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著名作家、画家、教育家，全球最受欢迎的华语畅销作家之一，现居美国纽约，其人生哲理散文系列深受青年喜爱。

“中国文化当中缺乏的一种动力，或者在许多实际当中，输给西方人，当中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就是我们把年轻人最有创意、最浪漫的时候都塞在书本当中，我们应该让年轻人有跳跃勃发的时候，如果你们有你们的情思，有你们的梦想和浪漫，就记下来，写在你的本子上，你到27岁、37岁，甚至57岁，翻开当年的日记和书本，突然那一刻就闪入你的眼帘。青春过去不会回来。”

    ——刘  墉

     2003年11月于新浪聊天室

画家刘墉和作家刘墉，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我

记者：我注意到几乎在您每一个作品的扉页上，都写着”刘墉，作家，画家”。画家刘墉和作家刘墉有什么不同？

刘墉：作为一个完整的我，作家与画家的双重身份不可分割。我毕业于台湾师大美术系，之后去电视公司工作，在当选“最受欢迎电视记者”的第二天，我辞职去了美国，在美国大学念书、教书，曾经是美国丹维尔美术馆的驻馆艺术家，纽约圣若望大学的驻校艺术家。我曾经试着把写作或者把绘画放弃，专攻一样，但发现放弃任何一方面，我就不是原来的我了，我有很多东西，需要用绘画来表达，也有很多东西需要用文学来表达。“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个当然的道理。

绘画与文学，这两者我没有对谁偏爱多一些。很多读者以为我写的都是畅销书，谁知道我也写了很多理论书、工具书、有声卡、画卡和画谱、其中有声卡只是用来义赠或义卖，绘画理论和画谱，则能滞销到一压就是十几年。理想的达成有时候需要一些迂回的手段，正因为我在文坛上过得不坏，所以我在绘画上面可以少一些人世的“考量”，也就是说我不必为“收藏家的嗜好”而作画。实际上，我的几栋房子都是靠画画挣来的，所以，在文学上我也没有太多的压力。

我常常在这两者之间穿梭，获得了安全感。

记者：新近推出的《靠自己去成功》，字里行间渗透着一个父亲的关爱与一路扶持。但我们知道，您面临的人生境况跟您的子女截然不同，您从9岁起就失去了父亲的引导。您是怎样发现生命中的第一颗小星星？

刘墉：我在文章里，常常提到我饱经磨难的童年。9岁那一年，有一天下午，我坐在门口玩沙，母亲苍白着脸回来，从那天起，父亲永远离开了我。13岁那年，大年初二，突然一声巨响，客厅里的暖炉爆炸，我逃到院子，回头看见一团火冲出屋顶，从那天晚上起，我没了“童年的房子”。16岁那年，我常常胸痛，有一天晚上回家，又胸痛，半夜不停咳嗽，要吐，母亲拿盆来接，接了半盆鲜血……

是一个大学同学告诉我每个人都有一颗自己的小星星。她给我看手相，说，我有一颗星星纹！就是三条一样长的短线，交叉在一点，成放射状的掌纹！星星纹有什么好？她告诉我，那表示有颗星星抓在我手里。世上大部分人，星星在天上，他只能跟着天上的星星走，而我的星星在自己手里，可以自己走自己的路。

20多岁，我写出了自己的第一本书——《萤窗小语》，我拿去给出版商，他笑笑：“这么小小的一本书，你自己出吧！”我又拿去给电视公司的出版部，对方的答复也差不多。我真的拿去自己出，自己做版，把书印出来之后就把原来的版给拆掉。谁知道书卖得非常好，以至于要把拆掉的版再拼起来。所以，我说，要感谢他们的拒绝，如果不是由我自己编、自己写、自己设计、自己校对，书的反响可能不会那么好，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后来”。

“雌伏”是为了“雄飞”，目前的“困顿”是为了未来的“飞扬”，我曾经有过那么艰苦的几年，家里一无所有，住在一间小草棚，搭在别人的围墙旁边，一直到我进了电视公司，当了记者，我也仍然是住在违章建筑区，住在铁道的旁边，一个小小的黑白电视放在电冰箱上面，艰苦的岁月蛮长的。但有的时候，我宁愿再走一些艰苦的岁月。在台湾，我本来做电视节目主持人做得十分成功，可我后来转向做了电视记者，拿原来十分之一的薪水，当时很多朋友都在笑我，可是如果没有这段做记者的经验，我可能不会有今天这么多写作的素材。

