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我国社会上流传着一则寓言或故事，其大意是：有两个老太太，分别被称为智老太和愚老太。她们去世后在天国中相遇。智老太说：在我死去的那一天，正好付清了我住宅的全部按揭贷款。愚老太说：我死去时，正好储蓄够了足以购买住宅的款项。如果把这则寓言仅仅看作为对刺激消费政策的一种宣传手段，或是用以说明在购买住宅这种特殊长期的耐用品时，使用消费信贷的必要性，该寓言无可厚非。然而，它也可以引起人们对节俭的困惑。因为，假设按揭贷款付清之时，住宅的价值已全部被消耗净尽，那么，根据寓言，智老太的消费掉她的全部收入的行为便是明智之举；而愚老太的只节俭、不消费的办法则为愚蠢之事。果然如此，为什么节俭还被认为是我国的一种传统美德，为什么我国还要坚持勤俭建国的方针?由此可见，对寓言所能引起的困惑涉及到对节俭的全面认识问题，即了解节俭在经济上的功能与过失的问题。
 
　　事实上，节俭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重大，因此对节俭功过的全面了解便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研究主题，并且已经取得了大体一致的共识。此其一。由于在市场经济这一点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西方的市场经济具有共同之处，所以总结西方市场经济运行经验的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我国可以借鉴。此其二。基于以上两个前提，本文首先，论述西方经济学关于节俭功过的研究成果。其次，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我们对节俭问题应有的态度。
 
　　二、节俭的功能
 
　　西方学者认为，节俭的经济功能在于：来自节俭的储蓄是经济发展必要的资金来源。发展经济必须有资金，而资金的唯一可靠来源便是储蓄。这一观点在西方经济学创始阶段已经被提了出来。它的鼻祖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写道：“节俭，而不是企业的经营，才是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企业的经营固然为节俭的资金提供了基础。但是，如果没有节俭所导致的储蓄把资金积累起来，那么，不论企业的经营能获取多大的利润，资本的数量不会增加”。”资本数量的增加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对此，斯密继续写道：“资本数量的增加或减少会增加或减少企业经营的规模以及用于生产的劳动者的数目，从而会增加或减少一国的土地和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即：该国居民的实际财富和收入”。
 
　　既然节俭可以导致国民财富的增加，那么，从经济观点来看，节俭便是一种美德，而挥霍浪费则为罪恶。关于这一点，用笔一向谨小慎微的斯密毫不含糊地宣称：俭节者是“社会的恩人”，而挥霍浪费的人则为“社会的敌人”。
 
　　除了本文下一部分将要论述的例外情况以外，斯密的来自节俭的储蓄可促进经济发展的论点得到了其后的西方学者的普遍认同。在普遍认同的基础上，西方学者至少又提出三个支持斯密的论据：
 
　　其一，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1960年提出了名噪一时的“经济发展阶段论”，他宣称，一国的经济发展必须经历五个阶段，其中关键性的一个便是“起飞”阶段。所谓“起飞”阶段，正和普通飞机起飞一样，经济社会必须具有足够的力量冲破在开始特别沉重的种种阻力来取得此后的自我推动的经济发展，而“起飞”阶段所要求的必备条件之一便是：经济社会必须具有10％以上的储蓄比例(储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才能有足够的投资来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否则，经济的发展便会中断。
 
　　其二，在没有储蓄作为基础的情况下，国家固然也可以通过赤字预算(如增发纸币)办法来增加投资，然而这种办法会引起通货膨胀。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德尔模型，如果使用赤字预算办法来进行投资，由此而导致的每1％的经济增长率会引起30％的通货膨胀率。即在没有储蓄作为基础之时，要想得到微小的经济增长率，必须以严重的通货膨胀率作为代价。这就是说，如果没有由于节俭而形成的储蓄，经济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三，根据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储蓄比例和人口增长率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了一国的人均资本量，而人均资本量又决定了人均国民收入。这就是说，在一定的人口增长率之下，要想提高人均国民收入，必须提高储蓄比例，即加强节俭的行为。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根据索洛模型，发展中国家由于它们的低微人均资本量，很容易陷入低水平的人均国民收入的陷阱。因此，要想摆脱这一陷阱，以便达到发达国家的高水平的人均国民收入，发展中国家必须厉行节约，提高储蓄比例。
 
