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建新中国、人民政协伟大事业的进程中,民革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中的一员,作为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在重要历史节点,回顾民革和民革前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与新中国建立和建设的历史,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极强的现实意义。
——民革中央主席 万鄂湘
杨杰(1889-1949),又名漱石,字耿光,云南大理人,1948年加入民革。民革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49年9月,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之后,在北平正式召开。在这庄严而隆重的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出了一个临时动议,由主席团以大会名义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杨杰家属致唁,并特许杨杰为列名缺席代表。杨杰是谁?他为何在会议召开前去世?又为何能得此殊荣呢?
从“走方郎中的儿子”到“天才将军”
1889年1月25日杨杰生于云南大理一个贫寒的家庭。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二。父亲杨汉章是个走方郎中,也就是串村走巷行医的江湖医生,但是他殷切地期望自己的孩子日后能成为人才,因此,宁愿自己过着清苦的日子,也要送孩子们去读书。6岁杨杰入私塾读书,他天资聪颖,对所授之课接受很快,所读之书过目不忘。在考入大理敷文书院读书后,他目睹了《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苦难,从此立志以救国为己任,立志学好军事、学好科学。1905年,杨杰与同乡好友宋福昌到昆明报考京师大学,因考期已过,便转考云南陆军速成学堂。在校期间,杨杰因成绩出众,被清政府保送到保定陆军北洋速成学堂学习,后又被清政府保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采用军国主义的教育方式,要求非常严格,学习训练生活异常紧张,学员很少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许多同学因受不了而叫苦连天,杨杰却不然。他从小吃惯了苦,一种求进取、求本领的思想支持着他顽强地、准确地完成了教官的要求。在战术学课程中,他特别喜欢包围战术。后来,他将这种战术与中国《孙子兵法》中的《虚实篇》结合在一起,再加上他自己的独特见解,发展成为《口袋战术》,即诱敌深入后,两翼包围,扎紧袋口而消灭敌人。在日本学习期间,杨杰意识到中国要想御侮图存,应该向西方学习,发展工业,建设独立的国防,从此他决心走军事救国的道路。1911年,已经参加了同盟会的杨杰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期炮兵科毕业回到国内,参加了辛亥革命。1912年,杨杰回云南参加了蔡锷的军队。此时,原贵州都督杨柏舟率数万部队,由湖南进入贵州,进攻唐继尧部。唐继尧在贵州因兵力不足,与蔡锷商量后,调杨杰的部队在贵州铜仁堵击敌军。在铜仁交通要点大鱼塘,杨杰精心布置指挥,成功地以少量兵力,牢牢扼制住敌军,使大鱼塘的交通得以畅通无阻。经过两个月的恶战,大获全胜。这是杨杰留学日本回国后指挥的第一次战役,也是他以少胜多、运用自己擅长的“口袋战术”的第一次实战胜利,在近代军事史中称“杨杰黔东之捷”。在参加护国运动后,杨杰被委任为留学生监督,率领由青年军官和讲武堂学员组成的留学生前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为了“彻底铲除依赖外国的劣根性”,建设自己的工业、自己的国防,杨杰以中校身份自费考入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在日本陆大学习期间,杨杰生活非常清苦,他把节约下来的钱都用于购买图书资料。他在自己的寝室里,挂满了各国的军事地图。他还搜集了各国的战例照片以及各种最新武器的图案,画了各式各样的战争图表进行比较,细心研究。日本陆大经常让学员参加海陆空军大演习,以训练和考察学员的军事指挥能力。杨杰因为成绩优异被选为统帅,指挥演习。在指挥中他得心应手,并有独特的创见,得到日本天皇的赞赏,毕业时名列第一,天皇赐予宝刀。从此,他有了“天才将军”的名号。法国著名军事家霞飞元帅到日本陆大参观,学校预先选拔了几个学员以备咨询,杨杰是其中之一。他口若悬河、旁征博引,卓越的军事见解使霞飞元帅的眼前一亮,断言:“此人将来必成东亚杰出军事人才”。出色的军事才能,使杨杰受到日本军界的尊重,成为军事界著名的人物。1924年杨杰从日本陆军大学第十五期毕业时,日本当局请了知名人士及杨杰的朋友劝他留在日本,许以优厚待遇。杨杰不为所动,他惦念着灾难深重的祖国,断然拒绝这一要求,坚决回国。