住在铁道旁边的艰苦岁月勾起了我的气喘，也影响了我的一生，但我还是一步步走出自己的成功。有时候我把成功归功于“一意孤行”，23岁结婚，当选最受欢迎电视记者的第二天辞职去美国，刚升上副教授又辞职回台湾。 

    年轻的你，要学会融入社会的“潜规则” 

记者：说起成功，我们杂志上曾经作过一组讨论，题材来自阎真的小说《沧浪之水》，讲一个曾经很纯洁的年轻人如何走向沉沦，那次讨论的主题是——到底有没有干干净净的成功？请您给出自己的答案。

刘墉：社会是有它一定的规律和游戏规则的，你可以看一本书，中国大陆一个作家写的，叫做《潜规则》，写得非常好，写到中国历代贪官污吏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很多官员的薪水，仰不足以事父母，下不足以勖妻子；另一方面，又有这样一个现象——“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许多制度上的不良善会造成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容忍这许多的不完美。我常常用植物来形容，我的院子里长着很多大树，树之前有很多藤，如果任其发展，藤会把大树缠死。我就把这些藤都砍掉，但没想到的是，大树也跟着倒掉，因为失去了藤的维系。我觉得今天中国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她的中庸之道，现在正在进行的改革，它就不是把所有的藤子都砍掉，而是逐渐地在改变。

错综复杂的环境当中，你很难不融入游戏规则，即使这个游戏规则要使你走上泥泞的道路。我以前做记者，常常是采访结束要走的时候，他们把钱从窗子里扔进来，我就把钱扔回去，他们又扔进来，司机“啪”的一下把车开走了。我不拿这个，可能因此得罪了我的摄影记者、我的司机，那好，我把这个钱收下，捐给慈善机构，可能左手进，右手捐出去，我知道，不能始终用我那么一颗年轻的心灵去面对社会。

我始终强调的一点是，你要改变社会，就不能愤世嫉俗，使自己更龌龊。细心的读者可以在作品里看到我偷偷开出的处方，像《我不是教你诈》，它是一个很辣的东西，它告诉年轻人，要用很正面的东西去改变社会。

记者：1973年，您推出了《萤窗小语》，写诗歌，望星空，那份情怀是出世的；后来，是什么样的原因，使您转变了，选择人生哲理系列散文作为创作的主要方向，成为一个入世的大众化的作家？您在书中即使写卑劣的人性文字也很干净，有没有美化过自己的人生？

刘墉：一个人进入中年的时候，比如说杜甫，他渐渐地会发展成社会诗人。少年的时候人会比较浪漫，人到中年，会萌发“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想法，当儿女也长大了，应该开始爱这个社会，如果这个时候，还是只爱自己的这个家，那么这个爱就显得狭隘，对于生命、死亡的那种豁达感就会比较差。当你能够越活越宽，觉得别人的孩子也可以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爱的时候，你的视野就会渐渐地拓展。

《人生的真相》《我不是教你诈》《冷眼看人生》《你不可不知的人性》都属于我作品中的辛辣派，大家非常疑惑的一点可能是，我身在象牙塔中，为什么对人性中的贪婪狡诈有如此清晰的认识？那是因为我曾经做过记者，我也在各地旅行，跟艺术家之间作一些交流，这些都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比如说我在某地买了一个照相机，可能上了当，我不是特别聪明或者特别狡诈，搞不好就是特别不够狡诈，一个人久病成良医，痛定思痛之后，就会把这些故事写下来。因此，尽管我四处演讲，飞来飞去，但依然能做到几个月出一本书。

我当然也有很多不可回避的痛苦的遭遇，比如旅行，每次到大陆来，我一定会生病，前几天我在旅馆里，半夜扒着马桶在冰凉的地面上上吐下泻，在这种状况下，我能打电话给我太太，告诉她我在生病吗？她能帮得了什么忙？所以我只能自己一个人来“享受”，“享受”这份痛苦，以及这痛苦带来的“壮阔”。人要自己来单独面对这许许多多的问题，它使你得到更多的历练，使你更“渗入”生命。

