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革》之上六曰：“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此爻意义深远，最能代表目前改革的状况。改而不止，革而不变，改革之大忌也；革而不从道，变而不应时，改革之大患也。纵观二十年改革，改革初期，人心被极左思想弄得极其疲惫，世风虚伪，人心思变，改制是顺天应人之举。现如今，私欲被彻底“解放”，风俗败坏，人心思正，此时最关键的是人心、风气之革，若不分正邪、继续以改制顺应和刺激贪鄙之风，则必然造成更大的混乱。现在面临的是顺道还是顺“利”，顺人心还是顺恶俗的选择。孔颖达《周易正义》说：“革道已成，宜安静守正。更有所征则凶，居而守正则吉。”革卦告诉我们，变是世之常态，顺道而居贞乃获吉之道，一味地改制并不一定能变，安静守正不一定不变。该动则动，该静则静，此为变。
　　失正而用巧，则风气趋薄，风气不正，则智巧盛行，善治者不可不慎。改革目前已陷入了这样的状态：不改革马上就问题成堆，任何一项改革措施不出几年就会出现新的问题，就必须以新的改革应对这些问题。.改制的压力增大的根本原因并不在制度本身，而在于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的恶化（文化价值环境恶化、社会风气不正）。环境的、系统的问题必然会表现在包括制度在内的社会各个层面上，如果不能以整体的眼光看问题，看不到所谓“制度的漏洞”产生的社会环境与背景，简单地采用对症治疗的方式，充其量只能暂时缓解症状、转移矛盾，其结果是必须用新的改革代替前次改革，直到想不出新的点子为止。因此，如果改革不能触及已经被搞乱的人心及社会的整体面貌，而是单纯的从局部的制度层面出发，就会陷入“循环改革”的局面。将制度和人对立起来的，将人性恶视为必然并作为改制的基础，为使这种制度得以实施，先行推销其所对应的价值观，这在近年的改制实践中并不少见。结果是在制度改变的同时，不断地强化这个前提，造成道德及社会风气的不断恶化，由此产生的问题又被视为改制不彻底，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以适应“改革需求”，形成改而不止，改而不变的局面。
　　“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这句话已讲了二十年了。到目前为止，每一次改革，哪怕是很小的动作，人们都会引出这句话来说明改革的困难。这说明越是在风气恶化的时期，人们越寄希望于改制，而一旦形成定式，就将面临着永无止境的压力。改制的结果是用“改制”来弥补前次“改制”所带来的漏洞，并且频率将越来越快。春秋时期政治家叔向曰：“国将亡，必多制。”这句话精辟地告诉我们：在道德崩溃、礼俗败坏之时，“制度的漏洞”会大量显现，但这时人们却看不到问题的本质，而将法律和制度视为唯一可用的手段，致使法律和制度条文处于空前的“完善”的状态。这时，将一切归咎于制度的观念大行其道，任何问题都能从制度上找到“依据”。客观地说，叔向的这句话并不能代表我们目前的状况，但却能给我们以警示。它告诉我们，当一个社会的道德及基本价值遭到破坏之时，极其容易将问题简化为制度问题，出现由社会风气恶化引发改制，再由改制引发社会风气继续恶化的恶性循环的局面。不解决人心、风气之弊，希望以制度的变化适应这种状况，这种改革与其说是创新还不如说是守旧。
　　朱子有言：“世有二弊，有法弊，有时弊。法弊可救之以法，时弊必变之以心。”所谓时弊，是指受事物内在逻辑所支配的系统性弊病，是一个充?辨证思想的概念。事物久则生弊，时也，然而弊并非由时而生，必有其内在的原因。时弊是与时代有关的大的系统弊病，同时又是人心之弊。系统之弊依人而生、由人而止，要真正改变社会面貌必须抓住根本、要变之以心。不知时弊的本质而一味地变法，则一种弊端未去而另一弊端又会产生。因此，当各种社会问题大量显现之时，应看到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和产生的内在原因，要以改变社会整体面貌为依托，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时弊和法弊的区分对于认识目前的一系列问题有一定的启发。比如国有企业问题是一个单独的问题还是企业问题的体现？腐败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权力的问题还是系统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在改革实践中已经体现出来。实践证明，国企改革解决了国企，但并没有解决问题，国有企业问题还原成了企业问题。同样，以三权分立、多党或多派别相互制约为模式的政治改革也不可能解决腐败问题，其最大的可能是将政治腐败淹没在社会腐败之中。在中国历史上，单纯的变法所取得的效果极为有限，并且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其原因并不在于变，而恰恰在于不变。变法而不能变人，改制而不能革弊，这种运动不但不能改变社会的整体面貌，反而有顺应现状的意味。改制或变法运动往往出现在时弊丛生、风气败坏之时，而这个时期的所谓“制度问题”（法弊）实际上大都是时弊的表现形式，变法或改制与其说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还不如说是在环境的蒙蔽下而采取的被动行为，极容易陷入“时弊”之中。这种只针对症状而忽略病根、只针对局部而忽略整体的方式实际上是对现状的被动适应，更进一步说，这本身就是时弊的写照。变法的频率越快说明问题越严重。
