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身边有很多能人,像我们之前报道过的李弥、孙立人等,但有一位极为特殊,蒋介石称他为“寿如吾弟”,蒋经国称他为“寿如我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让蒋家父子如此青睐?他叫刘安祺,字寿如,国民革命军陆军总司令。这个从山东峄县走出去的普通男孩,历经战火考验,一步步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他还当过青岛警备区司令呢。
刘安祺从小爱吃亏
谈及刘安祺的名字,台湾中华齐鲁文经协会秘书长于春珩脱口而出:“他真是个大好人,不管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他都一样对待你。”这种老好人的形象,跟他从小爱吃亏的性格有关。
1903年,刘安祺出生在峄县的义和庄,字寿如,乳名开秦。在那个只有7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有着300亩田地的刘家是大户,后因匪盗横行,他们不得不搬到了附近的韩庄镇。为补贴家用,刘安祺的父亲刘宜德开了一家杂货店,专卖针头线脑之类的小东西,之后生意做大,取名德泰恒。
刘安祺7岁进入私塾,读《千字文》、《论语》、《孟子》等,12岁时又到韩庄镇高等小学继续学习。提起孩童时代,他在《刘安祺先生访问记录》(以下简称《记录》)中说:“小时候很喜欢看小说、听书,但因家教甚严挨了不少骂。”
小时候的刘安祺并不像后来战场上那么勇敢果断,甚至在村里人眼里“老实得有点窝囊”。这是作家李近仁在《刘安祺将军生平》中对他的评价。李近仁在书中这样说:“在韩庄和刘安祺同班的同学很多,每当他们谈起童年时代和刘安祺撕闹取乐的情景,都觉得好笑和不解,刘安祺小时那么老实、窝囊,怎么会率领千军万马,叱咤风云,成了上将军呢?”这其中还讲了刘安祺的几件小事。
刘安祺喜欢发呆,别的小孩在玩,他只在旁边呆呆地看着。老实的为人让比他年纪小的孩子也敢欺负他,每到这时他既不恼火也不还手。有一次放学回家,七八个小孩在后面追他,他只能使劲往前跑,正好碰见老师,老师批评他:“开秦,你这么个大个子,还惹小孩?”刘安祺委屈地解释:“我没惹他们,是他们欺负人。”七八个小孩这才嘻嘻哈哈地散开了。
有人可能认为刘安祺很傻,但并不是这样的,他只是听从父亲的教导“学吃亏”。要先学会吃亏再学会做人,做人要自求多福,不叫人可怜,别处处让人帮助。这三个字伴随刘安祺一生,他自己也在《记录》中说:“当时家里中堂有人写了一个‘学吃亏’的匾……”
刘宜德是个本分人,这么严格的教育方式,无非是想让刘安祺将来能接下自己的生意,成为一名品德高尚的生意人。如果刘安祺没有接触“五四运动”以来的进步思想,没有参加上街游行,或许会实现父亲这个心愿。偏偏16岁的刘安祺已经有颗抗日爱国心,当他把老太爷买的日本草帽烧掉时,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便开始了。
考黄埔军校考官是陈果夫
1920年,17岁的刘安祺结了婚又考上私立山阴中学,刘家双喜临门,只是军阀混战学校受到影响,还没毕业的刘安祺只能被迫暂时回到家中。这种情况最高兴的莫过于刘宜德,德泰恒的生意越做越好,正需要儿子回来帮他管账。只是穿着工作服、站在柜台前的刘安祺心思根本不在这里,不仅做了很多糊涂账,还跟客商起了争执。《刘安祺将军生平》一书中说:“那时韩庄经常是军队过往,军队都使用军用票,军队一走就倒号,成了废纸。刘安祺因站柜台不要军用票,被当兵的辱骂之后还挨了几记耳光,差点惹了大祸。他好心为一位客商砸了一次店保,结果被人坑了,赔了两部缝纫机的款,可把刘宜德疼坏了。”
