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以战国策派闻名的林同济，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撰写了有关东北问题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他认为，文明与地缘对应两个层次的“天下”，一个是等于中原汉地的“天下本部”，一个则囊括了作为“天下边陲”的夷狄之地，两种“天下”的张力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东北是中原与北狄和东夷三角关系的交汇处，中原开拓北疆的主导原则就是联合“汉化”程度更高的东夷对抗北狄，即“以夷制狄”。清朝沿用中原与东夷合作的策略，确立了满、汉、蒙、回、藏的基本统治格局。林同济自觉身处“新战国时代”，广泛征引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秉持“汉化论”的同时超越长城视野，充分肯定边疆民族和清朝在奠定现代中国版图中的贡献，同时又规避了一些研究者过分突出边疆特性的偏差，有助于理解今日中国的形成及其与世界的关系。

【关键词】林同济；以夷制狄；天下本部；天下边陲；汉化论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被迫卷入现代国际体系，既面临重新理解与世界关系的外部秩序问题，又有如何对待自身绵延数千年传统的内部秩序问题。二者合观，即谓在近代欧洲带动的世界体系中何为“中国”的问题。“中国”一直包含文明与地缘两重要素，不过“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历代正史《地理志》也多讲《史记》所述“在德不在险”，旨在强调文明比地缘更重要。被拖入现代国际体系的清政府不得不学习全新的国际关系原则，这一过程也伴随着晚清中国的民族危亡史。

近代中国东北屡遭俄、日觊觎，成为中国人认知主权与领土问题的典型例子，蒋百里早在日俄战争前就指出“今日之满洲，将来中国全部之倒影”。林同济（1907—1980年）于1928—1934年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先后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其有关中国与世界的思考即从中国东北展开。林同济1929年获得硕士学位，硕士学位论文《日本在中国东北铁路事业的政治面向》（Political Aspects of the Japanese Railway Enterprises in Manchuria）当年在美国出版，次年出版中文版《日本对东三省之铁路侵略——东北之死机》（上海华通书局1930年版）；林氏1934年完成比较政治学博士学位论文，题为《汉人向东北延伸的方法与机制》（Chinese Expansion to the Northeast:Methods and Mechanisms）。此文以往被误传为“日本在东北的扩张”，标题中行动主体的一字之差可能使我们错失林同济对中国疆域形成的关注。林同济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执教，1940年创办《战国策》杂志，力倡“战”“国”“策”，揭示当时中国所处的“新战国时代”，遂以战国策派闻名。

林同济的治学取向与家国命运紧密相关，其留美之际，国民党北伐并于1928年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不久中国又陷入军阀混战，更有列强继续环伺疆土。冯家昇指出，“边疆之学，吾国学者向来视为偏僻而不关宏旨”；“关于西北，吾国学者虽逐渐有系统之研究，其在东北则向无人过问。”林同济恰恰以东北为题，两篇学位论文分别撰写于九一八事变前后，是其一生中仅有的两部系统论作，由此可以窥得他对中国历史演进的规律性思考，进而了解其根本问题意识和战国策派主张的思想基础；而其论及中国疆域形成涉及的“汉化论”等问题，仍是今天学术界讨论时的重要思想资源。

关于林同济的文献汇编已有多种，其关于东北的论述亦有学者提及，但未引起足够关注。许纪霖曾揭示林同济的三境界——“国的境界”“力的境界”和“自然的境界”，确定了此后研究林氏的基本框架，即：以20世纪50年代为界，将其思想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主题是政治（强调“战国”与“尚力”），后一阶段的主题是文学（研讨莎士比亚和庄子）。这样一来，林同济的思想似乎只被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战国策派兴起，而他早年留美期间关于“中国”形成的思考却付之阙如，本文便致力于此。

一、“中国”：文明与地缘

“中国”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林同济指出，西方人使用“中国本部”（China Proper）指称中国长城以内的内地十八行省，其实是把“中国”的复杂意蕴消解为一个狭隘的地理概念，不能充分对接“中国”的所指和能指，既忽略了“中国”概念的文明—政治内涵，又狭隘地把满、蒙、回、藏地区都排除在中国领土之外。顾颉刚也反对使用“中国本部”的概念，他注意到，该语词背后蕴藏着日本在现代国家疆域奠定时刻悄然将边疆民族聚居地从中国割裂出去的企图。“中华帝国”则是指称中国的另一个常用词，同样不能囊括“中国”的意蕴，反而容易与现代欧洲列强中积极扩张的帝国相混淆。

从根本上说，中国是一个“种族—文化意义上的实体”。追问中国人种的源头，很难绕开拉克伯里（Lacouperie）的“中国人种西来说”，王桐龄则认为黄种人发源于帕米尔高原；林同济虽然援引二人作品，但将此类问题留给李济等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处理，毕竟“近代考古学的目标就是修国史”，而李济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正立意于此。林同济关心的是中国文明发源于何处，他以黄河为母亲河，认同中国文明发迹于中原，中原（华夏/汉人）之外的四边都是“边民”或“蛮族”。他判定中国定型的历史进程是由华北地区的黄河流域向四边实现“全方位延伸”，北及辽河流域，南至长江流域，西通西域，最终从“中原”延展为全新的“中国”。

