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至1948年，胡适在北大任校长，当年，29岁的沈善炯在北大生物学系任助教。不久，他收到加州理工学院的入学通知书。

当时，由于国内战事吃紧，国民政府忙于南迁，出国留学的事情无人负责，因此，沈善炯的出国手续迟迟没拿到手，很是着急。就在他犹豫彷徨之际，有人提醒他去找校长胡适。沈善炯第一次见到胡适，发觉胡适先生果然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虽然大名鼎鼎，但平易近人，没有任何架子。

看了沈善炯递过来的加州理工学院的奖学金通知书后，胡适微笑着说：“留学是件大事，此事由北大来帮助你办理。”不到两个礼拜，沈善炯就接到办理护照的通知，于是他再访胡适表示谢意。胡适还以私人名义给了沈善炯90美元的支票作为旅费。林语堂、李敖等人都曾受过胡适的资助，而且有些人往往要等到很久以后，才知道资助自己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适。

1947年8月，沈善炯准备离开北平回南方然后出国，临行前，胡适找沈善炯谈话，提醒他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你在谈到加州理工的导师比德尔时，说他即将获得诺贝尔奖，在没有成为事实之前，这样说是不严谨的；另外你在表达自己的意见时经常说某某人也是这样的想法，这也是不妥当的，自己要说或做的事为什么要搬别人出来？”最后，他还叮嘱沈善炯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只可说七分话，不可说八分话，更不可说十分话。”胡适的话让沈善炯一生受益匪浅。

后来，沈善炯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祖国，潜心研究，踏实做事，攻克金霉素，彻底打破了美国对抗生素的垄断，为我国医疗领域作出了很大贡献。