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社会，各有各的弊端。 
　　幸福的社会都是一样的，有平等的法律（平等的社会权力即民主，民主的实质即反对特权），有宽容的道德（宽容的心态即尊重，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自然），还有广泛存在的正义（正义乃是一种维护道德和法律的行为，），以及在法、德、义三大支柱下的财富创造和分配。 
　　事实上，法律乃社会的强制力，道德属于个人的自律，而正义则介于法律与道德之间，具有个人采取行为去干预社会上发生的不法现象和违德现象的性质。例如，伸张正义、见义勇为，此处“义”即事之宜（“义”字含义有：仪的古字；事之宜，正义，舍生取义；利人、利物；情谊、恩谊，义气、忘恩负义；奉献，义演；假借的、名义的，义肢；字义，文义，望文生义；姓）。 
　　结合我国目前的现实，不难发现人们对法律和道德的社会价值有着比较充分的认识，而对正义的社会价值的认识尚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社会弊端现象即见义勇为者寡，而见义不为者（有知而不为）、见义无为者（无知而不为）众。 
　　对此，不少新闻媒体和有关部门已经在大力提倡和表彰见义勇为者，谴责、抨击见义不为者，然而上述现象却依然广泛存在。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很多，例如社会的许多层面都存在着大大小小的特权者及其特权恶行为，民众依法维护社会公正的觉悟还不够高、还不够坚决，弱势群体仍然习惯于把希望寄托在包公身上，人们缺少在危险中求得最大生存机会的知识和能力，等等。 
　　在这里，笔者愿意指出，见义勇为首先是执法者的责任；对于民众来说，在任何社会见义勇为都是一种相当高的行为标准，通常它并不适合广大的普通人。在这种情况下，一味地强调人人都去见义勇为，实际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即客观上迫使那些不具备见义勇为素质和能力的人，不是冒然“勇为”而伤及自身，就是不得不处于“见义无为”的状况，从而形成见义勇为与见义不为、见义无为的两个极端。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更合理更有效的办法是提倡“见义有为”，即面对非法和违德的情况时，鼓励每一个公民在“见义”时，都要“有为”，即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采取某种有助于伸张正义、主持正义的行为和行动。 
　　举例来说，当遇到有人不慎落水时，会游泳的人可以入水相救，不会游泳的人可以在岸边相助，没有力量直接现场相助的人则可以“通风报信”告知有责任救助的部门和有能力相助的其它人。同理，当遇到有人行凶作恶时，身手好的人可以“拔刀相助”直接制止恶人行凶，记性好的人可以暗暗记下行凶者的面貌特征、逃跑方向等有助于破案的信息，有条件的人可以相机行事干扰作恶的人、帮助和保护受伤害的人、通知告知公安部门。总之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所作为，而且他们的行为都应当受到表彰和尊重。 
　　显然，提倡见义有为，可以使绝大多数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在遇到非法和违德事件时，能够根据具体情况有多种选择。这样做的好处很多：其一，实施见义有为，有助于升华当事人的心灵素质，因为他“见义”时毕竟采取了某种行动，不会因为无所为而变得麻木起来；其二，有助于逐渐增加见义有为者的胆量和机智，其中许多人有可能达到见义勇为、见义智为的高水平；其三，有助于减少“见义鲁为”，降低不必要的损失（救人者因缺少相应的知识和能力而牺牲）；其四，有助于全社会深入细致地研究如何提高公民的见义有为比率。 
　　一般来说，提高公民的见义有为率，涉及到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的工作。所谓软件，主要指对国民进行见义有为的知识和技能培训，以及有关政府机构对国民见义有为行动的支持、保护和表彰。所谓硬件是指有利于公民实施见义有为行动的各种服务设施，例如银行和长途公共汽车都是抢劫事件的多发地，但是我国目前仅在银行为工作人员配备有报警装置，而没有在长途汽车上配置相应的报警设施（隐藏在司机和售票员脚下，一触开关即可发出报警信号，可与相应公安机构联网，或者在车身外设有显示发生情况的标志物），显然在这方面还有大量需要改进的工作。 
　　建设一个幸福的社会需要所有人的努力，见义有为正是这种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