这一进程使“中国”有两层含义，首先指“中原”，其次则涵盖四边，由此成为“世界帝国”（world empire），即“天下”。林同济认为，上述两义正是文明和地缘意义的两种“天下”，二者的张力规范了中国历史的展开。从文明的意义上讲，“华夏之土”遍布“王道”，而蛮族则是“文明之敌”，中国不包含四边也就不可能是“整个世界”。但从地缘上讲，“文化的和政治的疆界无须一致”，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应当就是“整个世界”，其普世性体现为军队没有“防御”概念，只有“治安功能”，因为“防御”的前提是国际体系中的“对等国家”预设。

文明与地缘两种视野的“天下”相互角力，旨在将中国塑造为文明—地缘合一的国家。不过中原“不具掠夺性”，从不发动“扩张战争”，其地理伸展是“消极延伸”而非积极扩张。据林同济统计，从孔子时代到清朝，“有一半的中原延伸，都是通过武力失败后的和平攻势展开的”。中国不谋求“大帝国”，而是“积极的执行防卫战争”，可以说是“勉强的天下主义”，“有征无战”，只在遭遇边疆民族来犯时才施展“汉化”的文明力量。林同济进而化用“中国本部”一词，提出一组专门分析“天下”的新概念：“天下本部”（Empire Proper）和“天下边陲”（Empire Exterior）。

“天下本部”是文明意义上的“中国”范围，也是实际的中国，虽说“域民不以封疆之界”，但不等于没有防御行动。“天下边陲”则指四边，与“天下本部”合在一起才是理想的天下——天下的最大范围。“文明论”视域一方面催生中原与四边对立的文野之分，另一方面又让汉人成为“传道民族”（evangelistic people），向四边敞开汉化的大门，树立文化边疆的同时也提供了消解之道。两种“天下”的张力推动“天下本部”向“天下边陲”延伸，在边地“屯垦”（colonization）。但林同济直言，中国只是为了拱卫中华文明才被迫征讨北方边疆民族，与现代欧洲列强的帝国主义不同，屯垦也不是宗主国榨取殖民地利益的殖民主义。“colonization”一词，既指西方压榨性的殖民又指中国的屯垦，林同济使用同一个语词指称并不相同的内涵，反倒提示读者详加辨析。

二、东北：中原与夷狄之交

要将四边“蛮族”也纳入中国，就必须先让其完成“汉化”。但林同济特意提醒，不应以笼统的华夷之辨看待边疆民族，错误地以为它们是均质的夷狄。秦、汉、唐时期，中国的威胁主要在西北边。隋唐以后，中国的政治格局从东西发展转向南北发展。林同济完成博士论文时，他清华时期的同学冀朝鼎正在撰写的博士论文也明示，秦汉以后，南方边疆民族逐渐归化，在中国经济史中作用更大；但北方边疆民族的政治军事影响更大。从政治—军事的角度看，四边之中参与中国历史最深的是北狄和东夷，但林同济提示二者差别很大。中国人虽然没有走向海洋，但因为农业文明的“乐水”，拥有优良水系的东北就成了中国“天然的家”。此外，林同济还援引段注《说文解字》，指出从文明的角度讲，北狄与东夷也不能等量齐观，“北方狄从犬，惟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与夏不殊”。

边疆民族汉化程度与其对中原的政治威胁成反比，林同济认为北狄终究是“化外”之人，因此对中原威胁最大。“因为北狄的游牧习性，以及他们当中若干大规模帝国的频繁兴衰，很难为他们设计固定习性。”换言之，欧亚大陆上的游牧民族不能为中原文明所含摄。林同济依照“汉化”程度区分了四种夷狄：1.卫满（朝鲜）。2.肃慎。肃慎为周、秦以前之称，隋、唐称靺鞨（建国“渤海”），辽、金、元、明时为女真（建国金），清时为“满洲”（建国后金—清）。3.东胡，分为乌桓与鲜卑二部。鲜卑一系，慕容氏建立燕国，拓跋氏建立魏国，宇文氏建周；契丹一系继之而起，耶律氏建立辽朝；室韦一系成为蒙古而建立元朝。4.匈奴。四者之中，朝鲜和肃慎是“汉化”程度最高的东夷，而北狄则包含东胡、匈奴各分支。北狄与东夷的边界是大兴安岭，与中原之间则形成“交界带”，以长城和群山（贺兰山—阴山—大兴安岭）为界。中原（“天下本部”）的“长久难题”就是如何确保“交界带”免受游牧民族的控制，并将入侵者“安顿为合礼的臣民”。

