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形成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1876年生于天津的张伯苓被尊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中国近代体育先驱”。事实上，这位一辈子献身教育的教育家，也是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最早倡导者，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中国全运第一人”“中国注重体育第一人”。有人曾经这样总结：中国近代教育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像张伯苓这样倾心体育、精通体育。

在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学校里，体育真正摆在与智育、德育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排在第一位；1949年以前我国举办的七届全国运动会，张伯苓皆为组织者并以总裁判长的身份出席；他曾发起、组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并担任总负责人，1931年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该会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包括其孙辈、曾孙辈几乎都与体育有着不解之缘……在张伯苓的嫡孙、全国政协常委张元龙看来，南开学校只是张伯苓教育以及体育体系中的一隅，张伯苓的体育理念甚至超越了狭义教育的领域，“完整的教育，包括体育，包括民族精神，包括国家观念，造就完全的人格。”有这样一种说法：张伯苓先生的教育事业，首先是体育。的确，据不完全统计，在张伯苓一生担任的社会职务中，体育相关职务近70个，较其他方面占比最大。

鸡毛掸子杆上练跳高  体育课每周两小时以上

早在1892年张伯苓任严、王两馆私塾教师时，那会儿士大夫阶级、读书人还是宽袍博带、端着长指甲、迈着方步，他已觉悟到身体锻炼的重要，带着他的学生跳高、跳远、踢球、赛跑等等。那时张伯苓在严修家馆讲授的科目除英文、算术、物理、化学外，便特别增设了体育课——他用鸡毛掸子杆作为跳高的跳竿，让严家子弟把辫子盘在头上，穿着靴子，掖起长袍的衣襟，在鸡毛掸子杆上练跳高，竿子升高了，就在椅子上垫书本；家馆没有木马，就让学生屈身，两手撑膝，排成一列，然后鱼贯腾跃，代为木马练习……当年西方体育传入中国，最初主要局限在军队和军事学堂，塾馆至多传授些养生健体的拳术，当时的张伯苓不仅大胆把体育列为私塾的必备课程，还积极以课外活动方式开展新式体育，踢足球、骑自行车、练哑铃等，夏季时鼓励学生穿短裤参加体育锻炼。体操，同样是张伯苓在严馆教授的另一门课。有相关记载表示，严修严氏子弟的体操练习属对图自学，而张伯苓恰恰在军校受过专业操练。据说张伯苓那会儿还将上水师学堂时做体操用的哑铃和棍棒画出图样，让木匠定做后给学生们练习。张元龙认为，这不仅是“做体操”，也不仅仅是“体育课”，“这是张伯苓对中国近代乃至现代体育教育（把体育当作教育）开创性的贡献。”

用体育根治民族社会之病

清末翰林严修在天津创办了南开学校，张伯苓被聘为校长。“痛矫时弊、育才救国”是南开当时的办学宗旨，如何达到这一目的？张伯苓列了“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团体组织、道德训练和培养救国力量”五大训练方针，列在首位的便是体育。对于张伯苓而言，体育不仅仅是一项体能训练。“体育发达，非身体之强健已也，且与各事均有连带之关系。读书佳者宜有健全身体，道德高者宜有健全身体。”他认为，近代中华民族之大病有“愚、弱、贫、散、私”五端，大可通过体育来根治。

“南开学生的体质，决不能像现在一般人那样虚弱，要健壮起来。”也因此，体育教育便在南开风风火火地开展起来，各年级每周都有二个小时以上的体育课。老人回忆起在重庆南开中学的生活曾有这样的描述：“每天下午三点半，教室全部锁上，每个人必须到操场参加一种球队，除了下大雨，天天练球、比赛，无处逃避。”这即是张伯苓在南开推行的所谓“强迫体育”。南开当时规定本校学生体育成绩必须达到一定标准，考试不及格者强迫运动，及格者也要选择一定的项目定时练习。学校每年都定期体检，对于身体某部分特别弱的学生，必须加强锻炼以弥补其不足，否则不能毕业。作为私立学校的南开，办学经费捉襟见肘是常有的事。但对于体育经费的投入，南开却不遗余力。上世纪20年代中期，南开在校生不过千余人，却有15个篮球场、5个足球场、6个排球场、17个网球场、3处器械场，以及两个400米跑道的标准运动场。其重视体育的程度可见一斑。