郁闷的刘安祺想起了历史老师孙树成,孙树成是老同盟会员,也是刘安祺颇为敬佩的人。孙树成曾劝他投笔从戎,去考黄埔军校,受其影响,1924年冬,刘安祺约了几个同学去考黄埔,说是去上海考大学,考不上就回来。《记录》中说:“以勤奋好学,以孙树成先生激赏,受三民主义思想及革命救国理论熏沐,乃奠定投笔从戎志节。时国父委蒋公介石创办陆军官校于黄埔。”
这个决定让刘宜德接受不了,他怎么都想不通一直听话的儿子怎么会有这种思想,本以为结婚成家能留住儿子,现在看来根本没什么作用。刘安祺不管怎么跟父亲沟通,都无法征得父亲的同意。眼看着报名的时间快到了,他不得不央求母亲程氏。最后,还是母亲偷偷给了他40块大洋送他离开。
那次招生,主考官是陈果夫,刘安祺通过了初试,又在全国370位考生中脱颖而出,最终以73名的成绩被黄埔军校录取,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
第一次东征,没有丝毫战争经验的他只充当了“挑夫”的角色,负责运送弹药。之后他进入突击队,做为先锋冲在前头,那场战争让不少同学丧命,刘安祺也身中两枪,幸好都打在了雨衣上,侥幸逃过一劫。短短一年中,历经了两次东征和数次战役,到毕业典礼时同学已经少了一多半。那天,北方人粗狂的身躯让刘安祺获得了一次机会。“毕业典礼时,校长(蒋介石)亲自点名,那时我晒得比现在还黑,因为是北方人,身体比别人高大,人也长得粗犷,所以校长特别把我叫出来,问我是哪儿人。当场一共挑了十四、五个同学,准备派我们去当署连长(代理连长)。”
胡宗南“三顾茅庐”
真正的军事生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从见习排长到排长,再从机关枪连连长到步兵连连长,刘安祺在这其中经受了很多。他太年轻,得忍受老兵对他的嘲讽;为了给士兵示范动作,他挑灯夜战做准备;后来到步兵连练兵,他又得天天练习打枪。就在这个过程中,年纪轻轻的刘安祺成长起来了。
1926年北伐,时为连长的刘安祺浴血奋战。有一次追击敌人,一天走了100多里路,走得脚都流血。刘安祺将这段经历写进了《记录》中:“那时我们都穿草鞋,一个月发一双布袜子,长途行军,袜子顶多穿一两个礼拜,所以大家都赤脚。”在北伐战争中,刘安祺随北伐军浴血奋战,攻福建,下杭州,跨湖州,越上海,到镇江,一面打一面追击敌人,一直打到淮阴。
驱云在《功过上将军是非刘安祺》一文中写道:1927年9月的龙潭之役,刘安祺任敢死队长,带着敢死队冲锋陷阵,屡建奇功,一举歼灭孙传芳的精锐,受到蒋介石的赞誉,被提拔为警卫团二营营长,蒋介石到哪里都会带着他。自此,刘安祺声名鹊起。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任团长的刘安祺奉命驰援十九路军,驻守在江湾,靠近吴淞炮台,是日寇飞机炮火最密集的地方。那场战争打得异常惨烈,最后连火夫和通讯兵都用上了,连参谋和随员都战死了。多次与日寇展开白刃战,打得血肉横飞,死伤不计其数,树上都挂着死人肉。在湖沼之地中想找隐蔽都不容易,不得已只能扒开坟墓当掩护,水没及腰身,从那之后,刘安祺患了风湿性腰痛。谈及这场战役,刘安祺说:“我们阻挡了日本人的野心,把我们抗日的士气提高了,也把我们一口气争回来了。”
有勇有谋、顽强拼搏的刘安祺成为令人钦佩的将领,就连蒋介石最宠爱的高级将领胡宗南也曾“三顾茅庐”,请他到西安任职。1939年,到了西安后不久,日军侵犯,潼关吃紧,刘安祺率78师坚守潼关,对阵五个月后,日军被击败撤退。当时,78师属第一战区,朱德是第一战区的副长官,据说因78师对日作战英勇,朱德经常请刘安祺到家里吃饭。
提到与胡宗南的感情,刘安祺曾经说:“胡宗南先生对我有三顾之恩,私人情感可以说很深厚。胡先生过世的时候,从他咽气一直到下棺材,整个过程都是我安排的,墓地的气象很好,所以胡先生的子孙都很好。”