林同济将中国历史化约为中原与夷狄的互动，又从地缘和文明的角度指出，由于中原与东夷更亲近，因此中国历史演进中出现了“以夷制狄”现象。比起“以夷制狄”，人们更熟悉“以夷制夷”。“以夷制夷”背后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逻辑并非中国独有，现代欧洲国家的“攻守同盟本质上就是以夷制夷”。欧洲第一个现代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后，国家不再以宗教意识形态划界，转而可能与非我文明的国家结盟，宣告现代欧洲国际关系优先考虑地缘政治和权力政治。“均势”成了诸大国的常用手段，甚至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后写入国际条约。

在林同济的博士学位论文中，“以夷制狄”与“以夷制夷”的表述都是“fight the barbarians with barbarians”，但前者不只是权力制衡，而是包含以下三层要素。1.文明含义，中原与夷狄的交往不只是政治—地理关系，更是在推进夷狄的“文明化”。2.“分而治之”，联合“汉化”程度高的东夷对抗西北和北边的北狄，避免夷狄联合对抗中原。3.“在地化”，以“汉化”的世袭制度使夷狄依赖土地，打破其相对于汉人定居生活的流动优势。

既然影响中国历史变迁的关键在于中原与北狄和东夷的三角关系，那么作为三者相遇之地的东北地区就成了中国历史演进的一个缩影。林同济将东北细分为三部分：近东北（Near Northeast），指辽河水系覆盖的领土（辽西和辽东），对应民国时期辽宁和热河两省；大东北（Greater Northeast），指吉林和黑龙江两省；极东北（Extreme Northeast），指俄国的沿海州、阿穆尔州及其之外的区域。

辽东是整个东北“天命”的关键。从经济上看，辽东占据“近东北最肥沃的流域”；从历史上看，它是“最早屯垦和汉化最彻底的区域”。无论攻守，辽东都是“东北亚的要害”。一方面，辽东是保卫滦河水系的关键，可以防御北狄从此跨入黄河流域直逼中国内陆；另一方面，它是“确保东北帝国的首要前提”。从周朝到明朝，东夷多取径海路到辽东，但中原人通过陆路到辽东，因此辽西自然就成了辽东安全的最低保障。传统的“辽西”概念指燕山山地以北、西拉木伦河以南、医巫闾山以西与七老图山以东的区域。从地形上看，辽西走廊位于蒙古高原、华北平原与东北平原的结合带，“向南可以俯瞰冀北，向北和西北可以俯瞰蒙古平原和沙漠”；从生产方式上看，此处正是北方游牧区、东北渔猎区与中原农耕区的交汇处。林同济特意强调这一枢纽位置的“双重意义”，“占据辽西，就能够切断整个东北与中国其他部分的联系”，当然也可以反过来保卫辽东，据此实现中原在东北的延伸。进而言之，其“战略意义”又不局限于对东北的“地方性意义”，“还在于对整个东亚全局的影响”。因此，林同济总结出一条地缘政治“战略法则”：“谁控制了辽西，谁就控制了敌人的天命。”失去辽西通往辽东的热河线，就意味着“中国实力的衰弱和随之而来的夷狄崛起”。林同济认为明朝中后期不能理解这种“致命关联”，导致“整个东北的防卫体系”随之崩塌。

林同济所谈不仅是东北，更是天下的“天命”，与当时革命派大多关注明清易代带来的异族统治问题相比，他更关心政治地理，还意味深长地提示，日本1933年进攻热河省时，一定心知以往的北狄路线——北狄通过西拉木伦河抵达热河山区（燕山滦水），从而借助辽河掌控辽东命运，也可以通过滦水南下进攻黄河。日本对中国东北战略路线的把握，显然与其政学两界的东北史地研究有关。

三、“新战国时代”的东北史地研究

甲午战争以来日本的侵华意味着对中国而言“外国影响第一次更多地来自海外的东方，而非陆上的西方”。林同济以为从此以后直至日本全面侵华之际，正是中国的“新战国时代”。1900年俄国占领东三省，要把它变成“黄俄罗斯”。在此背景下，日本于1904年掀起日俄战争。当时，与政治军事行动相伴随，世纪之交的日本学界对中国四边产生了浓厚兴趣，出现“满蒙回藏鲜”之学。

明治以前，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历史地理研究很薄弱；甲午之后，日本就出版了《满洲地志》。林同济注意到，内藤湖南于1900年发表的《明东北疆域辨误》，根据永宁寺的碑拓纠正了清代官书《满洲源流考》对明朝经营东北的刻意回避，证实明代东北疆域确实远至黑龙江口一带。此后，白鸟库吉主持的满铁历史地理调查部大大推动了关于中国东北的研究。其成果《满洲地理历史报告》第一期项目聚焦辽代以后的东北和朝鲜半岛，箭内亘是那珂通世的亲炙弟子，负责元代；稻叶君山师承内藤湖南，参与调查部又受到白鸟库吉的训练，负责清代。第二期项目向辽代以前追溯，箭内亘负责南北朝，并与稻叶君山一起负责汉魏部分。满铁历史地理调查部的研究设计显然是要全面了解东北历史，以期为攫取东北的政治军事行动服务。相较而言，这一时期中国自身的东北研究则极少。

