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在社会阶层结构上发生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表现在分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了，第一个是文化，这几年社会当中有几个最基本的名词消失了，不是说完全不用了，是用得很少了，或提得非常少了，如“知识分子”这个词消失了，为什么消失了，因为知识分子内部本身高度分化了。“工人”这个词虽然不能说完全消失了，但只要用到工人都会加上修饰词，国有企业工人、三资企业工人、私营企业工人、下岗工人等。“农民”也是这样，整个社会分化越来越细。这是一个趣势，但在越来越细的同时，又出现了一种和它并行的、但看起来似乎是有些矛盾的这样一些趋势，所以第二个是定型化，按照分化的程度来说，它似乎形成了社会的一些碎片，就是从分化趋势来看的过程中产生一些碎片，并大致可分为两个集团，形成了非常多的利益群体，但这些碎片又在不断地积聚，最后的结果，是越来越形成两个大的集团，这就是社会当中的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强势集团大体有：权力者、上层知识分子，构成了一个集团，现在来看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稳定的联盟，这个联盟决定中国社会的基本走向，这是一个集团。另外一个社会集团：弱势群体，这个弱势群体包括农民、下岗职工等等成分，这个基本的格局在社会中基本形成了。第二个是这种格局趋势基本定型化了，改革是一种利益调整，但应该看到最近几年与八十年代有很大的不同，八十年代是利益调整过程当中，最近这几年利益的结果已经大体定型了，就是说谁是穷人、谁是富人、谁是强势、谁是弱势、基本定型了，就这样了，人头上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了，这样就出现了结构定型化的过程，这个定型化的过程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由于定型化，阶层间的门槛在出现，内部出现认同意识。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是出现了不同阶层间的对立意识，对内来说是我们的意识，对外来说是他们的意识。这是第二个特征典型化。第三个是社会流动在减少，这个特征是社会流动出现了新的趋势，面临城市化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阶层之间流动有下降的趋势，这与阶层间边界的出现、门槛的出现是有关系。在一些比较弱的阶层上出现凝固化的趋势，如工人。工人在改革之前还有一些流动的机会，比如提干，提干提不了还会有从基层到机关的机会，但是现在这几年工人想发生变化已非常非常困难，机会越来越少，所以流动减少，流动减少会产生一种结果，就是对未来的期望发生变化。对一个车间工人来说现在想有一个很好的饼掉下来，已经不太可能了。这里也还包含着另一层意思，就是向下的流动，下向流动是这几年逐渐形成的。80年代几乎没有向下的流动，地位越来越低，那么，在9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时候也不明显了，最近几年才开始明显，包括几个部分，大部分农民，生活水平是绝对下降了，还有一个部分是失业下岗的职工，关于失业下岗职工，然后包括部分的农民工，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新的现象。第四个从社会形态上说，正在由从八十年代转变为九十年代一部分人的挫折感，这是社会心态方面的变化，为什么会这样呢？八十年代主要讲有几个重要资源的社会分配，主要有三种，一种是经济的，一种是政治的，一种是社会的，八十年代，这种分配是不非常均衡的，比如说，个体户很有钱，但在社会性上受歧视。工人，机关干部在以经济上很穷，但以自己享受的种种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为自豪，知识分子很穷，但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又成了先进生产者力的代表，所以八十年代，存在一种普遍的不平衡，但是每个阶层都有它的不满，有他自豪的一面，个体户你说你瞧不起我，你挣的钱还不如我一个月挣的多呢，工人说，你不就有几个臭钱吗，我的住房还不花钱呢，我的医疗还不花钱呢，我有铁饭碗呢，知识分子很受人尊敬，所以说呢，八十年代有每个群体可留的一面，但也有心理失落的一面。而九十年代是心理失衡的一面，有普遍的不平衡感，特别到了九十年代未期，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由普遍的不平衡感变成了一部分群体严重的挫折感，严重挫折感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地方，由普遍的不平衡发展到部分群体的严重挫折感。他面临严重的挫折，最重要的就是在社会上要关注社会层面上这样的一些变化。
　　关于失业的问题，两个概念，一是老失业群体，主要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群体，那么从这个方面看已经达到峰值，现在主要是并轨的问题，那么即使是一些地方出现一定的失业率上升的状况，这个主要是由并轨而来，原来是下岗的状态，没有解除劳动关系，那么就这个群体来说，第一个特征，已经到了最高峰，第二个从他的年龄来说，是40-50，年龄结构是这样的，然后呢，由于年龄的变化，利益需求发生变化，养老和医疗的问题，从他的要求上发生一些这样的变化，养老和社会保障这个低限度的安排问题，这是对失业方面的第二个判断，第三个判断是基本生存不存在问题，吃饭不成问题，但生活艰难，这里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非正式的工作程度比较高，正式的机会相对不容易找到，家庭仍然能成为一个社会支持的系统，能生存，这与近几年经济不景气，物价比较低有关，那么对弱势群体来说，我觉得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物价，这是对他们的第三个判断。第四个判断，包括三十多岁的技术工人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家里的积蓄可能会花在孩子身上，所以只要孩子有希望他们就不会彻底的绝望，现在是他们的孩子也已经产生了问题。那么第二个失业问题是新失业群体，指这些没有国有集体企业正式经历的，也就叫待业的这帮人，在社会上没有明确的数据，国有企业的下岗的还顾不过来，街道居委会主任也不知道，有一些零星的数字在一些中等的城市能看到，这些人数三倍于国有和集体企业的下岗人员，在数量方面，新失业群体可能在一些地方已成为失业群体的主体，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成为失业大军的主要组成部分。第二个判断就是说，他们原来在十几年前，高中初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在社会上浪浪，当时16-17岁主要靠父母，但是现在有的父母已经去世了，有的已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现在变得很艰难，将来他们的前景更需要社会的关注，现在提起失业下岗的问题，更多的是关心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问题，对他们缺少关注，那么这个群体的第三点，他们比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更为弱势。老的失业群体有套路，但是这个新失业群体连这样的能力也没有，他们不知道有什么要求，如果将来老的失业群体抗拒的方式我们叫他社会抗拒，是上访、静坐，是拦车的话，那么新失业群体是社会治安、是犯罪。第三个大问题是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问题。这几年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焦点上：一个是农民负担、一个是城市拆迁、一个是农民工的拖欠工资，一个是失业下岗，从比重上来看，城市拆迁的比重在上升，三农的问题比较持平，然后失业下岗的问题内容和数据发生变化，现在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利益的分化形成利益的冲突特别是弱势群体对利益的抗争，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应该看到大部分闹事的人是在利益分化的基础上，地方政府处理问题时，很容易把它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事实上敏感化，那么不利于我们用规犯化的手段来处理这样的问题，第三点是由于这样的利益导致的这样一种抗拒行为，它存在一种跳跃性，从漠不作声到温和的上访，然后接着发生极端性事件、自焚、杀人等，所以我们这中间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搭台阶，权力均衡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个问题，从漠不作声到温和的抗议，而温和的上访，他们的极端的行为之间，政府怎么修建一些台阶，比如让他们形成工会和农会、请愿等这样一些很微弱的一些机制，比如游行市威等等，温和的抗议和极端的抗议之间应该架设一个台阶，不要让他走向一个极端，可能会得到一些缓解，当然从社会角度来看形成有条理的分析还需要逐步来探讨。
　　不一定全面，欢迎大家就此问题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