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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许历农       
我的父亲许历农
[ 作者:许绮燕    转贴自:黄埔杂志    点击数:76    更新时间:2024-12-06    文章录入:admin ]

 

 

 

我从小是和我的外公外婆住在一起的。

七岁那年,母亲接我回家,我开始上小学。在家里,我发现一个问题:我的爸爸和弟弟、妹妹都姓张,妈妈姓王,而我姓许。这是为什么呢?我很想问问大人,但又不敢问。生活像一个谜,我好些年都解不开。

那时,父母在武汉市工作,父亲是工人。后来,城市人口大下放,父母先后到了通山。父亲得到了一份看守废旧车间的工作,母亲没有正式工作,每天四处寻找一些零碎的力气活做。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来的陆羽儒先生在统战部门的帮助下找到了母亲和我。我这才知道我还有个亲生父亲,还活着,并且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官至国民党中常委、台湾“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

母亲原先一直不肯对我说我的身世,知道了父亲的下落之后,母亲主动拉我坐到她的身边,细说了以前的故事。

原来我的生父名叫许历农,曾是外公手下的兵,那时驻守在北平,外公很欣赏我父亲,说:“此子必成大器。”果然,没几年,父亲就提升为营长。母亲由外公作主,嫁给了我的父亲。

我出生在北平。呱呱落地,父亲好高兴,给我取名绮燕。父亲说,绮是美丽动人的意思,燕是纪念我的出生地北平(燕京)。父亲的同事们送来了一份很珍贵的礼物来贺喜,那是一块玉匾,匾上刻着四个字:名门生秀。父亲很喜欢这块匾,把它看作女儿的吉祥物。这块玉匾后来一直由母亲珍藏,直到“文革”中被抄走。

母亲还告诉我,我们许家祖籍安徽省贵池县乌沙镇。我的伯父是开明绅士,很早就把财产捐献给了共产党。母亲说,你也算是出自名门,你父亲一定会来找你。到时候,你就把玉匾的事说给他听,记住,匾上的字是“名门生秀”,你爸一听就知道你是他的女儿。

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我半天回不过神来,我们母女抱头痛哭。

在南京市台办的关照下,我给生父写了一封信,并寄去了一张全家福照片。我父亲很快就回了信,信上说:“小燕,我的女儿,我很想你,恨不得时光倒转,重叙天伦之乐!”

 

 

随着大陆和台湾的往来禁锢逐渐放开,同根同祖的两岸人民又开始了走动,可以互相通信,互相探望了。但台湾当局却因为父亲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而不允许回大陆,好在还有一条政策,在大陆的直系亲属可以去台湾探亲。父亲又来信了,他派堂兄来接我去台湾。堂兄回安徽省亲之后,我们便启程了。

我跟着堂兄到了香港后,堂兄在宾馆里接通了电话,然后把话筒递给我。那边传来一个宏亮、宽厚的男中声:“喂,小燕……”我平生第一次听到自己父亲的声音,忍不住哭了。父亲也激动得声音发颤:“小燕,不要哭,马上就可以见面了,爸爸爱你,想你……”父亲的声音是那样慈祥、动听。我悲喜交集,情动于衷,怎么也止不住哭,只好把话筒又递给堂兄。过了半小时,父亲的电话又来了,我拿起听筒,听见父亲说:“后天你就可以到台湾了,爸爸的家就是你的家,你会喜欢的。后天,爸爸一定到机场去接你!”

我和堂兄终于到达了台湾桃园机场。想到就要见到父亲了,我心里好激动,我张望着,但没有看见父亲,却看见一个妇人向我走来,她就是我的继母。在车上继母告诉我:“你爸一直准备着亲自到机场接你,但突然有公务要事而不能来机场接你,公事大于私事,小燕一定能理解。”我一边擦眼泪,一边点着头。

父亲的家很简朴,电器很好,家具很整齐,没有多余的东西。父亲回家时已是晚上10时,跟随着父亲的还有几个工作人员。父亲用颤抖的手抱住了我,我又忍不住哭出了声。父亲拍着我的肩,一个劲地说:“能见面就好,能见面就好。”父亲的声音很沧桑,很感慨。父亲又拉着我的手坐在沙发上,我们一直谈到晚上12点多钟。后来父亲的随行人员请他休息,他从沙发上站起,嘱咐我说:“不要拘束,这儿就是你的家,你是这个家的成员,你是回家来了。”说完,父亲就回到他的办公室休息去了。父亲再次说出“家”字的时候,我忍不住又流泪了,家的感觉真好啊!