和田清指出，那珂通世、白鸟库吉、桑原骘藏等人推动了日本满“蒙史”地研究。日本学界还逐渐以“东洋史”取代“中国史”，不再以“中国史为中心”，“而必须包括东洋诸国、东洋诸民族的历史”。历史学科设置的变化透露出日本全新的国家定位：企图以日本主导的“亚洲主义”取代中国主导的朝贡秩序。日俄战争之前，白鸟库吉和内藤湖南都曾撰文论证东北乃中国固有领土；日俄战争之后，白鸟库吉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中国的历史和统治疆域发出学理挑战：一方面提出“尧舜禹抹杀论”，质疑中国上古史；另一方面又提出“满洲中立化论”，试图将东北从中国割离，指出“满蒙”对日本而言：“一为北门之锁匙，一为东洋和平之保障，今满洲蒙古为欧亚联络之最捷径，处于未来东西文明接触圈内。”

中华民族危亡时刻，不少革命者主张将内外秩序问题合并为“满洲”异族统治的问题，从而选择“排满”。此时，日本政学两界也逐渐将“满洲”一词由族名转换为地名，进而生造“满蒙”一词，这样一来，“排满”革命势必落入将东北排除在中国疆域之外的话语陷阱。日本进一步推出“满蒙非支那论”，鼓吹“日满蒙一体”和“日满鲜一体”。稻叶君山就主张“满蒙不可分”和“外族统治中国进步论”。他还进一步提出“满鲜不分”和“日满不分”，把“中国”限定在所谓“中国本部”，将北边与东北亚都纳入日本帝国的势力范围。稻叶君山于1914年出版《清朝全史》，次年出版《满洲发达史》。林同济大量征引其作品，因为在《满洲发达史》之前国人尚无东北全史，而《清朝全史》则是萧一山《清代通史》出版前“泛述清史的唯一作品”。不过，他知道稻叶君山在学术上“志殊足称”，但政治上的“大和主义式”论调“用心亦殊可畏”。

林同济发现，与分裂中国东北的学理论证同步，华盛顿会议以来“日本对华政策愈集中于满蒙”，对外宣传强调“日本在东三省之一切经营及其目的，全属经济性质，毫无政治意义”，“夸张东三省二十余年之经济展进，全借日本之努力”。1923年，矢野仁一提出“满洲非中国领土论”，与白鸟库吉如出一辙，主张将满、蒙、回、藏从中国分离。与之相应，日本出现元老主张的“满蒙经营论”和军部的“满蒙支配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主张源源不断。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破坏东亚国际秩序，打破华盛顿会议及《九国公约》对中国主权的“保护”，“由满蒙之特殊地位扩大为东亚门罗主义、东亚共荣圈，欲独霸中国”。这直接刺激了日本的中国东北史地学研究，随后日本“关于东北之著作，层出不穷，直令人应接不暇”。相较而言，中国学人虽然1927年便在南开大学成立“满蒙研究会”，但彼时未能形成研究东北问题的举国风气。不过，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也逐渐觉醒，转而以清末“研究西北地理之精神”研究东北史。如，最具代表性的是，1931—1932年间王芸生撰写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由天津大公报社出版。

1931年秋，傅恩龄编撰的《东北地理教材》问世。傅斯年有感于九一八事变，也迅速组织学者赶制《东北史纲》，原计划出五卷：1.古代之东北（傅斯年）；2.隋至元末之东北（方壮猷）；3.明清之东北（徐中舒）；4.清代东北之官制及移民（萧一山）；5.东北之外交（蒋廷黻）。他自陈编撰动机就是要回应日本在东北问题上发起的学理和政治挑战。所谓学理挑战即日本的“满蒙非支那论”，政治挑战则是日本对中国东北的领土主张——《田中奏折》已明言：“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1932年，日本推动成立“满洲国”。此时，傅斯年等人的工作就是要先从历史上论证东北属于中国，进而引出日本侵略东北的法理问题。可惜的是，这套《东北史纲》最终仅出版了傅斯年亲自执笔的第一卷。

陈垣指出，当时的中国研究“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到中国的”。缪凤林亦认为当时“研究东北史之重心，不在吾国，而在日本”。桑原骘藏就基于日本人“以东亚主人翁自任”，以为日本的“中国史学者可以贡献于世界之事业”，“其最适当者莫若中国历代正史之整理”。在“中国单骑苦抵日俄两国之夹攻”的“新战国时代”，林同济以东北开发为线索，梳理中原与夷狄三角关系构成的“中国”形成史，有意回击日本政学两界对中国东北的觊觎。