蒋介石的“得力干将”却和蒋分道扬镳
1924年12月,杨杰任国民军参谋长,次年3月,任国民军第三军前敌指挥官。9月,任河南陆军训练处教育长。虽然一路升迁,但他看到孙中山先生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就毅然离开国民军投奔广东。中原大战时,杨杰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及第二炮兵集团指挥官。杨杰配合第三师击破马牧集冯、阎军阵地,为蒋介石解除了困境。以后,他又替蒋介石拟订作战计划,提出利用拥兵关外的张学良攻击阎、冯军的主张,并就进攻方案作了具体布置。在后来的战斗中,各路军按杨杰部署进入阵地,都按计划顺利地取得了胜利。之后,杨杰又指挥第二炮兵集团协助郑州方面作战。直到张学良发出拥蒋通电,阎、冯失败,历时半年之久的蒋阎冯大战,最终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结束。在中原大战中,杨杰为蒋介石“一统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由于对蒋介石的反共独裁政策不满,杨杰和蒋介石关系逐渐疏远。1933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完成建立“满洲国”的侵略计划,开始向热河进攻。1月1日,日军进攻山海关,何柱国部奋起抵抗,长城抗战开始。蒋介石派杨杰参加北平军分会的作战指挥,并任杨杰为第九军团司令官,指挥第十七军徐庭瑶所部关麟征、黄杰、刘戡等师,在长城古北口一带抗击日军。日本天皇知道杨杰指挥军队在古北口一带抗击,下谕日本侵略军:“‘支那’名将杨杰指挥中国军队抗击,尔等要格外小心。”杨杰参加长城抗战,是他第一次指挥对外国侵略者的作战。他提出了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和计划,但是,遭到何应钦的反对。由于蒋介石也推行对日妥协政策,不支持杨杰的意见,杨杰愤而辞职。蒋介石信赖何应钦,消极抗战,积极妥协,结果华北战事失败。为此,杨杰非常气愤,他到处抨击对日妥协的可耻行为。蒋介石为此感到恼火。不久,派杨杰出国“考察”。他到莫斯科时,斯大林数次接见了他,对他所著《蒙古骑兵之性质及其使用法》一书深为赞赏,并称杨杰为“战略专家”。他到英国时,识辨了英国的伪国防计划,英国国防大臣送给他一个“军学泰斗”的称号。杨杰对这些国家的访问与考察,使他有机会了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不同制度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情况,并加以比较和研究,悟出了孙中山先生“以俄为师”的真谛,开始萌生了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信念。1934年秋杨杰回国后,写成《欧洲各国军事考察报告》一书,向蒋介石建议:赶快进行重工业建设,进行以国防工业为重心的根本建设,克服依赖外国武器的弱点,力求自强,建设独立自主的兵器工业。蒋介石任命杨杰为参谋次长、代理总长、陆军大学教育长、城塞组长、防空委员会主任。1935年4月4日,杨杰晋升为陆军中将。虽身居高位,但杨杰性情耿直、嫉恶如仇,并不肯曲意逢迎。他奉蒋介石之命检查航空委员会新买的飞机时,发现内中有几架是用报废的飞机充抵的,非常气愤,如实地报告了蒋介石。却没考虑到当时航空委员会的负责人是孔祥熙,杨杰此举既得罪了孔祥熙,又使蒋介石十分尴尬。从此,杨杰去见蒋介石,蒋介石都不露面。不久,四大家族中一些要员向蒋介石控告杨杰在修筑南京城防工事中贪污公款,蒋遂逮捕并枪毙了他的军需处长和副处长。杨杰一气之下,辞去了防空委员会主任一职。
出任特命全权大使,争取苏联援助
七七事变后,杨杰将军积极拥护中共中央为国共合作发表的宣言,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为了实现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共合作,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1937年8月22日,蒋介石任杨杰为特派军事代表团团长,前往苏联争取援助。杨杰在拜会苏联领导人时,强调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强调了中国抗战与苏联和世界的利害关系,要求苏联给予贷款及军事物资援助。9月21日,中国获得苏联第一批军事物资。10月,苏联给中国两次贷款,各为5000万美元。1937年10月15日,杨杰晋升陆军上将。