　　综上所述，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由于来自节俭的储蓄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因此节俭便是一种美德。
 
　　此外，西方经济学还认为，节俭不但可以推动经济发展，而且还是可持续发展的有利因素。大致说来，可持续发展是对自然环境不造成破坏的经济发展。
 
　　近年来，由于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费和环境的严重污染，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整个世界的共识。“京都议定书”、不久前在南非召开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等都是这种共识的表现。对作为世界共识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节俭起着有利的作用。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节俭之所以能如此，其原因在于个人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都具有“外部性”。即个人的生产和消费行为可对个人之外的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影响，而这往往是有害的影响，这正如西方环保理论所说，“在物质上，没有任何东西会真正地消失”；作为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副产品的废弃物会重新回到它们原有的自然环境并且影响环境的质量，又往往会损害环境的质量”。例如，生产汽油和消费汽油都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因此，由于自然资源有限，所以在解决经济问题时，“不但要计入流进生产过程中的自然和环境的资源，而且还要计入流进消费过程中的自然和环境的资源”。如全世界由于生产和消费燃料而造成的二氧化硫排放量由1850年的20万吨增加到1970年的3100万吨；在120年中增长了150倍。这种污染损害着整个人类的健康。因此，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必须节俭资源，而节俭，由于其节约资源的功能，便成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美德。西方的谚语说“吃光你盘中的食物”，便含有这种美德的意思。与此相反，如果人们铺张浪费、崇尚奢侈，那么，即使他们能够偿付被消耗掉的物品本身的费用，那也不足以补偿他们行为的外部性所造成的对社会的损害。
 
　　正是由于节俭有促进经济发展，特别是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功能，因而它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一种美德。
 
　　三、节俭的过失
 
　　节俭在西方经济学中受到谴责的原因是它可以导致失业问题。
 
　　早在1714年，英籍学者曼德维尔在他的《蜜蜂的寓言》一书中，就以勤劳的蜂群为例来论证节俭可以导致失业的说法。他认为，如果每个人都尽量减少消费，“缩小她昂贵的购物清单，并且整年穿着她的那套耐用的衣衫”，社会的产品便不会被全部卖掉。于是，“工匠们不被雇用，画师不因其作品而闻名，石匠和雕工也没有他们的名声”，总之，失业问题便会出现。据此，曼德维尔的结论是：“由于被某些人称之为储蓄的这种谨慎节约的行为是私人增加财富的最肯定的方法，所以有些人就设想，不论一国生产能力是小还是大，如果普遍使用(这些人认为是现实可行的)相同的方法，那么，整个国家会得到相同的结果。例如，如果英国人像其某些邻国的人那样节约，那么，他们可以比现在远为富有。我认为，这一点是错误的”，因为，“使一国处于我们称之为繁荣的康乐之道就是向每一个人提供就业机会”。
 
　　处于失业并不严重的资本主义的前期，曼德维尔似乎过早地提出了节俭导致失业的观点。另一方面，他的观点也违反了当时社会的积累资本的要求。因此，《蜜蜂的寓言》被列为禁书。
 
　　大致在百年之后，马尔萨斯以另一种方式重新提出了曼德维尔的节俭导致失业的说法。按照马尔萨斯的意见，商品的卖价必须等于企业家支付的生产要素的费用再加上平均利润，否则，企业家便会得不到应有的利润，从而生产无法继续下去，失业便会出现。因此在商品的卖价和企业家支付的生产要素的费用之间，必然存在着利润的差额。由于这一差额的存在，即使生产要素把它们得到的全部费用都用来购买商品，也不可能把全部商品买光。于是，企业家便要减少生产，解雇工人，并由此而导致失业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根据这种错误的分析，马尔萨斯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幸亏社会上存在着一个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阶级；这一阶级以他们手中的特权取得收入，并用这笔收入把过剩的商品买掉，从而避免了失业和危机。马尔萨斯的这种观点意味着对节俭的又一次否定，因为，它宣扬非生产者的挥霍浪费。正如马克思所说：“非生产者在经济上则只代表消费欲望，代表挥霍”。
 
