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从“腐刑”中得到的一生经验是：学而优则学，仕而优则仕。

倡导“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1]的孔子一生想作政治家，为此颠沛流离，东躲西藏，《论语》中充满了“逝者如斯”的践行精神，结果还是文人的命！孔子至死也想不到他的命运竟如此富有戏剧性：不求，上进；求之，不得。

我们不能设想为政者都是全才，为文者都是无所不知。这与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也要会打仗、拿破仑也能写《资本论》的道理一样。

1848年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投入了那年暴发并很快就失败的欧洲大革命，马克思办《新莱茵报》，恩格斯主抓军事，大革命失败后，从1850年后直到去世，马克思的全部精力就投入到《资本论》的写作之中。在今天可以设想报纸没有主编的后果，确实不能设想世界没有《资本论》的后果。

现实的国家运动跟人的理论思维活动不一样。理论研究能收放自如，可国家，特别是大国，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现实运动则有强大的历史惯性：启动已极不易，收住则更难。中国犹如巨型列车，启动不能不猛，不猛则不能达到效果；但由于国家太大，刹车又不能太快，快了就容易翻车。比如“文革”，来势很猛，原计划只有几年，结果还是拖了十多年，即使这样还刹不住车，副作用很大。可见，为政者比学者更需要时间。

一些学者在进入政界后，往往将学术“立言”规则用于政治“立功”。他们不懂“为治不在多言”的道理，不愿将大量时间用于下面细致的人事及其思想工作，而是愿意在台面上表达其“新思维”。他们论人主才气，论事以奇新，行文断字则以所谓“逻辑”“框架”或“范式”论高下，全然不顾实际运作的可行性。其结果往往因不适应而苦恼。历史上有太多的才子——典型的如唐朝李白——在从政路上被折腾得失魂落魄，更有许多还无谓丢了性命，但至死仍不知其所以然。

为政者侧重“立功”，为学者侧重“立言”。立言多依重逻辑。熟练运用逻辑是学者的长处，只要逻辑成立，学者完全可以提出诸如“上帝死了”之类的命题。但逻辑的极限便又是学者的短处所在。立功则多依重经验，而经验恰恰是人类弥补逻辑不足并实现逻辑改造的重要工具；在相当的情况下经验还是反逻辑的。比如，真理多是从对立面推送而不是从单纯自身“顿悟”出来的。黑格尔说历史是“恶”的[2]，老子说反者道之动[3]，都是这个道理。

与面对纳粹德国的突然崛起，布哈林书本上的国家建设逻辑不得不让位于斯大林的斗争实践经验的道理一样，在偶然性，尤其是在偶然突发的重大历史事件面前，学者的“逻辑”，尤其是所谓“科学”的逻辑，往往会集体失语并让位于经验。

[1]《论语 • 子张》，刘俊田、林松、禹克坤译注：《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6页。

[2]“人性本恶这一基督的教义，比其他教义说人性本善要高明些。因此，应该依据这一教义的哲学上解释来把握它。”［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8～29页。

[3] 陈鼓应译注：《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