为了进一步争取到更多抗日援华物资,蒋介石1938年8月任命与苏联关系密切的杨杰以军事家身份,出任中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杨杰在苏联期间,经常受到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等最高领导人的接见,并经常去集体农庄和工厂参观。他广泛地接触了苏联劳动人民,了解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又认真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共产国际史略》等。他认为“苏联是现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国家”,它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它的经济是计划性的,其经济建设的特点是工业化、军事化进行两面作战的经济体系。它的国防建设是受恩格斯“武器、编成、组织、战术和战略等,是依存当时的生产和交通状况”的军事理论指导的。他从军事观点出发认为:“苏联的社会制度解决了国防建设中‘国防人’的问题,因而苏联的制度是建设理想国防的制度。苏联的外交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掩护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发展的武器。”1940年初,国际上掀起一股反苏反共的逆流,蒋介石与此相呼应,在国内也挑起了反共摩擦。在这样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蒋介石免去了杨杰驻苏大使的职务。杨杰明知可以留在苏联或到其他国家去“休养”,而如果回国他的日子不好过,但他“念念不忘抗日”,拜辞了苏联领导人毅然回国。杨杰刚回国时,国民党《中央日报》记者曾往访问,杨杰说了这样几句话:“中国若是徘徊歧途,不能当机立断,决定对苏联外交政策,将必成为波兰之续。”次晨发表在报纸上。蒋介石见报大怒。此时,杨杰因割治眼瘤,躺在医院里。蒋介石派戴笠及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前往问罪。杨杰坦率地向戴笠、王世杰说:“我发表的是意见,是要提高国人的警觉性,公开发表在报纸上倒不是我的本意。你(指王世杰)为宣传部部长,《中央日报》为你所管,你自己为什么不注意?记者问我时,我还告诉他,此系私人谈话,不必发表。你们现在该把我怎么样便怎么好了。”王、戴两人默然而去。蒋介石无奈,遂给了杨杰一个军事委员会顾问的闲职,留在重庆。
投身民主进步活动,创建民革
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特别是在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领导下的南方局直接关怀下,杨杰积极投入民主革命运动。1945年10月,他与谭平山、陈铭枢、王昆仑、郭春涛等民主人士组成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杨杰是民联七个常务干事之一。民联成立后,经常组织进步人士座谈国际国内时事,宣传中共的政策,用客观的态度分析形势,使这些人在政治上有明显的进步。为此,董必武同志曾鼓励说:“你们这个座谈会搞得很好。抗战的胜利,民主的实现要靠大家去做才有希望。你们交了许多同情革命的朋友,也是对我们党的支持。”1947年,杨杰得知李济深、何香凝等人在香港筹建国民党民主派组织,便写信建议民联与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促)等组织联合起来。1947年底,李济深、蔡廷锴为首组织的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谭平山、郭春涛、陈铭枢、杨杰为首组织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王昆仑、许宝驹、钱俊瑞等为首组织的民主革命同盟三个组织联合其他国民党民主派和民主战士何香凝、柳亚子等,在香港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主张,联合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内政。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民联成为民革的一个组成部分,杨杰当选为民革中央执行委员,负责西南四省(川、康、滇、黔)的组织、活动工作,同时仍继续领导民联的工作。
一个“转转会”,指挥了西南四省的策反
