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  出生于1927年，江苏南通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化素质教育研究，荣获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荣誉奖；2016年10月29日荣获国学终身成就奖。

张岂之在十几年前登上“全球通名家讲谈”讲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请人们不要称他为国学大师。

“给我这个桂冠不适合，我达不到这样的水平。我的老师季羡林先生，他有几顶桂冠，其中一顶就叫‘国学大师’，季先生公开跟媒体讲这个桂冠对他不太合适。我的老师90多岁了，都不敢用，我今年才80岁，当然更不能用。

——张岂之

我不是无师自通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我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这是我们走向民族复兴之路的开端。 这是张岂之先生在荣获全球华人国学终身成就奖的演讲中的一句话。

1927年，张岂之先生出生于江苏南通。因为日寇侵华战争战火弥漫，他来到了陕西城固，就读于西迁至此的北平师范大学附中。1946年夏季，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渡北返后，联合在北平、上海两地招收新生，张岂之报考北大哲学系被录取。

忆起在北大求学的日子，张岂之说：我在北大哲学系受到很好的教育，老师们的教诲使我终生难忘。汤用彤先生的欧洲大陆理性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课程和魏晋玄学，贺麟先生精彩讲述的黑格尔《小逻辑》，还有当时年轻的任继愈先生的悉心教导，都令人受益匪浅。他特别强调说：我不是无师自通者，在老师们的教诲下才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

1951年，侯外庐先生被政务院任命为国立西北大学校长，张岂之受邀做西北大学的老师。他说：西安即古长安，文化积淀深厚。我有机会在古城西安的这所综合大学教书，又有老师的指教，应当是最理想的职业场所。所以，我1952年底兴致勃勃地来到位于西安的西北大学。当时西大百废待兴，生活艰苦，我没有悔意。

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创新精神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1978年取得硕士学位授予权，1984年取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学生来要读什么书？张岂之和同事们商议，要研究生立即读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可能有些困难，最好自编一本《中国思想史》教材。于是自编了70万字的《中国思想史》，1989年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又经过修订，形成现在90万字、两卷本的《中国思想史》，2012年仍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张岂之先生的研究有两个着力点：一是着重研究并阐述中华传统文化有哪些核心理念，这些核心理念的基本内涵为何，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有何变化，今天如何看待这些核心理念。二是着重从宏观上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从这些特点研究中了解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

在一次演讲中，张岂之先生说：学习、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这是不会结题的大课题。今天在座的有老师，也有正在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年轻学人。我们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还要有创新精神，将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转化为与我们时代相衔接的思想文化。这种再创造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却意义深远、趣味浓郁。

从“仁” 到 “和”

张岂之认为，《论语》和《道德经》是中华文化最基本、最重要的两部著作。张岂之把1.2万多字的《论语》归结为两个字，“人学”。张岂之这样解释:“《论语》的中心就是一个:怎么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人怎样才是有道德、有文化的君子？”

孔子曾为自己做如下总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对自己人生的描述，成为后世划分人生的标准。张岂之这样分析:“孔子十五岁就立志学习，成为君子；到四十岁才不摇摆、不动摇；‘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事物发展轨道，即规律性，这个时候才知道事情是怎样发展的；六十岁什么话都能听得进去，无论批评还是表扬都觉得对自己有好处。”说到这里，张岂之话锋一转，“古人六十已经是高龄了，相当于现在的八、九十岁，我今年八十岁了，耳朵仍然不顺，我喜欢听好的，不喜欢听不好的话。我达不到孔子的境界。”

儒家一个重要的价值观是“仁”，孔子曾用四个字对学生解释“仁”的含义:仁者爱人。具体做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做到这一点还不够，真正的君子要“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你自己要站住脚必须使别人也站住脚，你自己要发达，也要让别人把事情做成功，这是君子应有的气度与胸怀。如果说 “仁”是孔子对君子修养的一个基本要求，那么他的进一步要求就是“和而不同”，这也是孔子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价值观。张岂之这样解释:“不同的方面相互结合，叫做和；没有其他东西结合，单一的东西就叫做同。‘和而不同’与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一个含义，这一概念在国外受到热烈欢迎。”

道家和儒家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期产生和发展。老子的著作《老子五千言》，也称为《道德经》，里面阐述的最重要的概念只有一个字，“道”。张岂之很形象地解释说:“道，在春秋末期即指道路，引申下来就是规则、规律。天地从无到有，天地中间这一块空间，老子为它取名为‘无’。‘无’没有形象，不确定大小，相当于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性’，万物便从这不确定中慢慢产生。”老子这样描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张岂之认为老子从这样的推论中告诉人们，天道是自然而然的，人应该学习天道，让生活也变得自然而然。道家的思想在后世被尊奉为智慧的最高境界，并在不断地与儒家思想互相渗入，构成中国文化的主干。

警惕国学娱乐化

随着中国传统文化逐年被人们重视，这方面的书籍和传播渠道也越来越多样化，有观众现场向张岂之提问，用什么方式可以让中国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播，怎样才能让国民将中华文化的精髓延续下去？

张岂之认为，今天光靠书本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大众的需要。在大学里开设中国文化课，是培养青年人文化观念的一种手段，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接触传统文化最便捷的渠道是媒体。媒体用各种电视节目、影视作品、网络信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速度。但让张岂之忧虑的是，如果传播的内容不加规范，国学也可能会沦为一种文化快餐，“文化快餐虽然有其合理性，但它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深度的理性思维，仅仅停留在了表层的视听享受上。长期吃这样的‘快餐’，观众就会营养不良。因此，媒体开设国学的栏目，既要有讲故事的能力，也要具备对史料的深刻理解，只有这样，对历史的阐释才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张岂之的忧虑不无理由，事实上，国学热固然是好事，但也暴露出问题。

此前曾有学者分析，这股热潮反映出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人文教育的缺失，这使得人们渴望弥补自己在文化经典方面的不足，当然，大家希望补充速度越快越好，这就直接导致了书市的一个现象:解读经典的书热销，经典书籍的销量却十分平淡。对国学的过度娱乐化解读，弊端更加明显。从“脱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 ”，推论李白是大唐第一古惑仔；因为“冷月葬花魂”，推论林黛玉是沉湖而死，诸如此类，严谨的考证成了书面的文字游戏，趣味化开始剑走偏锋，以致走火入魔，这种倾向值得警惕。

张岂之希望从事中国传统文化推广的人们，“多做点踏实的工作，少点浮躁与喧嚣，国学复兴的步伐，可能会走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