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变革的动力

　　经济改革是中国改革的核心所在。尽管在一开始方向还不甚明确，但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演变，这个方向在随后就越来越清楚了。经济改革给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变化，比如人口的空间流动增强了，乡镇企业迅速崛起，私营企业和商人阶层也开始出现。

　　私人财富增长的同时，也拉大了收入差距，这一方面造成国民的心理失衡，另一方面也大大提高了人们的期望值。最高和最低收入水准之间的差距从改革前平均的2到3倍，一下子扩展到当前的数百倍。尽管富人所占比例甚小，但其影响堪巨，他们在人群当中构成了一个参照系，而这个时候，人们还没有学会习惯于收入不平等，甚至还没有习惯不平等本身。所有人的生活标准在事实上都是有所提高的。但是，至少在1980和1990年代，很多人都有一肚子怨气，甚至成功的私人企业老板也不例外。事实上，大部分中国人并不是真想回归以前的生活。但贫困的平等比私人财富增加后的不平等更容易让人忍受。

　　市场经济鼓励竞争、逐利、冒险、个人主义和进取，这些都和改革前的集体、合作的伦理规范相冲突。市场经济需要法律，但是大部分中国人还不习惯和传统歧异的法律。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环境中焦虑兴奋，努力寻求改变处境，追求更幸福的生活；但这是一种令人焦急忧伤的追求，引人去诅咒当下，更引人去梦想一种与眼前现实完全相反的情况。整个民族仿佛都动起来了，仿佛活了。但这不是旧生命的复活；推动这个巨大躯体的精神是新精神。

　　随着人们精神上发生的这些变化，公共繁荣和国家财富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这确实让人奇怪。如果人们想到这个政府还有很多弊病，想到工业还在遭遇许多难处，农业仍然一片凋零，那么已经展现的这派如此巨大的繁荣景象，就不能不让一个外来的观察者吃惊不已；很多人否认高度繁荣这个事实，这是因为他们无法理解这个现象。赋税不平等，贫富差距让人触目惊心，地方法规五花八门，国内关税壁垒，甚至包括官职买卖等等，有了这些东西，中国居然还能高度繁荣，这怎能让人相信？

　　然而，不管怎样，中国开始全面富裕和发展起来了。原因何在？因为在所有那些制造粗糙、啮合不良、似乎注定要减速而不能推动机器的齿轮之外，一直掩藏两种极简单却强大的动力，足以使整个机器结合成一体，并推动全部朝着公共繁荣的目标迅速运转：一个是依旧十分强大、到处忙着维持秩序的政府；另一个是从各个方面看都已经相当开明和自由的民族，在它内部，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想办法发财致富，并且可保住已经取得的财富。

　　再无人认为这20多年来的中国是在衰落；相反，人们会说，此时此刻再无法阻止经济改革的步伐了。20多年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大多数人的想象预先就沉浸在有可能即将到来的闻所未闻的幸福期望中，使人对既得利益无动于衷，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

　　现代国家与公民精神

　　现代国家所诉求的根本伦理和社会规范资源乃是传统的爱国心和公共精神，这种精神主要来自那种把人心同其出生地联系起来的直觉的，无私的和难以界说的神秘情感。这种本能的爱国心混杂着很多成分，其中既有对古老习惯的爱好，又有对祖先的尊敬和对民族历史的留恋。怀有这种情感的人，珍爱自己的国土就像爱护祖传的房产。他们喜爱在祖国所享有的战争与和平，遵守在祖国养成的温和习惯，依恋时常在脑中浮现的种种回忆，甚至觉得生活在服从当中有一种欣慰。

　　这种爱国心本身是一种宗教，它不做任何推理，只凭信念和感情行事。这样的民族以某种方式把国家人格化，认为君主或者统治者就是国家的化身。因此，他们把爱国心所包含的一部分情感转化为忠君的热情，为君主的胜利而自豪，为君主的强大而骄傲。他们骄傲地说：“我们生活在伟大国王的统治之下。”同所有轻率的激情一样，这种爱国心虽能暂时地激起强大的干劲，但不能使干劲持久。它把祖国从危机中拯救出来以后，往往便于安宁中任其衰亡而束手无策。

　　但是，在人民的生活中有时候也会出现停滞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旧的习惯改变了，社会风尚遭到了破坏，昔日的荣誉消失了，知识依然不够完备，政治权利得不到保障或受到限制。这时候，人们看到的国家只是一个虚弱而模糊的影子。旧有的出自半宗教情感的本能爱国心随着旧秩序的瓦解而一同归于消散，这是当然的。但救治的办法并不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各个利益集团、社会阶级之间的平衡，并不是说服得利者暂时的损失能换取更长久的好处，或者说服少得利者只要蛋糕本身做大了，大家都会有份儿。原因在于：我们是个民族国家。如果我们对祖国负有期望，就首先就得使国家本身以真正的公民共同体为基础和支撑。

　　这首先意味着要扩大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利及其范围，并在此基础上塑造并确立新的更为理智的公民精神，尤其是爱国心。这样的爱国心可能不够豪爽和热情，但它非常坚定和持久。它来自真正的理解，并在法律的帮助下成长，它随着民主的扩展而发展。

　　一个人应当理解国家的福利对他个人的福利不是没有影响，应当知道法律要求他对国家的福利做出贡献。他之所以关心祖国的命运，首先是因为这是一件对他有利的事情，其次是因为在其中也有他个人的一份功劳。

　　罗马人认为自己是自由的，这不是因为天赋人权，亦非出于财产，而是因为他们是罗马公民；世界上一切伟大民族和伟大王国都坚持这样的信念。这不仅仅是信念，也是事实。因为世界上所有伟大国家都离不开与人口数量成正比的公民数量。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