父亲去世蒋介石送花圈
就在刘安祺与敌人浴血奋战时,他的父亲刘宜德每天在老家院子里烧香磕头,求老天保佑儿子平安无事。直到中原大战结束,刘安祺凯旋归来,把父母兄弟一起接到了南京。住着宽敞的住宅,有那么多人伺候,还有卫兵为他们站岗放哨,可刘宜德的心就是踏实不下来。整日提心吊胆,生怕儿子又要出去打仗。
据说,有一次蒋介石举行阅兵,刘安祺一身戎装出门,刘宜德不放心悄悄跟在后面,看那里站着一排排士兵,他的儿子正骑着大马过来,刘宜德以为儿子又要上战场,竟然冲破警戒线扑了过去,拉住刘安祺的马缰绳说:“开秦我儿,咱不干这玩意儿,太危险了!咱家做着生意,饿不着你……”刘安祺感念父亲对他的保护,但自古忠孝难两全,仍然坚守在战场上。刘宜德看劝不住儿子,整天愁眉苦脸,在南京住了半年便去世了,韩庄人说,刘宜德是生怕他儿子打仗吓死的。
1931年,刘安祺带一个营的士兵护送父亲灵柩回老家韩庄,小小的韩庄被轰动了。李近仁介绍说:“德泰恒院里高搭灵棚,开门七天受吊,喇叭鼓乐、旗牌幡伞,大摆筵席、招待宾朋。一街两巷摆满了花圈、帐子。正中第一个花圈是蒋中正敬挽,第二个是何应钦送,依次师、团,各界送的花圈,琳琅满目,数不胜数。”小时候的刘安祺最抵触拜年磕头,如今身为团长的他,在父亲出殡当天见人就下跪磕头。殡后刘安祺留住韩庄数日,向左邻右舍乡亲一一告别,挨家挨户拜访致谢。
父亲的丧事刘安祺办得轰轰烈烈,也算是弥补了生前对他的愧疚。其中,有两件事一直被人称赞:一是出老殡不收礼,光待客。理由是他常年不在家,收了礼怕之后还不上。还有一件事是,无论你是什么人,只要来吊丧就一律待客,7天内不限餐数。那他跟青岛有什么关系呢?
馆陶路22号原青岛取引所,最初是青岛警备区司令部,刘安祺工作的地方,而在它旁边的那栋建筑名叫“励志社”,刘安祺和他的下属们曾在这里把酒言欢。1948年,刘安祺奉蒋介石之命驻守青岛,离开前,他准备了两万公斤炸药想炸掉青岛,最终心有不忍,青岛这座美丽的城市完好无损地留了下来。随着刘安祺撤往台湾,青岛解放。
刘安祺的秘书是地下党
1948年7月,刘安祺带着二〇四师进入青岛,担任第十一绥靖区保卫任务,驻守司令部及沧口、李村一带。之后,青岛警备区司令部恢复,蒋介石令他兼任青岛警备区司令。馆陶路22号便是青岛警备区司令部的办公地点,隔壁是励志社,是蒋介石拉拢军人的地方。据说,刘安祺和下属的关系很好,常和他们在这里聊天喝酒。在来之前,刘安祺得到的指令很简单,暂时驻守青岛,等到撤退的通知就马上撤退。但他过来一看,完全没有想象中的轻松。
这个时期,没有战争的青岛一点都不安静。从北平、天津、济南等地逃过来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地主豪绅以及平民百姓,一下子把青岛的总人口从此前的60余万人增加到103万人,这已经给刘安祺背上了一个“大包袱”。再加上从1947年就开始的物价飞涨,满大街都能听到叫卖“大头”、“小头”、“黄金”的声音。很多领到工资的工人不再继续上班,而是拿着钱到市场上兑换,否则可能过几个小时这些钱就变成废纸了。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要求市民不得再私自存黄金,于是又掀起兑换金圆券的热潮,之后金圆券也贬值了,物价再度飞涨,饭店不做饭了、商店也不卖东西了,人们又陷入四处兑换黄金的恐慌中。此时,国民政府又下了一道命令:谁倒卖黄金就是犯罪。泰安路市场本是一个兑换黄金的小市场,偏偏有人就撞到了枪口上。11月份,国民党兵在这里抓到一个倒卖黄金的人,请示如何处理时,刘安祺下令:当场枪毙。这个事件也被人们称为泰安路事件。
