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国画水墨，至简至美。

2. 毛泽东说：字的结构有大小、疏密，笔划有长短、粗细、曲直、交叉，笔势上又有虚与实、动与静，布局上有行与行间的关系、黑白之间的关系。比如王羲之的行笔，我就喜欢他的行笔流畅，看了使人舒服。我对草书开始感兴趣，就是看了此人的帖产生的。他的草书有《十七帖》。记住了王羲之的行笔，你再看郑板桥的帖，就又感到苍劲有力。这种美不仅是秀丽，把一串字连起来看，有震地之威，就像要奔赴沙场的一名勇猛武将，好一派威武之姿啊！郑板桥的每一个字都有分量，掉在地上，能砸出铿锵的声音。这就叫掷地有声啊。毛泽东还说，字是有个性的，你可以从它的笔法，从它的一撇一捺来判断这是谁的手笔。可以说，个人的笔迹和字体就代表他本人，代表他的性格。[1]

3.单纯追求网站高点击率的结果一定是先点倒自己。

4.心理伤疤，是人因心灵脆弱受到冲创的记录，更是人战胜脆弱和克服困难的刻痕。心理没有伤疤的人是没有的，如有，那这人如果不是神也一定是天使，反正不属于这个社会。但总揭心理伤疤，更会使人无片刻安宁。一般而言，越是敏感的人，心理伤疤就会越多；同理，这样的人成功的概率也会越大，其前提是不能将敏感变为脆弱。治愈心理创伤的方法是用不断的实践成功让它“结痂”“钙化”和平复。

5. 1975年9月，毛泽东对芦荻说：学文科的人必须懂历史，这是基本功，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野史也大半是假的。可是，你不能因为它假的多，就自己来搞一套历史，不懂了，那是形而上学，是傻子。所以，还必须要扎扎实实地把二十四史学好。[2]

6.1959年，毛泽东在同吴冷西谈话时说：“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3]毛泽东批评这些人不会“读无字之书，听无弦音”。[4]“多谋寡断”的认识根源还是不懂和不讲政治，尤其不懂和不讲文化传播与政治的关系。

7.在各国“笔部队”中最老谋深算的是英国，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只是英国“谋略派”[5]时好时坏的学生。

8.比较而言，英国的文化传播更是一个系统工程：从编撰世界主要国家的历史（比如“剑桥中国史”系列）到塑造国际文化观念（比如英国有意捧红的汤因比的历史观）、国际主流经济学（如连英国人自己也不信的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生物学等工程，几乎全被纳入其文化传播的战略之中。英国人不在乎世界是什么样的，只在乎他们的传播受众心目中的世界与其编造的“世界”是否合拍，其最终目的是让对手国家乃至它的盟国按着英国各式“皇家学会”认可的标准存在或不存在。

9.常言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可英国人要报起仇来，百年也不晚。自丘吉尔起，英国政治家们就开始呼吁欧洲团结以实现欧洲复兴。汤因比在其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中号召欧洲人痛定思痛，用“五十到一百年”的历史，推动欧洲“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最终使欧洲得以“恢复原状”：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的传统组织一再受到打击，欧洲是否能恢复原状，这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要由今后50年到100年的历史来解答。只有经过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改变早已确立的政治与经济组织方式，形成全欧的社会组织，欧洲似乎才有可能在俄美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世界中恢复主权。然而，千百年来的因循守旧、各国的既得利益以及年深月久的憎恨与恐惧，都是压在欧洲背上的负担，阻碍了上述那种革新。从技术上讲，肯定是可以革新的，但从社会与政治上说，或许不可能进行改革。欧洲人作为个人，作为民族，常具有卓越的理智、洞察力和行政手腕，但这些因素同传统的势力、感情以及复旧情绪将会有一场艰苦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决不能摆脱在欧洲边缘已站住了脚的超级大国的操纵和摆布。看来俄美之间争夺欧洲资源的斗争，不可能有助于欧洲改组的事业。[6]

英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们并没有忘记二战中为罗斯福出卖的耻辱，他们一直在用捧杀的方式削弱美国并借美国之手为欧洲收复在雅尔塔体制中失去的战略利益。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回忆录《旅程：我的政治生涯》的序言中将这个目的说得更加明白：

我想改革英国，使它保留20世纪初、身披世界最强大帝国斗篷的骄傲，同时，面对21世纪的到来，不会由于那件斗篷不再合身而自觉失落和衰退。[7]

10.在当时英国对外宣传工作取得相当的成效，以至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无不羡慕地说：“在英国，宣传被作为第一级的武器使用；在我国，却是失业政客的饭碗，或者至多不过是一些腼腆的英雄们的一种职业。结果宣传对我们来说，其效果等于零。”[8]

[1]盛巽昌、欧薇薇、盛仰红：《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页。

[2]盛巽昌、欧薇薇、盛仰红：《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页。

[3] 1959年6月毛泽东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谈话。转引自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

[4]1959年6月，毛泽东在湖南长沙蓉园和省委书记周惠谈话。转引自盛巽昌、欧薇薇、盛仰红编著：《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 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页。

[5] 日本二战史学者池田德真在《宣传战史》一书中认为英国的宣传战中的风格属“谋略派”，德国属“论理派”，美国属“报道派”，法国属“平时派”，苏联是英国的“亚流”。参见［日］池田德真著：《宣传战史》，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88～101页。

[6]［英］阿诺德•汤因比主编，［美］哈代·麦克尼尔著，叶佐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5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4页。

[7]［英］托尼•布莱尔著，李永学、董宇虹、江凌译：《旅程：布莱尔回忆录•序言》，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 8]转引自王向远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