鉴于此，林同济博士学位论文主要参考了三类文献：一是正史典籍、地图编年和文献汇编，二是海外中国研究专家的论著，三是中国学者最新研究成果，包括前述金毓黻、傅斯年、陈垣、萧一山、王桐龄等人的成果。其中，日本学者被征引最多，除上文提及的日本学者外，还有狩野直喜、池内宏、滨田耕作、羽田亨、田中秀作等东洋史学的一时之选。林同济广泛征引立场对立的日本研究文献，恰恰是为了以正视听。

四、东北开发与中国疆域

借助大量第一手资料和研究文献，林同济将东北开发史分为两期。第一期即元朝及以前，汉人活动集中在“近东北”，但对辽河的控制经常被打断。直到唐末，接连渗入长城以内的各个边疆民族控制着辽河区域。蒙古征服中原后，汉人得以在辽东区域永居。第二期即明朝以来，明朝早期建立了对“大东北”的统治，实现了外辽与中原的政治统一，清朝则予以巩固。第一期对应傅斯年所拟《东北史纲》第一、二卷，第二期对应第三、四卷；林同济的单篇论文《李鸿章的朝鲜政策（1870—1885年）》则对应第五卷。布局如此贴合，且《东北史纲》和缪凤林的书评《评傅斯年君〈东北史纲〉卷首》都在林同济的参考文献之列，可见林同济与傅斯年有同样的问题意识和政治关怀。

林同济又将第一期细分为四个阶段：从先秦到秦汉时期，中原政权便已统辖东北，并有意从东北向南将统治扩展到朝鲜。“五胡乱华”打乱了这一意向。唐朝统治“近东北”，在外辽区域建立“宗主权”，直至安东都护府废止。辽金元时期，从政治上讲，“大东北”与“近东北”连成一体，二者的命运与东亚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他指出，这四个阶段出现过三个统治东北的北狄政权。其中，“五胡乱华”时期的慕容鲜卑是统治东北的第一个非中原力量。北狄掌控东北，但没有造成“中原文化的退出”；中原虽然在政治上衰落了，却还是深刻地影响了“夷狄的心灵”，掌控了文化和行政的安排规则。唐设置安东都护府管理东北和朝鲜，意味着中国疆域第一次北达松花江和乌苏里江，南至整个朝鲜半岛。916年，契丹建国，随后占据燕云十六州成为“东北的绝对主人”，缔造统治东北的第二个北狄政权；宋朝建立后也未能改变东北现状。林同济认为，鲜卑和契丹都是因“汉化”才得以实现“政治崛起”，说到底是“文明化”推动了疆域开拓。契丹败北后，与之有亲缘的另一支北狄势力蒙古崛起。蒙古胜金是北狄再次战胜东夷，并且建立了第一个实现大一统的北方民族政权。林同济由此谈论中国巨变：

第一期是中国势力主动一切的时代；第二期，是世界政治侵入远东范围，中国与东北一齐卷入漩涡的时代。第一期内的匈奴、鲜卑、蒙古、满清的扰寇与第二期内的日俄侵略，其性质大大不同。前者不过是游牧民族的侵犯……游牧民族之侵中国，实是一种向心的运动。表面上似乎是主动进攻的行为；根本上，却是被吸被动的举动。其进攻农业地带愈深，则其离根愈远，失据愈甚，而受汉化的危险愈大……中国对边地民族……总握气运的枢纽。

对林同济而言，上述历史事件及其对应的史料可以证明中国对东北的开发古已有之。其中，元朝使中国真正摆脱了长城的束缚，大大开拓了中国的疆域，从而为明、清两朝开发和统治东北奠定了基础。林同济的重点就放在明、清两朝的东北开发史，因为正是它们决定了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定义时刻，东北成为现代中国主权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明代元而起，却并未一劳永逸，蒙古势力没有彻底消退，东北方向还有女真崛起。就明朝安全而言，中原与夷狄的三角关系具体表现为与蒙古和女真的关系，“天下之事，惟夷狄为大，而夷狄之害，北虏为最”。恰如林同济所言，北狄为害比东夷更甚，明朝认定蒙古与后起的瓦剌、鞑靼威胁最大。明太祖意识到，“五胡乱华”以来，长城没能真正保卫中原，抵御住来自东北的威胁。要“守护文明”，就要把长城与贺兰山—阴山—大兴安岭山脉之间的“过渡地带”也纳入统治，林同济自然很重视明太祖的东北经略之道。

首先，明太祖在“近东北”设置了三道防线。1.在西拉木伦河以北设兀良哈三卫。此地有汉人、女真和蒙古三股势力渗入，无法作为“独立的政治单位”，设置三卫能使之免于蒙古统治，又防止其与女真过从甚密，成为汉人与夷狄之间的缓冲地带，“东捍女直［真］，北捍蒙古”。2.设全宁卫掌控西拉木伦河，保障辽西与辽东之间的热河线。3.中原的最后一道防线河北—山西防线。明太祖共二十六子，仅东北方向就安排了八子拱卫：长城内设四王，东北有四子出任塞王，一个在热河、三个在辽东。