　　人们总以为改革是革除积弊，却不知附从和顺应时弊同样会引发“改革”。世风贪鄙则智巧盛行;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泛滥，则必有与此相应的“改革”、“创新”。前者是时弊的集中体现，但同时又成为“改制”的基础和动力。这种状况和肌体出现问题时的最初反应较为相似。当肌体自身的免疫系统不足以解决问题时，系统有可能转而“适应”这种状况，将问题向肌体的各个环节转移以达到一种平衡。这种过程虽然缓解了症状并且将问题暂时掩盖了起来，但实际上却是在积累矛盾，一旦爆发就是大问题。在当代，系统的这种被动过程正以“主动”创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制度创新”正成为转移矛盾、缓解病状甚至是制造“繁荣”假象的“有效”手段。一个国家或区域的问题可以向另一些国家和区域转移；社会某一个领域中的问题可以向其它领域转移；现时的问题可以向未来转移。同时，这种“创新”和所谓的“竞争”结合在一起，依靠对环境、社会及未来的掠夺，制造了特定区域、特定领域、特定时期的“繁荣”，同时也制造了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经济增长和社会混乱同时出现的现象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前者就是以后者为基础和前提的，花样翻新的“创新”、“重组”、“改制”像激素一样以损害健康、消耗元气为“代价”使身体迅速长胖。当今世界最根本的问题是文化上的贪婪纵欲同资源有限的矛盾，目前所谓的“创新”只能将这一矛盾解决在极其有限的区域、时期和领域之内，这种“解决”方式以破坏社会整体的和谐为代价，最终只能使矛盾更加尖锐。现实的情况非常清楚：少数提供享乐主义观念和腐朽生活方式的国家主导着“创新”的潮流，独享“创新”利益。如果看不到“创新”与当今时弊的内在关系，就会在“改革”、“创新”的旗号下将世界秩序中的问题移植到国内，从而伴随着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而陷入危机。
　　从历史上看，没有哪一个时期比现在更加依赖于制度的“创新”，也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可以通过对制度和政策的变换生产“繁荣”。人类文明已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它将以往封闭社会所固有的治乱循环扩展到整个世界的同时，并没有延缓循环的频率反而将由治到乱的过程缩短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以往几百年形成的贫富严重分化和财富过分集中在当代通过“创新”可能在几十年?就能完成。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退潮，世界重新走上了资本扩张的道路，世界范围内的“改革”、“创新”运动使得原社会主义国家在短时间内陷入了资本主义的体系。在本来贫困的国度中迅速出现了资本主义体系固有的两极分化，形成大量的无业游民和贫困阶层，被社会主义运动阻碍或延缓的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循环重新开始发挥作用。因此，“制度创新”成为一种潮流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它是国际垄断资本不择手段地进行资本扩张的工具。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创新”的资源已经尽乎枯竭：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从地域上限制了“创新”的空间；日益严重的两级分化压制了“继续创新”的可能性（“创新”不但?有开拓市场，反而压缩了市场）；同时，类似于赌博的“金融创新”、“知识经济”也用到了极限。在国际垄断资本越来越依赖于世界体系，越来越依赖于“创新”的时候，可用的“资源”己经不多，而当无法继续“创新”的?候，靠其掩盖和积累的矛盾就会爆发。历史一再证明，腐朽的东西在其外在的制约因素消失之后会肆无忌惮地表现其腐朽，依靠其内在的力量加速其自身的瓦解。