当作警钟，当作防止腐败的一面历史镜子。这正是毛泽东伟大的地方，也正是共产党能够战胜国民党的力量之所在。

　　从保存下来的当时各解放区整风学习笔记可以看出，一些党员干部拿这面历史镜子对照自己进行检查，是收到了实效的。一位宣传科的副科长在笔记中这样说：刘宗敏思想，在我身上就有很严重的反映。自以为进过抗大，在１１５师当过战士，就目空一切，谁也看不起；讲私人感情，同地方新来的同志不团结；高高在上，高谈阔论，脱离群众；生活腐化、散漫……要是大家都像我，还成个什么革命队伍，也不会有比李自成更好的下场。一位宣传大队分队长也在笔记中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城，但是已经被城里的花花世界迷了眼，总想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还要打扮打扮，怕人家说自己土气，要是进了城，还能不被金钱、美女俘虏了去吗？李自成起义军的悲惨下场，真该我们警惕啊！一位大队干事在学习笔记中写道：李自成进了城只要亲信，不要能人；亲信骄傲，他能容忍；李岩直谏，他又忌能；军心民心都散，大事自然难成。我们还未进城，自居抗日功臣；将来若是进城，难保不成李自成。这面历史镜子要照，不照革命难成。（以上所引均参见曹晋杰等《〈甲申三百年祭〉在老解放区的影响》，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４册，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３日上午，毛主席在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时，又提起李自成的教训。他形象地比喻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退回去就算失败。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李自成进京后就变了。

　　党的十六大刚刚开过，全党正在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努力奋斗时，胡锦涛总书记率书记处全体同志到西柏坡考察、学习，向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发出牢记" 两个务必" 的号召，要求全党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新形势下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胡锦涛同志说："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为此感到自豪，但我们决不能自满，决不能懈怠，决不能停滞。成绩越大，喝彩声越多，我们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他强调：" 应该看到，这些年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中有滋长蔓延之势，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一部分党员、干部那里被淡忘了，在少数人那里甚至被丢得差不多了。大量事实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不能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能不能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对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是一个很现实的考验。"

　　今天，重读《甲申三百年祭》，重温人亡政息的历史教训，显得尤其必要。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