其次，林同济认为，明太祖意识到“蒙古与女真的政治融合不可避免地会伤害中原”，即便在1390年对蒙古残部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明朝也主要在预防蒙古人复兴元朝，所以采取以夷制狄、分而治之的方式联合女真控制蒙古。太祖和成祖设置许多当地人充任的女真卫（隶属于奴儿干都司），将其纳入辽东军政范围，避免蒙古与之结盟。林同济认为，明太祖没有在蒙古和瓦剌等北狄之地设置卫所，是因为女真的汉化程度更高，所以张廷玉等编《明史·外国传》中有兀良哈、蒙古和瓦剌的专章，却不列女真。此处，他显然先入为主，过分强调“以夷制狄”的“中国”形成论，以至于忽略了清人编《明史》不将女真列入“外国传”恰恰符合官修史书的特点，要知道明修《元史》也没有《红巾军传》或《吴（朱元璋）传》。不过，若撇开他对史书撰写体例的分析偏颇，仍不妨沿其思路理解明清时期的东北地位。

最后，太祖在东北设辽东都司、大宁都司和奴儿干都司（大宁都司“左控辽东，右制蒙古”，靖难之役后大宁都司被撤，辖下兀良哈三卫改隶奴儿干都司）。任命边疆民族人士充任在地官员并册封名器，使东夷有依附土地的血缘继承观念和荣誉感，降低其相对于汉人定居生活的流动优势。矢野仁一恰恰基于这一理由判定女真兀良哈地区的性质与辽东都司不同，因而不属于明朝疆域。将羁縻视作独立，显然是一种误解。林同济的征引对象正是其解读史料时不言自明的论敌。

林同济充分肯定了明太祖的东北经略，但认为成祖朱棣统治时期热河线上的所有卫所全被废弃，兀良哈跨过西拉木伦河导致第一道防线失守，进而占据游牧人和长城之间的无人区过渡地带导致第二道防线失守。明朝的失败就在于放弃以夷制狄，从而失去热河线，最后丢掉东北乃至整个天下。不过，林氏此辨略有偏颇。朱棣虽将大宁等地划归朵颜三卫，但终永乐之世，热河仍受明廷控制，战略收缩和被动防御是仁、宣二帝以后之事。即便朱棣有让出热河的意图，他依然有战略布局，仅永乐初期，“由女真、明朝、哈密构建的从东、南、西三个方向的对蒙包围网已正式形成”；另外，女真部落编入的“羁縻卫所”在洪武年间仅五个，至永乐中期已近二百个，亦可佐证。

努尔哈赤兴起前，蒙古是明朝的主要威胁。萨尔浒战役后，东北逐渐成为首要威胁。明朝统治东北失策，建州女真得以在东北崛起并最终取而代之，这是东夷战胜中原。但因为“汉人很快接掌了其征服者的视野和观点”，林同济认为这本身仍可以说是中原向东北延伸的重要一步。

他指出，满族入关后最初几十年仍有反清力量，但因为清朝接受汉文化的主导，文化反清不复可能；而随着遗民逐渐去世，政治反清也无从谈起。关键还是满汉一体之策，八旗本就有汉人和蒙古军官；康熙、乾隆时期更是因为满族贤达的数量劣势而与汉人共治。入关近一百年间，清朝实际上还鼓励汉人进入东北，用辽东的满汉一体排除蒙古与朝鲜人进入东北。顺治十年（1653年）清政府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授官例，康熙七年（1668年）即予以废止，但并未停止移民。乾隆五年（1740年）以来，清政府颁布针对东北的封禁令，封锁了从山海关、内蒙古及奉天进入东北的陆海通道，虽然使东北成了“汉人眼中最神圣的地方”，但也因此“与中原疏离”。林同济特意指明，这一点直到他写作的20世纪30年代都未被充分注意——而日本人注意到这一点，因此加紧对东北的经济开发，进而谋求在东北的政治权力。

整合东北的进程始终受北部边疆民族牵制，只有满族通过联合漠南蒙古平定中原，才破解了中国历史的北部边疆民族难题。林同济感慨：“历史力量经常会以奇怪的方式实现其目的，当中原不再努力合并外辽区域时，外辽区域却自行与中原合并了。”他认为清政府最大的成功正是“处理了蒙古问题”。