“奥运”“全运”第一人常与学生一起踢足球

张伯苓乐于以举办运动会来培养学生对体育比赛的兴趣，促进社会体育运动风气。张元龙也很认可祖父的这番见解，“体育似乎离不开竞技。适当形式的竞技，可以极大地激励人的精神，挑战人类体能的极限，不断促进体育运动的发展。”

1907年，张伯苓就曾经带领学生参加了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在南市举行的运动会，其中一名学生还取得了跳高第三名的成绩。不久，在其倡导下，私立南开中学堂举办运动会并附设津埠小学运动会，专约全市各小学校学生到会比赛，优胜者由南开备赠奖品。由此也便改变了小学体育竞赛无人问津的状况，活跃了天津小学体育运动。1908年南开学校成立四周年之际，举办了第一届全校运动会。此后，几乎每年南开都要举办运动会。这也成为南开体育的一大特色。据说张伯苓言传身教，还经常与学生一起踢足球，不时亲自带领学生参加比赛。1935年以南开队主力队员和北宁队组成的中北足球队，在参加“爱罗鼎杯”比赛中，连续挫败在天津的英国队、俄国队和世界队等，获得冠军，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战胜洋人而夺标的足球队，张伯苓当时还高兴地宴请了全体队员。在南开，运动员最荣耀，最受师生爱戴。每当运动员从华北运动会、全国运动会及远东运动会载誉归来时，学校都要举行盛大的欢迎活动。南开篮球队威震全国，被誉为“南开五虎”，“南敏”排球队多次问鼎华北冠军，足球队则两夺“爱罗鼎”杯……南开的体育发展得很早，无论是田径赛或是各种球类，包括篮球、足球、排球、棒球、网球等等，还有武术会都相当发达。那时候，南开学校涌现出一大批优秀运动员和运动代表队，在天津、华北、全国、远东各类运动会上往往都有出色的成绩，多人打破全国纪录。1910年10月18日，全国体育界人士在南京“南洋劝业会”的场地上举办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学界运动会。作为运动会的发起人之一，时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董事的张伯苓担任了此次运动会总裁判。同时，作为教育家的张伯苓还率领直隶各学堂十六名学生参赛，与华北其他学校一起获得了中等组总分第一。体育史学界也将这次运动会定义为“首次以奥运会模式的全国性的体育竞赛大会”，称其“竞赛组织形式”“召开时机的选择”都类似于奥运会模式，“使一个以奥运会形式为蓝本的体育赛事活动”从此走向全中国。张伯苓可谓全国体育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1949年以前，中国共举办过七届全国运动会，他均是组织者并以总裁判长的身份出席。可以说，张伯苓不仅是中国奥运第一人，也是中国全运第一人。

近代体育事业和产业天津最早发展

用张元龙的话说，以伯苓先生以及南开学校为代表，天津是中国近代体育的发祥地。“中国的体育是从学校走向社会，从社会走向全国，从中国走向世界的，这一切都是从天津出发的。”而这其中，有一件事往往被人忽视——中国近代的体育产业也是在天津最早发展起来的，比方说天津的“利生体育用品厂”。“当时，伯苓先生觉得，体育器材都是用外国人的，应该有中国人自己的品牌，于是，伯苓先生和南开学校既当股东，又当客户，竭尽全力支持民族体育产业。”

如今，中国早已成为一个体育用品生产大国，但是，如何在中国制造中解补上高精尖体育器材的席位，在国产体育用品中提升技术含量，这一点，天津作为有历史的工业城市，作为中国体育事业和产业的发祥地，应该有新的、更大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