第二天一早,父亲的电话就打来了:“小燕,起来没有,吃早点没有?真乖,小燕怎么会这么乖!爸爸好喜欢你!”离开父亲的时候,我只有三个月大,再见到父亲的时候,我已是快40岁的人了,可父亲还是把我当孩子看。父亲恨不得把那几十年的父爱一下子补偿给我。

第一次探亲,我在台湾的家里住了20多天。以后,每年一次赴台省亲,每年一次回家小住。每次我都被父亲珍爱得不得了,都被一种深厚的亲情感动得不得了。家就是家,那么安全,那么舒适,那么无忧无虑。

 

 

母亲晚年无数次回忆起在火车站与父亲分别的情景。当时父亲说等仗一打完就回老家接我们母女。父亲和母亲都没有想到,他们这一别竟成永诀,一生一世不得再见。父亲曾几次诘问我:“你妈为什么那么早就再婚?我是十几年后才再婚的,谁叫你妈这么早就又结婚?”父亲好像是不能谅解母亲,其实诘问里包含了父亲心中巨大的遗憾和深深的失落。他遗憾的是没能和母亲永续姻缘,他失落的是那情真意切的爱。那山盟海誓的爱居然很脆弱,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母亲出嫁的时候,只有16岁,正是人们说的“二八芳龄”,父亲大母亲八岁,也是青年英俊。他们感情极好。都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母亲提到父亲就说:“你爸真好,待人诚恳,会疼人,从不发脾气。”父亲提到母亲就说:“你妈很可爱,胖乎乎的,皮肤又好,性格很温顺,很听话。”我从父母的语气、眼神中深深地感到了他们深沉久远的爱情。

以母亲的本意,她已经失去完整的爱,不想再为自己谈婚论嫁。可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带着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她顶不住当时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只能选择再次嫁人。

得知父亲还活着,母亲好激动。父亲的朋友来寻找她,统战部的同志来看望她,她热泪盈眶。她也知道了自己再也回不到丈夫身边,再也无法享受那份真爱,但只要丈夫还在人世,她也就满足了,只要丈夫过得幸福,她就心安了。

父亲从不直接给母亲什么,他总是给我一些钱,对我说:“你妈需要什么,你就买给她。”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对母亲晚年病中的生活,给予了力所能及的照顾。

近几年,父亲几次回大陆,见到了很多亲人,唯独没有见到母亲。母亲积劳成疾,卧病在床,不能走动,不能激动。我深知母亲经受不起见到父亲之后的大喜大悲,我真的不敢安排二老会面。我总想,下次吧,下次等母亲身体养得好些,再让她见父亲。2002年,父亲因公回大陆,附带省亲。这时母亲已经衰弱了,我意识到再不相见恐怕就没有机会了。我想安排父亲去一趟母亲居住的通山县。可当时武汉至通山的公路正在维修,挖得坑坑洼洼,有的地段很不安全。统战部和台办考虑要对父亲负责,不让他去通山。父亲也怕给政府添麻烦,就说:“下次吧,下次我来,路就修好了,我一定去看你妈妈。”可是没等到下次,母亲就离开了人世。

母亲走后,我悲痛万分。我哭着给海峡那边的父亲打电话报丧。电话里传来父亲的声音,顿挫呜咽而又不失平静:“小燕,我已经知道了!”我一惊:“爸,隔山隔水,您怎么知道了?”父亲说:“小燕,你妈昨晚来找我了。那年,我们在火车站分手的时候,你妈说的一句话是‘我好怕哟’。几十年来,我都想不起来,昨天晚上一下子想起来了,你妈在我耳边轻轻地对我说‘我好怕哟’。我一惊,就知道是你妈不行了,果然,一清早你就来了电话。我这辈子对不起你妈,请你替我在你妈坟上献一束花!”我悲伤痛哭之余,感叹父母之间生死有灵的遥相感应!