16世纪中叶，蒙古东进威胁热河；满族定鼎中原后，虽然允许蒙古人留在热河，但将热河纳入直接管辖。林同济认为“热河狩猎”是清朝的独特“制度安排”，以此保持“满洲”的武德技艺，更重要的是确立“皇帝直管热河”。清朝能够成功统治热河线，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是使用汉唐之策，推动“满蒙联姻”；二是利用喇嘛教，与蒙藏结好。林同济将守住热河线从而保障东北安全视作“汉化”的结果。更重要者，满族入主中原，统御满、汉、蒙、回、藏，终结了以往中国北疆的安全威胁，“开辟蒙古、新疆、西藏、东三省之大中国”，奠定了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基本格局。

林同济特意指出，1636年皇太极建立“大清”，由“金”到“清”的转变固然是要遮蔽新朝的“女真起源”，更是说明新天下由中原、北狄和东夷联合而来，并非独属于东夷。土地合并的过程，也是民族气质交融的过程。“满洲”、蒙古与中原的聚合，是北狄与东夷的武化与中原的文化相结合。承德避暑山庄的丽正门就采用满、汉、蒙、回、藏五种文字书写，亦足见当时政治文化。汉人与边疆民族的交往不仅有“汉化”，也有“胡化”，二者结合才促成中国的形成。缺乏文化则流于野蛮，缺乏武化则会失去边疆进而亡国。陈垣（“元西域人华化”）、陈寅恪（魏晋“胡化”）和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均有相关研究，或明或暗地指向“多源一统”或“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建构。

林同济当时已经意识到，一些“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的中国史家”认为清朝是“异族王朝”（alien dynasty）或征服王朝。这种想法是用种族民族主义的观点看待“非民族主义的东方”，而观察中国恰恰需要“非种族民族主义的眼光”。在“新战国时代”，林同济从民族融合与疆土扩大的角度充分肯定了清朝为中国现代版图形成起到的奠基之功，可谓何炳棣《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的先声——而何炳棣恰曾受教于战国策派同人雷海宗。

五、“中国”形成与边疆视野

19世纪中叶以来直至中华民国建立，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定义时刻。中华民国以承认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前提，换取对其合法继承清政权版图的国际承认；延续满、汉、蒙、回、藏的统治格局，以“五族共和”扬弃排满革命，采用五色旗为国旗（取代武昌起义时仅象征汉地十八省的九角十八星旗），申明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历代王朝的疆域都没有附着现代主权观念，清朝的版图却不再是历史中国某个阶段的疆域，而成了具备国际关系法理的国家领土。此后的领土变迁，都往往被要求追溯到这一时刻予以复原。谭其骧主持绘制中国历史地图，便将18世纪5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的疆域视作历史中国的基本版图。

林同济曾征引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而后者的一大贡献就是打破长城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束缚；李济也反复提示要“打倒以长城自封的中国文化观”，“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东北是中原最早延伸的地方，却最晚纳入中国固定版图。秦一统天下，在小范围长城的基础上修筑秦长城，将游牧区与农业区作政治—地理区隔，由此规范了后世中国的内部结构，限制了汉人的活动空间与政治视野。由辽、金、元奠基，明、清最终打破长城的束缚。

无论汉人与夷狄孰为统治者，中国对东北的统治都意味着走出了长城的束缚。林同济跨越长城局限而在欧亚大陆格局下思考中国的形成，除受拉铁摩尔影响之外，可能还获益于克纳（Robert Kerner）。克纳早在1931年就组织东北亚研讨班，研究中、日、韩三国的版图变化。1932年，中国国内报刊首次出现“东北亚”（Northeastern Asia）一词，正出自林同济翻译矢野芳三郎的报告，这篇译文就提到了这个研讨班。林同济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五位成员中，克纳、兰登（Edwin Landon）和马如荣（Ng Wing Mah）都是研讨班的重量级人物。克纳最初研究西斯拉夫、南斯拉夫与德国人的关系（欧亚大陆西部），进而转向东斯拉夫历史，包括俄国与土耳其的关系（欧亚大陆中部），最后落脚于俄国在亚洲的位置及其与中日的关系（欧亚大陆东部）。林同济或许正是受其影响，超越长城的政治—地理阻隔，在欧亚大陆的大框架中思考“以夷制狄”的中国历史及其对东亚的影响。

克纳的备忘录提到，林同济1932年“还没有选好博士论文的具体题目”，但他对“内外视域下的满洲问题”非常感兴趣。随后，林同济提出了一个“中国与边疆”（China and Borderlands）的研究设想，计划写四卷，分东北（“满洲”、热河）与西北（蒙古、西域）两部分，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两个时段。由于他急于尽早完成学业，只处理了最紧迫的东北史地问题，因为东北问题“事关东亚和平，尤关我国生死”。1933年，日军跨过山海关。次年博士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后，林同济即回国任教于南开大学。日军轰炸南开大学导致林同济丢失大量材料。因此，他本人虽然迁居西南边疆，却再也无法延续中国边疆史的研究宏愿。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学界掀起“新清史”研究热潮，注重从边疆看中国，强调清朝统治成功端赖“满洲之道”（“满洲”的特殊性）。代表人物欧立德（Mark Elliott）的合作导师冈田英弘就强调成吉思汗缔造的蒙古史是世界史的开端，亦可见“新元史”与“新清史”的渊源。另一代表人物罗友枝（Evelyn Rawski）认为何炳棣的“汉化论”是梅谷（Franz Michael）“开创性的清朝立国研究”的回响，批评他们都过于强调汉人对边疆的规范。不过，何氏的文章和回忆都未提及梅谷为“汉化论”发出的先声。在1956年费正清组织的一次中国经济史学术会议上，刚取得博士学位的张仲礼提交了《中国绅士的收入》一书的摘要，因本人未到场，其导师梅谷代读论文。在场的何炳棣对张文批评甚厉，与梅谷多有争辩。言辞之间，何炳棣似乎从未在意梅谷的相关研究。