中国的改革是从兴利除弊、从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开始的。这种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一段时间以来，改革却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国际惯例”等抽象字眼的桎梏，陷入了严重的“思想僵化”之中。在“创新”潮流的支配之下，现实中存在的所有问题都简单地归咎为?有建立某种特殊的制度，结果是，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创新”、“改革”和“重组”，但它却不断冲击普通群众的利益，不仅不能给他们带来福利还要让他们忍受痛苦，“增长”已经开始严重脱离群众。在贫富严重分化的前提下还必须依靠扩大分化才能“发展”，这就是问题所在。近十年的改革是力度最大的十年，除了政治领域之外，目前已基本上?有了制度上的空白（与西方经济社会制度相比），各种可用的制度手段（包括消极手段）也已用尽，问题却并没有解决，但对“改革”的依赖程度却越来越强。在这种情况下，政治领域所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成为那些以改革为意识形态的人的最后的主攻方向，但一旦完成所谓的政治改革，目前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就会变成与“终极”制度相对应的自然而然的现象，促使问题解决的自觉因素就会彻底消失，社会将和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一样机械地等待问题的发作。
　　考察近年来的一系列“创新”举措就会发现，它们实际上是从制度上是对“时弊”的确认。经过一系列人为的破坏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有意识的文化渗透，九十年代以来文化价值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世界性的“时弊”开始泛滥，文化价值领域的西化或腐化成为现实，环境的变化使原来的制度（包括已经得到改善的制度）失去了相应的文化环境，造就了大量的“制度漏洞”和“改制需求”，那些提倡“观念更新”的政治及理论术士们在这种情况下又变成了“制度创新”的倡导者，一些特殊的制度模式及政策被认为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随着政策环境的变化，传统制度的生存环境被封杀，其“问题”也进一步“暴露”，“改制”的力度也随之强化，直到旧制度的消失。这就是目前的“改革”轨迹。从这种轨迹中可以看出：文化价值及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变化不但左右着人们对制度优劣的评价，同时也影响着制度的生存环境，所谓的“制度问题”是在特定的条件和环境下出现的，带有很强的人为因素，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真实的问题。完全从制度入手的“改革”从根本上说是顺应文化价值环境的恶化，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因素，因而只能改变问题的表现形式但不可能解决问题。在这种改革模式之下，文化与制度的对立得到了解决，政治与文化的冲动逐步减弱，但与其相对应的现实问题开始困扰我们的社会，失业、贫富严重分化、腐败等社会问题得到文化和制度的双重确认，逐渐成为“秩序内问题”。改革从摆脱僵化到陷入另一种僵化，从救法弊到被世界性的“时弊”所支配，给人以风向大变的感觉，已经到了认真反思的关键时刻。
　　江泽民同志提出“以德治国”，可谓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但“以德治国”如果不能成为治国方略，那么它充其量不过是一句政治口号。“以德治国”的对立面不是以法治国，而是“以智巧治国”。如果劝民以德而为政以智巧，则根本谈不上德治。古人云：“贪鄙在率（上）不在下，教训在政不在民。”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利用“贪鄙”之风，相信西方术土们所谓通过制度就能转私利为公义的自欺欺人之“魔术”；以及通过发虚胖（做大蛋糕）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就是以“智巧治国”的表现。闻天下治而后民富，未闻天下不治而经济却能“发展”。如果为政者能真正能落实“以德治国”，找到符合中国特点的发展之路，防止陷入世界性的时弊之中，那么中华民族的崛起是大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