杨杰作为民革中央执行委员,负责担任西南四省的组织活动工作,同时继续领导民联的工作。杨杰把重庆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与民革合并的想法和甘祠森交换意见。甘祠森在征求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后,转达了“还是不合并好”的意见。于是,杨杰就和甘祠森、黎又霖商量:民革与重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虽然不合并,但是两个组织是兄弟组织,要互通声气;民革以联络军界人物为主;重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主要还是搞民主运动。杨杰继续负责重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工作。黎又霖调到民革协助杨杰在西南四省建立发展组织。此后,杨杰更加积极、繁忙地开展民主革命工作。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内部迅速分化。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包括曾经是比较反动和顽固的人,也开始徘徊和动摇,都想寻找进步关系。不少人找到杨杰。此时共产党也帮助并指示杨杰主动去做某些人的工作。早在1943年的一次宴会上,杨杰认识了金绍先,并深知金绍先的为人,因而主动约他到家中进行了几次长谈。谈话中,杨杰知道金绍先要去新疆,即告诉金绍先要小心从事。1945年10月,金绍先在迪化任市长,杨杰以介绍友人游新疆之名,向金绍先通报了组织发展的情况,以此影响金绍先。金绍先深为感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金绍先在政治上的转变过程。1946年民联中央机构迁上海,杨杰聘金绍先任西南执行部的委员,同时先后还聘了以熊克武、刘文辉为首,包括金绍先在内的67名委员,通过这一组织争取同志和开展工作。杨杰在这些活动当中,也运用了高超的斗争艺术。在这段时期里,为了迷惑国民党反动派,他常常与一些自称是他学生的国民党军政头目一起吃饭、打牌,应酬自若。1948年冬,杨杰对甘祠森和黎又霖说:想找几个人开一次时局讨论会,讨论战争的发展对西南四省的影响,以促使人们迅速转变态度,认清形势,加快反蒋的步伐。于是,甘祠森和黎又霖找了一些人来。讨论会上,杨杰对蒋介石政府的腐朽无能作了深刻的分析,说明蒋政权已失天下人心,而蒋介石本身也没有什么军事指挥才能。事实上,他人到哪里,哪里就丢掉,所以蒋介石的失败是无可挽回的。当然,战火烧到长江流域,蒋介石仍然会把西南作为他兵源和粮源的大后方。因此,蒋介石一定要强化对西南的统治。那样,西南就苦了。如果,西南自己能够组织起来,拒蒋介石于西南之外,那么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形势。而且西南四省,四川是关键,蒋介石掌握不了四川,也就无法在其他三省立足。所以大家认为“保川拒蒋,迎接解放”应该是目前进行民主运动的方针。时局讨论会,使同志们在复杂的局势下,找到了工作的目标。不久,杨杰又找黎又霖和甘祠森商量,告诉他们:“我想把重庆民主党派的一些领导组织起来,搞一个‘转转会’(轮流请吃饭的意思)讨论时局,交换意见,协调行动,人数不宜多,要彼此相知的,你们看行不行?”杨杰遇到有大事都找甘祠森商量,是因为他知道甘祠森会把他的意图转报共产党。这样就能主动争取共产党的领导,听取他们的意见,得到共产党的支持。 杨杰搞“转转会”还有一个重大的意图:要把西南四省反蒋的“实力派”,如龙云、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联合起来,然后再把李济深所联系的桂系联合在一起,整个西南就可以构成一个强大的、能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的力量。因此,他积极策划,要各民主党派从政治上互相配合,使这个西南大联合的战略意图得以实现。“转转会”每两三周,或者一个月开一次,直到1949年5月,杨杰离开重庆时才停止。杨杰认为这样做,就把民主党派的领导,集中在这张饭桌上来了,办起事来也就方便了。“转转会”通过互相交流情况,分析形势,增强了“人民必胜、蒋介石必败”的信心,对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起到了重要作用。1949年初,四川军政界中的一些人,包括亲蒋和反蒋的势力,都在酝酿所谓“民众自卫”。当然,两种势力的意图各不相同。“转转会”利用这个机会,向反蒋爱国人士做工作,约定各人根据自己的党派和个人的条件进行工作。
黎明之前,牺牲在特务枪口下
1949年6月,杨杰的学生、国民党陆军大学代理教育长杭鸿志来找杨杰,希望他去对教官及全校教职工发表谈话,目的是动员陆大教职员,为起义作思想准备。杨杰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一邀请。杨杰深知,陆大教职员工中,绝大多数未和共产党打过仗,思想包袱不大,但由于国民党的宣传,也有一些人存在思想顾虑,特别是他们的家属,所以对陆大的教职员工做一些思想工作,使他们认识到国民党的败局已定,应该正确选择自己的前途,很有必要。