　　在马尔萨斯生活的年代，西方社会积累资本的欲望似乎超过对失业问题的关注，因此马尔萨斯否定节俭的说法并未得以流行。然而时过境迁，到20世纪早期，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的频繁出现使得西方学者纷纷提出各种不同说法来对这两个问题加以解释，消费不足论是其中重要之一。按照消费不足论的说法，节俭是造成问题的主要原因。该论的内容可用当时的学者德尔宾的话来表述：“储蓄是一个特别危险和自我否定的过程，因为，它把金钱从商品的购买中抽取出来，从而减少商品生产的利润；另一方面，它又能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源，而这些资金又能导致出更多的商品。这一看上去难于理解的过程恰恰就是使得购买力不足的原因。它既增加经济体系中的供给量又减少其需求量，一直到如此的程度，以致使生产成为无利可图的事情，从而导致了危机和萧条。因此，危机和萧条总是可以通过储蓄的减少而得以避免和缓解，或是通过增发货币所形成的购买力的增加而得以避免或缓解”。
 
　　可见，按照一部分西方学者的看法，由于节俭而带来的储蓄是导致危机和失业的主要原因，因此，节俭是一种过失，而不是美德。
 
　　四、较全面的观点
 
　　经历了1929年的大危机及其后果，凯恩斯于1936年对节俭提出较全面的评价。他并不否认，节俭是投资基金的来源，而投资又促进了经济发展。所以节俭是一种美德。但是，他认为，也必须顾及到储蓄在造成失业问题上的过失。这一较全面的观点可以用下面的数字例子和图形加以说明。
 
　　下图是一个环形管道，管道中的水流量代表一个社会(或国家)的国民收入。左方的企业表示该社会全部企业的整体，右方的公众则表示同一社会的全部居民，包括劳动者、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管道左上方和右下方顺次为一个进水孔和出水孔。
　　暂时不去理会这两个水孔，或者认为它们已被塞住。假设在某一时期(如一年)中，该社会全部企业一共生产了卖价(或价格总额)为100元的最终产品(为简单起见，这里以元为单位)。为了生产这100元的产品，企业必须向公众购买“生产要素”，如劳动、资本使用权和土地使用权。如果把利润也算作购买生产要素(如风险、管理等)而支付的代价，那么，为生产100元的产品而必须支付的金额必然也是100元。现在，图中企业的方框里有100元的最终产品，而100元的货币已经通过下面管道流入公众的方框。这100元最终产品被认为是该社会的总供给，公众向企业购买消费品和投资品而花费的钱被认为是该社会的总需求。如果公众把全部100元货币都用于购买消费品和投资品，总需求即为100元。此时，总需求等于总供给。100元货币通过管道上方流入企业的方框，企业生产的产品正好全部卖掉，因此企业在下一时期(如一年)还会以相同规模生产相同数量的100元最终产品。这样，100元的货币流量便在环形管道中反复流动。假设100元代表该社会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该社会的宏观经济运行便处于充分就业状态。
 
　　然而凯恩斯认为，由于上述两个水孔的存在，问题还要复杂一些。图中右下方的出水孔代表公众储蓄。公众不一定把全部100元都用于向企业购买产品，例如，他们储蓄40元，而把剩下来的60元用之于购买。这样，市场上有100元的总供给，却仅有60元的总需求。需求小于供给，一部分产品销售不掉，企业便要缩小生产规模，结果管道中的国民收入流量减少，整个社会处于失业和萧条状态。但情况是否如此，还要看管道左上方的进水孔。注入此孔的水代表公众中的资本家进行的投资。假设资本家投资为40元，其数量正好等于储蓄，总需求便仍为100元(60+40=100)。这样，总需求还是等于总供给，社会仍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当然，投资未必一定等于储蓄。若前者小于后者，如投资为30元，总需求数量便为90元(30+60=90)。这时，由于供大于求，产品滞销，就会出现失业和萧条状态。节俭的过失即在于此。
 