梅谷的《满洲统治中国的起源》一书与林同济有同样的思想来源，还明确征引了他的论文。该书1942年问世后，冯家昇、陈受颐都曾撰写书评，认为梅谷充分吸收了拉铁摩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对中国边疆的关注和研究发现，但强调“满洲”入主中原是因为“汉化”而非夷狄在边疆的崛起。经过正反双方的提示，似乎可以梳理出林同济、梅谷与何炳棣两代学人在三个时代对“汉化论”的推动。作为“汉化论”的早期提出者，林同济已经考虑到超越长城的边疆视野，既强调中原对夷狄的文化影响力，又注意到元、清为中国史的绵延扩大注入的新元素。如果何炳棣能够在捍卫“汉化论”的同时，注意并梳理出前代学人的努力，或许会引发更多关注。

林同济喜欢古典文献中讲的“既来之，则安之”，也倾心于雍正再阐释的“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以往中原地区虽然经历边疆民族统治，但最终都能让华夏文化遍布天下，着实有赖于边疆民族统治者的“汉化”；随着欧美西力东渐，带来了另一种“文明化”的主张，“天下”的梦碎是中国既有世界图景的破灭。“汉化论”的文明视野被西方式的文明等级国家体系与齐平化的地缘政治体系取代。伴随这一转变进程，中国人自认为处于“野蛮”状态，极力要进入文明国家的国际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意识到这不是一个文明—野蛮的世界，而是权力斗争的世界。

结语

近代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承受了丢失大量国土的重创，20世纪的东北得失问题就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个焦点。林同济深感现实的民族存亡的压力，有一种“新战国时代”的强烈理论抱负，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撰写了有关东北问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广泛征引海内外研究成果，梳理东北纳入中国版图的过程，从历史的纵深理解中国的形成和东北的地位。在林同济看来，“中国”形成史就是夷狄与中原和合的“汉化”史，虽然汉人的具体治疆策略是“以夷制狄”，但终究要推动夷狄二者“汉化”，促使文明中国与地理中国合一，进而缔造多元一体的大中国。东北是中原、夷、狄三者的交汇地带，也就成了考察三者关系和“中国”形成史的重要切入点；以东北起家的清朝深谙此道而建立了满、汉、蒙、回、藏的基本统治格局。鉴于清朝疆域具备现代国际关系的法理意味，林氏研究一方面从历史出发论证东北系中国有机组成和固有领土，另一方面则揭示清朝多元一体统治格局暗含的国家建构思想，实为中国领土保全提供可资溯源的关键基点。与其说他是在欧亚大陆的视野下重写“中国”形成史并总结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规律，不如说他志在理解中国的世界历史处境，秉持“汉化论”的同时超越长城视野，更呼唤中国人将长城内外共同纳入中国历史的研讨范围，逆转侵略者的分裂主张，塑造完整的中国。

林同济注意到中国历史学家“抱着一种消极的中国中心的观念而写史”，认为边疆是个“黑暗之乡”，总是“轻视边疆”“撤退边防”，正中侵略者下怀；换言之，面对日本将中国压缩至“中国本部”的政治和学理入侵，中华儿女如若继续区分中心与边缘，无助于接续多元一体的“中国”形成史，遑论塑造一个完整的现代国家。于是，林同济疾呼“反边疆的态度，竟成了中国人的第二天性”，希望从此开展“亲边疆的教育”，鼓励中华儿女“向边疆去”。令研究者遗憾的是，回顾20世纪的边政学研究史，未见林同济留美归国之后与相关学人有学术交流或互相引证；或许也正因如此，林同济早年有关边疆视野与“中国”形成的研究一直未受关注。

20世纪40年代，林同济和萧一山都注意到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的美国国家利益论。斯皮克曼主张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要过分打压德国和日本，因为强大的俄国和中国对美国未必有利，而要“利用日本与德国以均衡中国与苏联之势力”。1950年，美国采纳斯皮克曼的策略，欧亚大陆东部局势骤变，东北方向又陷入战火，林同济判定的“新战国时代”似乎仍在继续。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