他首先在陆大教官联谊座谈会上全面具体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之后,杨杰又在陆大全体教、职、学员中作了一次形势报告,说明蒋介石必败、共产党必胜的道理。同时介绍了苏联对帝俄时代的旧军官十分重用和优待的情况,并指出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一定要创办正式军事学校,会像苏联那样对待陆大成员。因为陆大成员均具有一定的军事技术知识和教育经验,对军事教学还是有用的,陆大成员对共产党又没有深仇大恨,共产党一定会用,没有忧虑个人前途的必要。这样,许多人的思想顾虑消除了。终于,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教育下,在人民解放军二野司令部派去的地下工作人员陈济生等的具体安排策动下,1949年12月1日,国民党陆军大学全体人员在重庆宣布起义。
7月下旬,杨杰为加快起义进程,秘密给刘文辉部一团长写了一封亲笔信。不料这封密信落到保密局西南特区一组组长李瑞峰手中。蒋介石很快得知此事,深感不安,指示毛人凤迅速将杨杰扣押起来,听候发落。就在特务们正要动手之时,杨杰因事离开了云南。中国共产党对杨杰的安危非常重视和关心,几次电邀杨杰北上参加新政权,潘汉年也劝告他尽快离滇赴港,绕道北上。但杨杰考虑到他在西南策反工作已有一定的基础,顾虑因他突然离开会产生不良后果,故请中共中央容他暂缓一步离滇,再次向党表明个人安危没什么要紧,希望继续在昆明活动。然而令他没有估计到的是,不久云南风声骤紧,形势突然变得严峻起来。
由于蒋介石曾在重庆当面命令卢汉逮捕杨杰,卢汉一回到昆明马上通知杨杰赶紧转移。9月9日,杨杰由其女婿朱健飞秘密护送到机场,神不知鬼不觉上了飞往香港的班机,到达香港后入住了湾仔轩尼诗道的友人寓所。得到抓捕命令,早就监视杨宅的特务没想到扑了一个空,蒋介石大怒。毛人凤亲自将杨杰家中抄出的日记及来往信件等一一翻阅,从书信中得知,杨杰与友人李宗理一直有来往,随即布置了一个暗杀计划。由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找人模仿了李宗理的笔迹,写了一封信给杨杰。叶翔之亲自带着保密局人员陈家庆、李宏继、吴其宁赶到香港,设法打听到了杨杰下榻处。19日晚10时,他们偷偷来到杨杰住处。吴其宁在门前监视,李宏继守在住所楼梯掩护,陈家庆则带着伪造的李宗理给杨杰的信,上前敲门。当佣人开门后,陈家庆佯称有李宗理的信要面交杨杰,杨杰即由内室来到客厅。当杨杰毫无戒心地取过信坐在藤椅上拆阅时,陈家庆突然拔出手枪对准杨杰胸部就是一枪,紧接着又对其头部补了一枪。就这样,一位富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军事理论家、战略家、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中国共产党代表团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提出文首的动议后,当天解放区各报头版加以报道。民革中央亦电唁杨杰家属,唁电说:“惊悉耿光同志应召出席人民政协会议,途中在香港惨遭匪特杀害,易胜痛悼!耿光同志致力民主革命贡献甚多,当此新中国正在诞生,反动统治宣告灭亡之日,耿光同志死而无憾。尚望勉抑哀思,继承遗志。特此奉唁。”
◎ 主要参考文献
1.《杨杰将军传》,杨德慧,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2.甘祠森《回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云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六辑》,政协云南省委文史资料委编,1981年。
3.陈赓雅《回忆〈民生报〉》,《中国西行文献丛书.第一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
4.杨汉生《回忆与杨杰将军联系》,《昆明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政协云南省昆明市委文史资料委编,1985年。
5.杭鸿志《关于重庆陆军大学起义的实况》,《昆明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政协云南省昆明市委文史资料委编,1985年。
6.张天放《回忆杨杰同志》,《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三编.第十五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
7.张天放《回忆“双周聚餐会”》,《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三编.第十五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
8.潘大逵《回忆杨杰先生》,《风雨九十年:潘大逵回忆录》,成都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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