　　按照凯恩斯的观点，上面的事例和图形仅仅代表短期情况，即假设一国的机器设备保持不变时的情况。在长期中，随着资本的积累，机器设备的质和量都会得到改善和增加，而机器设备的改善和增加又会使管道中的水流量增加，即增加一国的国民收入和财富。这样，来自节俭的储蓄仍然具有发展经济的功能，从而，节俭仍然是一种美德。
 
　　综合本文第二、三、四部分的论述，我们可将西方学者对节俭功过的结论归结为两点：
 
　　第一，来自节俭的储蓄是投资基金的来源，而投资基金的投入可增加国民收入和社会财富。不仅如此，节俭还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加之赤字预算筹措资金的办法所带来的通货膨胀问题，因而节俭是一种美德，而且是对发展经济起主要作用的美德。
 
　　第二，虽然来自节俭的储蓄可以导致失业问题，然而本文第三部分表明，导致失业问题的原因并不完全在于节俭本身，而是部分地由于社会未能把来自节俭的储蓄引导到有利的投资上去。换言之，节俭和投资不足加在一起才造成失业问题。因此，以过失而论，节俭的作用是次要的。
 
　　关于上述两个结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曾以较为通俗的语言表述为：“我们也必须知道经济运行的情况，即知道它究竟处于萧条状态，还是充分就业。处于充分就业时，如果总产量的较大部分从消费中节约出来，那末，就会有较多的产品进入于投资和资本形成。因此，如果我们能以某种方式来保证资源的充分就业，那末，节俭确实就是一种美德”。由于流行的西方教材往往表达已被大多数人接受了的说法，因此上述两个结论代表着西方对节俭的较普遍的看法。
 
　　五、我们对节俭所应持有的态度
 
　　正如第一部分指出的，由于我国和西方在市场经济上的共同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借鉴。上述两个结论，特别是关于节俭功能的主要地位和过失的次要地位的看法合于我国现实，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我们对节俭应持有的态度。
 
　　就关于节俭功能的第一个结论而言，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不但资金匮乏且还存在着庞大的资金数量需求。只有资金足够充裕，我国才能迅速发展经济，以较快步伐赶上发达国家。此外，我国资源丰富，然而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数量微薄。要想保持可持续发展，必须尽量节约包括资金在内的一切资源。否则，稍有不慎，即有可能掉入索洛模型所含有的低收入水平的“陷阱”。凡此种种都告诫我们，对节俭推动经济发展的功能，我们必须采取远比西方更为重视的态度。因此，勤俭建国的方针必须坚持。
 
　　就节俭过失的结论而言，我国目前虽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失业问题，但性质却与西方不同。西方的失业来源于社会结构本身的缺陷，而我国的失业主要因经济转轨所造成。农村改革释放出大量转业农民；企业改革导致一批工人下岗；整个体制改革的加快使得人们心理状态不能与现实要求相适应，以致尽管有着巨额储蓄，却未能将其转化为投资，从而未能为社会创造出充足的就业机会。
 
　　我国主要由体制转轨导致的失业与节俭的过失具有较少关联。因此从过失方面来看，节俭在我国造成的不良后果远较西方为少。当然，这一观点并不是说，我国不应重视失业问题，或在目前不应执行刺激消费的政策，或不应使用消费信贷来推动住宅建设。
 
　　总之，节俭的发展经济的功能远大于其导致失业的过失；对我国说来，更是如此。这就是我们对节俭所应持有的看法和态度。这样，当我们面对本文开始时所转述的寓言时，就不会对节俭感到困惑。智老太的“智”仅仅表明，一个人能消耗掉他的全部收入，而没有让别人分享是“明智的”行为。然而，如果人人一生都这样做，整个社会便不会有任何资金来推动经济发展，因此也就谈不到社会进步。这一结论适用于任何类型的社会。与此相反，愚老太固然未能享用到她的全部收入，然而如果社会能把她节约的资金转化为投资，社会便会因经济快速发展而受益。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像两位老太的极端做法都不大可能存在；但是，当我们对节俭的全部功过予以权衡之后，便可得知；大体说来，真正的“智”和“愚”应该和寓言中所说的相反，真正的“智”应该是那位节俭的老太；吃光用光的老太的行为才是愚蠢的。因此本文认为，节俭是我国传统的美德；在解决失业问题的同时，不要忘掉节俭的美德给我们带来的发展经济的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