时光啊,为什么不能倒流?祖国啊,何日才能统一?海峡两岸,中华儿女,一衣带水,骨肉亲情,怎能够长期分离,天各一方?愿两岸亲人早日团聚,愿祖国早日统一!人民要团圆,中国人民不要“一边一国”!

 

 

和父亲相处的日子,我为他的一些生活细节所感动。

亲生活很朴素,并不像我以前想像的,做了高官就是锦衣玉食,父亲的穿着干净整齐庄重,被子破了、衬衣破了,补后他还在穿用。父亲的菜肴也很简单,有一点豆类,比如豆腐干就行。父亲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父亲家里有好几部电话,我到达的第一个晚上,父亲就牵着我的手走到一部电话前,对我说:“小燕,你要打电话就打这个电话,这个电话是父亲私人出钱的,别的都不是。”我在台湾交了几个朋友,有时候我们在外面聚会,父亲总不让我的朋友们花钱。他说:“小燕,你请大家吧,你没钱,爸会给你。”

我是父亲失而复得的女儿,父亲很爱我,但不是溺爱,对我的要求仍是严格的。第一次探亲结束,我要离开的时候,父亲就谆谆告诫我:“小燕,你来时什么样,回去还是什么样,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做好自己的事。”我聆听并遵循父亲的教导,几年内读完了中专、大专。

让我最骄傲的是,在海峡两岸关系的问题上,父亲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父亲赞成统一,是基于自身强烈的民族意识,爱国热情。我父亲原是国民党员,李登辉任国民党主席时,由于政见不合,从国民党脱离出来,参加了新党。由于他的资历而被许多人亲切地称为“许老爹”,成为了新党的精神领袖,还担任了新同盟会的会长。

这些年,父亲为祖国统一做了很多工作。在台湾,他参加过反“台独”大游行,跟着游行队伍一走就十几里;他去日本、俄国、德国参加过世界华人反“独”促统大会;他到香港、澳门参加过回归庆典;还到北京参加过辛亥革命纪念庆典。在庆典活动的发言稿中,他写道:“所有中华儿女都应该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

父亲到过上海,汪道涵接见了他;2001年代表新党到北京,江泽民总书记、钱其琛副总理接见了他,并就两岸关系达成了六点共识。2002年上半年,他忙于运作台湾地方选举事宜,目的是让赞成祖国统一的人士多当选。

2002年,陈水扁认为时机成熟,疯狂地抛出了“一边一国”的论调。父亲很气愤,在公众前公开表明立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一边一国”!

20059月,在北京举行的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活动,父亲和台湾几位参加过抗战的老将受到国台办的邀请。会期将近,父亲突然生病,高烧40度,住院打点滴。当他知道被邀请的人中有的因年老体弱、行动不便而不能参加会议,有的因为害怕台湾当局扣“红帽子”不敢去参加会议,心中非常不安。他在开会前说服主治医生办理了出院手续,乘第二天早上的飞机赶往北京参加会议。他拖着带病的身体,坚持在北京开完会议后,又赶到福州以新同盟会会长的身份参加中国同盟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会议中父亲阐述了台湾新同盟会反对“台独”与促进国家统一的几项重点工作:消除两岸的仇视;加强两岸经济交往,加强两岸人民往来;推动《国家统一纲领》。99日又赶到南京,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向守志先生一起参加在当年接受日本投降的原址(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所举行的两岸同歌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活动。

看到已85岁高龄的父亲不辞辛劳地在两岸奔波,我很心疼,有时也劝父亲:“爸,您也是85岁的高龄了,何必还这么辛苦呢?也该休息了。”父亲对我说:“傻丫头,你知道吗?人生七十才开始,你爸爸还年轻。”接着又叹口气说:“我多么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两岸中国人共走一条和平统一之路啊。”我不禁泪流满面,心里暗暗地说:爸爸,敬爱的爸爸,您的女儿将和您一样,为了两岸早日和平统一,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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