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老蒋的心腹密友，作为国民党内著名的政论家、理论家，曾辅佐孙先生、老蒋数十年时间，堪称党内顶级大佬。他不仅熟悉中国国情，而且对日本颇有研究，曾经在90年前写过一部研究日本的专著，至今仍是研究其历史、社会，洞察日本民族特性的经典，其观点令国人警醒。这位奇人便是戴季陶，这部奇书便是《日本论》。

戴季陶生于清朝末年，初名良弼，后改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戴季陶早年间曾留学日本，并成为老蒋的同学兼密友。1909年，年仅18岁的戴季陶学成回国，起初担任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教习，后因在报纸上撰文抨击清廷而遭受通缉，遂逃往南洋，不久后便加入同盟会，自此走上追随孙先生的革命之路。

民国肇建后，戴季陶长期担任孙先生的秘书职务，黄埔军校成立后，又出任军校首任政治部主任。孙先生病逝后，戴季陶以其思想的接班人自诩，并创建所谓的“戴季陶主义”。老蒋通过政变上台后，戴季陶作为他最忠实的智囊，先后出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考试院院长、国史馆馆长等职。1949年2月，老蒋兵败如山倒，戴季陶对前途绝望，遂在广州饮药而死，终年58岁。

戴季陶酷爱读书、学贯东西，文化理论功底极为深厚，除著有跟“戴季陶主义”相关的小册子外，还有《青年之路》、《学礼录》、《东方民族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在世界之地位及其价值》等书问世，此外最有名的一本著作，便是深研日本文化、制度后写就的《日本论》。

《日本论》成书于1928年，由党内大佬胡汉民作序。虽然只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而且也没有严密的逻辑概念体系，但该书却通过24个章节，对日本的神权思想、政治制度、武士道精神、政党制度、国民思想的产生及发展情况做了删繁就简的解读，同时对当时的日本重要政治人物，如板垣退助、秋山真之、田中义一等人做了简要的介绍，可谓面面俱到。

戴季陶开篇名义地提到君主神权思想对日本社会的巨大影响，一方面是它会带来对外战争的危险，但另一方面却也是构成国民自信心与信仰力的核心，在鼓励民众团结一致、奋发进取上，起着至关重要的“精神支柱”作用。正是这种思想，帮助日本进入现代社会，并能在国际生存竞技场上占据领先的位置。

戴季陶写作此书的目的，在于鼓励国民放弃对日本的傲慢与偏见，扎实深入地研究我们这个一衣带水的邻居，学他人之长补己之短。而最终的目的，则是要在各方面具备战胜这个劲敌的能力。

戴先生在描述国人对日本及日本人研究的态度时，曾不无痛心地指出：“日本人研究中国精细深刻，不遗余力。‘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不知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不知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而中国人研究日本却粗疏空泛，对日本我们大多数人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踏实的研究工作，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可以说是‘思想上的闭关自守’。”

在谈到深研日本的极端重要性时，戴季陶强烈建议：“我劝中国人，从今以后，要切切实实的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功夫。他们的性格怎么样？他们的思想怎么样？他们的风俗习惯怎么样？他们国家社会和国家的基础在哪里？他们的生活根据在哪里？都要切实的做过研究工夫。要晓得他的过去任何，方能晓得他的现在是从哪里来的。”

同时，戴季陶也提到这种研究的最终目的，便是“晓得他现在的真相，方能推测他将来的趋势是怎样的。拿句旧话来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无论是怎样的反对他攻击他，总而言之，非得晓得他不可。”忧国忧民之心，在此书当中展露无疑。

距离此书问世已经过去整整90年时间，然而令国人倍感尴尬的，不仅仅在于后人没有写出过一本更胜于此书的日本专著，更在于很多国民对日本的偏见、误解依旧，依然不肯仔细去研究这个强邻，去了解它能取得各种巨大成功的“秘诀”，更不清楚这个国家对中国的真实意图。这种闭目塞听的心态，实在是要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