就是在这种混乱中到了1949年。不光刘安祺在焦急地等待着蒋介石的撤退通知,地下工作者也在做最后的努力。青岛文史专家鲁勇告诉记者:“当时在青岛有21个属于不同系统不同领导的地下工作者,打入刘安祺身边的就有3个人:刘安祺身边的机要人员张明海、第十一绥靖区总务处任道治,还有刘安祺的秘书任林圃。而在胶东路20号还有一处秘密电台,吴荣森等人负责监听刘安祺的秘密情报。”
有一天,国民党的反特务组织监测到了这个秘密电台,吴荣森等人正在准备撤离时,潜伏在刘安祺身边的张明海送来一封机密文件,那是一封蒋介石的手谕,国民党撤退时间从5月25日推迟到6月2日。这个消息至关重要,他们冒着风险将电报及时发出。
把青啤生产设备运到台湾
其实,在此之前的半年时间,刘安祺已经按照指令,秘密准备撤退,并制定了详细的撤退计划。刘安祺在青岛周边布下三道防线,延缓解放军进攻,为撤离争取时间,同时想尽办法调集运输工具运送物资和人员。当时刘安祺兵力号称十万,实际在8万左右,从青岛撤离的国民党官员及家眷数万人。据刘安祺晚年回忆,当时运载的物资有中纺公司的棉纱,还有一些机器设备,比如青岛啤酒厂的生产线。而价值更高的,当属国民党中央银行青岛分行储备的大批黄金。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运输工具。
根据张蓉女士在《国民党秘密撤离青岛内幕》一文中的介绍:“1949年5月7日,第十一绥靖区司令部成立海上运输管制处,对青岛所有船只实行军管。一是扣押在青岛港的一些商船以供撤离使用,二是防止这些船只到达外海发现他们秘密集结待命的船只。能够发现外逃船只的只有美军军舰。刘安祺也说,只有美国人留了几张照片。”这样,通过扣押、调度共征集到5000吨到2万吨的商船七八十艘,集中在青岛外海的秘密地区待命。
据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从青岛撤离之时,国民党军队将能搜刮到的重要战略物资搬运殆尽。这批根据蒋介石命令从青岛搬运走的物资,对台湾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青岛啤酒厂的生产机械设备运到台湾后,台湾公卖局啤酒厂用其生产的啤酒,就是被称为台湾最畅销的啤酒品牌——台湾啤酒。国民党政府运到台湾的黄金,是台湾上世纪50年代稳定物价和经济发展重要的资金来源。
值得肯定的是,国民党从上海密调两万公斤炸药准备炸毁青岛,刘安祺在众多有识之士的劝阻下,改变了主意说,我是山东人,也想在本地留个好名誉。最后把青岛这座美丽的城市完好无损地留了下来。
刘安祺任“陆军总司令”
蒋介石到台湾后,时刻不忘“反攻大陆”,又是大量购买武器,又是成立反攻行动委员会,在外岛练习登陆以及反攻作业、举行大规模的演习,而刘安祺就在演习中担任“反攻联军总司令”。刘安祺曾说:“当时计划主力在金门对岸的围头登陆,此外,潮汕、青岛都是登陆地点。”
作家朱小平、吴金良在《蒋氏家族全传》一书中写道:为了吸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蒋在“反攻”前不断对部下进行“反攻”政治教育。政工部门要求士兵要明确“为谁而战”?要有献身精神,并在每一个士兵的鞋上和皮带上都刻上“光复大陆”的字样。蒋介石还从日本购进大量血浆,准备与大陆决一死战。此时,蒋介石不顾70多岁的高龄,多次在阳明山和凤山基地召开军事会议,询问此次“反攻大陆”有无确胜的把握。当时最先问到黄埔学生、“陆军总司令”罗列时,罗答:“没有把握。”蒋介石闻言大怒,立即撤了罗列的职,并改由刘安祺担任。刘迎合蒋的意图,说:“一切准备就绪,反攻圣战绝无问题”。蒋介石大悦,遂下令“三军”集结高雄附近基地,准备从高雄港登船出发。后蒋介石改变主意,由情报机构派遣特工人员偷袭大陆。
据时任台湾“情报局”督察室主任的谷正文在1990年承认,从1961年至1965年4年间,台湾共派出1800余武装特工人员,最后生还了还不到1/3。