面对那些不可原谅的，如果是自己做的，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前半生犯的错；如果是别人加诸的，成事不说，既往不咎，在这个年龄，我会把它看得渐渐淡去；如果是年轻的时候，别人欺负我的，在当时我会很痛恨，但后来转念一想，为什么不把这种压力转化为一种助力，因为每个“敌人”都可能是你的“贵人”，使你重新思考，使你更健全。 

    我看问题，首先以一个“人”的身份，而不是局限于“中国人”或“美国人”

    记者：有人说，刘墉是中国人里的美国人，美国人里的中国人。初去美国的时候，您已经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浸泡了27年，到今天回头去看，美国文化影响您最深的是什么？今天，当这两者发生冲突时，您是按照一个中国人的眼光还是站在美国人的立场来判断？

刘墉：我非常痛恨种族的偏见，所以当印尼欺负华人的时候，我们全家出动到印尼领事馆前面去示威。我绝对不容许那种不公平的待遇，在旅馆里如果我发现，一个中国人要求一个无烟尘的房间就没有，而外国人就有，我一定会发作。我这方面的坚持，对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坚持，是无可妥协的。

有的人会说，刘墉的脾气蛮怪的，但我的怪有我的道理。以前我在美国南边坐车的时候，他们把我的座位划到最后面，中间是空的，因为你是有色人种，我马上就去吵架，绝不妥协，这是我很硬的一面，有可为有不可为，有可忍有不可忍。

美国文化给我的影响，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关怀尊重，人家咳嗽你要过去关怀，尊重别人的时间也就是尊重自己的时间。比如我演讲的时候，迟到的人可能就会对早到的人造成不公平，我甚至会在演讲时委婉地劝诫那些迟到的同学。前几天在北方交通大学演讲的时候，有些同学是后来才到的，他们站在走道里，挡住了一些同学的视线。我立刻会说，不公平，请站在走道里的同学坐下来，因为后面的同学，明明知道他自己站起来可以看得更清楚，但其结果是挡住了更后面的人的视线，所以他们依然坐在这里，这表明他们是多么的守法。 

今天，在西方的社会，你尽可以宠你的孩子宠得一塌糊涂，但半夜如果孩子还在噼噼啦啦玩球，你一定要严格地制止他，因为那不是你家庭里一个孩子的事情，那是干系到别人的事情，自由是不可妨碍到别人自由的。

关于“9·11事件”，我写过两篇文章。与“敌人”的殊死之斗，“敌人”死掉了，你要去尊重。世界上任何一个发生的悲剧，我们都要有同情心去看待，何况“9·11事件”中还死了很多华人。我的儿子居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停车场，每天早上都有很多人开车进城去上班，但那一天晚上，很多车子都没有开回来，车子的主人，已经不在了。我的儿子在“9·11事件”发生之后，就马上跑到废墟旁边去做义工了，台湾的慈济功德会也立刻派人去了，很多开馆子的中国人把门打开来，给那些满身尘土的人洗脸，帮助他们清理伤痕。

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是在以一个“人”的角度来面对这件事。我看到该做的事情，我就会去做，而不是局限于一个“中国人”或者“美国人”。

记者：现在,在一些青年追求“短暂的现世的快乐”，主张“有了快感你就喊”“说好天亮就分手”，您担心过，纯美的人生理念，会被打败吗？

刘墉：经济在快速成长，越来越商业化的社会，我们很难不让年轻人“寻找短暂的现世的快乐”，我觉得做老师的、做艺术家的、当作家的，都有责任，要用潜移默化的、温柔的方式，把这个时代认为好的观念教给他们。不同的时代，“好”的观念可能改变。美国的年轻人，也经历过“嬉皮士”时期，“AIDS”泛滥的时期，大量吸毒的时期，但是，现在，你渐渐发觉，孩子“回家”的越来越多了，离婚率越来越低了，纽约的治安变得越来越好了，人们越来越喜欢深入的文学世界。

在经济快速成长的时候，人们都向“钱”看，有很多原来已经建立的非常深邃的文化，已经变得浅薄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不必过于惊恐，这是一个过程，以后，经济发展到更好的水平，人们自然有更高的精神追求。

人毕竟会老的，像射出的箭，无论多么强劲，在飞越呼啸之后，总有坠地的一刻。但人生是这么一个有节奏优美的文章，锲而不舍将成就真正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