郎咸平的父亲曾是他部下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从青岛撤退的国民党军官,其中有一个叫郎丰津的人,他的儿子便是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郎咸平曾经说,父亲是刘安祺的老部下,而且对于这个当了一辈子军人的父亲,小时候的郎咸平心里有点怕。“我爸爸是个军人,他经常在部队里,很少回家,一个月偶尔回家一两次,他看我总是不顺眼,总是找我的错。他的脾气极坏,我和他很难相处。记得小时侯从来没见过爸爸对我笑过,而我对爸爸从小就怀着很深的敌意。”
确切说,郎丰津是1949年加入国民党第26军,也就是刘安祺的部队的,一参军便被授予了上尉军衔。国民党大势已去后,郎丰津跟着刘安祺撤到了台湾。当时从青岛撤离的国民党军队很多,作为最后撤离的刘安祺部队把青岛能带走的东西都带走了。郎咸平说:“撤退的时候每一个军官一般都带一箱子的黄金、白银,但我的父亲这个人特别有趣,他带了一箱青岛啤酒、三块大洋和我的母亲就上路了。”郎丰津在《八十年风雨人生(国民党空军少将郎丰津回忆录)》一书中也提到,当时花八十美金租了一个水手的床位,他带着怀孕的太太坐了11天的船到了台湾,再回大陆就是40多年后的事了。
世人皆尊称他为“寿公”
绿树成荫的金门岛是台湾著名景点之一,但很少有人知道,这片绿色跟刘安祺有着很大的关系。台湾中华齐鲁文经协会秘书长于春珩是刘安祺的老朋友了,“我随时可以到他府上去,他坐在大沙发上,我坐在小沙发上说话。”他告诉记者:“到台湾后,1958年刘安祺接任金门防卫司令(1958年8月23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炮轰金门”,金门防卫司令胡琏逃回台湾,蒋介石派石觉去金门,石觉哭哭啼啼不敢去,只好派刘安祺去),他叫人修筑地下堡垒,以确保金门十万军民的生命安全。当时的金门岛光秃秃一片,炮战停止后,刘将军又派人到菲律宾买草种,到屏东县小琉球买树苗,动员全体官兵种树,绿化金门。如今金门岛变为绿树成荫、花木成畦的公园与观光胜地。此乃刘将军当年的远见所致,功不可没。”
曾经有人送给刘安祺这样一副对联:朝士无前辈,三军皆儿曹。说的是,当时政府官员三军将领很多都是他的学生。于春珩解释:“刘安祺将军曾经出任联合参谋大学(简称三军大学)校长,受训学员都是高级参谋和高级指挥官。之后又担任国防研究院副主任,院长是蒋中正。国防研究院的阶层很高,调任的对象涵盖党政军以及部会首长以上的阶层。”足以说明刘安祺在台湾的影响力之大。
在台湾很少有人称刘安祺名字或刘将军,而是尊称为“寿公”,称呼久了还发生很多趣事。于春珩讲了这样一件事:“从前不管是蒋经国、李登辉,还是其他政府要员请客,总会把刘将军排在前几名,到场一开口就喊‘寿公’,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给刘将军祝寿,于是握手的、敬酒的、照相的都来了,弄得刘将军啼笑皆非。”
对于刘安祺,于春珩用了这几个词:“他雍容大度、宅心仁厚、乐于助人,是个大好人。”抗日战争时期,他资助很多山东流亡学生报考军校、出国留学,被乡亲们尊称为“山东人的大家长”;他虽身居高位,却没有森严的阶层观念,跟达官显要、贩夫走卒都可以成为朋友,甚至和计程车司机也可以亲切相处。
刘安祺在台湾的房子名叫“平淡园”,这两个字取自他的人生箴言:人我之际看得平,功名之际看得淡。这一切他都做到了。1995年9月9日晨,刘安祺于睡眠中安详逝世,享年93岁。
城市信报记者 宫岩(感谢于春珩先生对本文的大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